俗话说“人比人气煞人”。这句话要看用在什么地方，怎样一个比法。如果从自私妒嫉的心理出发不恰当地同人家去比,那肯定是错的，结果是扭曲变形的。如果在公开公正公平的杠杆下去比，杠杆天平显示出极端不公平不公正的结果来,那不公平的一方肯定要义愤填膺。

贫二代哀叹"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对买不起租不起的蚁族城市蜗居者来说，他们面对社会现实，除了无奈，还是无奈。于是社会上出现各种各样的牢骚针贬时弊的段子,如"官不贪，不足以带动第二代；商不奸，不足以富二代；民不奋，不足以饱三顿饭"。说来有些尖刻，它来源于现实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是当今社会的一种透视。

那还是二十七年的的旧事。我第一次到香港探亲，大女儿的一位朋友告诉我她的雀友,中央一位高官的儿子XXX化了3千多万港币买了一艘豪华游艇,不皺一下眉头一次付清。在这些高干子弟的眼里，开奔驰和宝马这种玩意儿纯属小儿科。记得当时的金价，每盎司3200港币,换算一下相当于黄金万两,或3千多万人民币。真夠厉害了吧!当然,他居住在山上的毫宅价格也相当惊人。

那时候，国内成群结队的三代同室的特困户们朝思暮想巴望有朝一日能有总面积二十平米的两房已经是上上大吉谢天谢地了。

曾几何时，文革后期上海有人还在高喊月工资

“三十六元万岁！”的“革命”口号并得到主流媒体的认可,至今人们纳闷还弄不懂。更弄不懂现在，为什么在改革开放的同一起跑线上出发，有的人却在短时间内无声无息遥遥领先十万八千里呢？想来想去“龙生龙，凤生凤”，恐怕同遗传基因关系密切。他们龙飞凤舞一日千里比起穷百姓老牛拖破车的慢慢爬行何止快上千百倍。怪只怪大多数人前世不修今世没有一个好爸爸。

我这里例举一个在澳洲人人皆知的旧闻，或许能证明我的“遗传基因论”是有点小道理的。此人名扬澳洲,比起上面所提到3200万港元买游艇的傢伙不知要厉害多少倍。

谁能买得起澳洲悉尼的顶级豪宅?

几乎所有这里的华人都不加任何思索可以直接告诉你是年轻的XX。因为澳洲全国报纸电视都把它当作新闻热点来报道。此人来头可大，“好爸爸”平地青云腾达到一言九鼎。2008年4月,XX在悉尼Craig-Y-Mao（葵阁墨)的Wolseley Road买下一座豪宅，成交价是3240万澳元,相当于当时的人民币2亿多元。这一笔交易的成功使XX夫妇得到澳洲政府“投资移民签证”的回报。根据中文《澳洲日报》报道，XX嫌原建筑式样老式不合潮流，斥资500万澳元重建。毫宅金额之大,新主人手头之阔绰,令外国朋友侧目惊奇!他们盘算了一下,毛估算，XX总要有几十亿上百亿的家产才能有如此魄力在国外购置豪宅。其实,这位外国朋友还是低估了这位“贵族”的实力，缺乏朝喜玛拉雅山高度的想象力去猜测。

“你们中国人那么有钱？”一位澳洲邻居疑惑不解地问我。我只能报之以苦笑。当时国内的一个大学毕业生的平均月薪在1800元左右折合澳币300元，一年也只有3600。这豪宅3240万澳元相当于一个中国大学生9千年工资的总和，差不多要活上万岁不吃不喝才能凑上这个数。当时中国的贫穷人口为1.5亿,也就是年收入在365澳元以下的群体。这年轻人的钱还不是靠好爸爸输送？当然靠自己致富的年轻人是有一些，但光靠自己奋斗致富的简直是凤毛麟角少之又少，要富到不动声色随手一掷2亿元恐怕绝无仅有。

“那末这年轻人的钱又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不是走私贩毒得来的?”

外国朋友又弄不懂了。

澳洲人总认为一个人的暴富都不外于走私和贩毒，因为不义之财都走的黑色或灰色通道来的。他们就想象不出有其他歪道捷径可走，更想不出有了一个做高官的爸爸便有了金山银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是因为澳洲官场中贪污现象极少。有专门机构监督，有新闻媒体监督，有知情权、监督权的全民监督，政府官员不得黑箱操作。最令一些政客头痛的便是在野党每时每刻用望远镜远眺，用显微镜审视政府各级官员的一举一动,鸡蛋里尚且要挑骨头，如果发现问题马上曝光。哪怕是多报一些差旅费，多收了限价之外的礼品，多买一点昂贵的办公用品。再说，在澳洲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税号，银行开户都要出示身份证明和税号，银行账户上进进出出都逃不过税务局的稽查。除非是私下授受的现金交易有望在眼皮底下滑过，不过都是小金额。至于在赌场洗钱也最终难逃政府机构察觉。

综如上述，他们在可能引发贪污的源头上设置种种关卡,以严密制度和严厉法律为“硬约束”,再加上社会良好的道德屏障和宗教的信仰为“软约束”，是以澳洲抑止官员贪污腐败的力量是相当强大的。

更使外国朋友弄不懂的是中国这些高官敛财一般不仅仅是受贿的模式，而是滥用职权侵而吞之，在暗箱操作中钞票源源不断湧入自己金库 。讲得彻底些便是披着合法的外衣搞非法的勾当。一般老百姓无从查起无法查起。至于那些揭发出来的什么夹墙里藏金，床底下挖洞埋现钞等等都列入苍蝇级别，与那些拥有大量上市公司股权以及通过灰色通道大量洗钱的东海孽龙和西山饿虎相比,无异于小巫见大巫。

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天高皇帝远”,是指中央鞭长莫及监督不到地方。记得前几年中央纪委一位领导也曾感叹过类似的缺馅，那就是“上级监督下级太远,同级监督同级太软,下级监督上级太难,组织监督时间太短,纪委监督为时太晚”。

十八大以来，彻底改变了过去的监督不力的缺陷，而是要求在地方和中央机构自查的基础上有计划地分期分批派中央检查组进驻检査,并在一定的时间里出其不意地二次进驻杀回马枪。与此同时,发动群众全民监督，鼓励民众网上实名举报。

有道是此一时彼一时。随着反贪斗争的深入,民愤极大的有些“好爸爸”终于显出原形成了十恶不赦坏爸爸。如曾叱咤风云一手遮天的周.永康恶贯满盈被判处无期徒刑，长期在他卵翼下那个宝贝儿子周宾,昔日依仗父势非法敛财最近被判十八年徒刑,被处罚金3.5亿元。

周宾犯罪成为阶下囚，固然有他自身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但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有了周.永康这样的一个顶级“好爸爸”家风不正，一步一步毒害了他。毛病出在“遗传基因”上。

这种“父子兵”的贪污模式在官场屡见不鲜。

今年年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近年来查处的腐败案件看，家风败坏往往是领导干部走向严重违纪违法的重要原因。不少领导干部不仅在前台大搞权钱交易，还纵容家属在幕后收钱敛财，子女等也利用父母影响经商谋利、大发不义之财。有的将自己从政多年积累的‘人脉’和‘面子’，用在为子女非法牟利上，其危害不可低估。”

我们有理由相信，降龙伏虎,灭蝇除害,在反贪斗争节节胜利若干年之后，“官不贪不足以带动第二代”这一段子将改写为“官若贪，足以坑害第二代；商若奸，足以延祸第二代；民发奋，足以告慰父老辈”。

当前，蚁族蜗居战鼓雷鸣,斗志昂扬；“贵”族豪宅鬼哭狼嚎，丧魂落魄。在反贪的照妖镜下,原来此“贵”非高贵之贵,乃妖鬼之鬼也。

上海老头于悉尼20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