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碗是不是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中，涉及到粮食生产的保障程度与粮食安全的稳定性，关乎国计民生，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基础。改革开放几十年以来，人们没有碰到过粮食供不应求的现象，自然没有粮食短缺的压力。
 记得多年前在广州，地方电视台播放一则珠三角自有粮食产量不足以保证基本供应的某专家访谈，当时旁边不知谁说了一句在媒体上说粮食有缺口，这不是等同于制造紧张。果不其然，第二天就见街口拐弯处的米店排满了买米的人群，听说还涨了价；由此可见粮食问题有多敏感。经历过粮食短缺的人们心中都有一个解不开的结，无米下锅的窘境始终如阴霾一般笼罩在心头，没有什么比饭碗里没饭还重要。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主席曾提出“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施政方针，那是毛泽东主席深思熟虑后的结果，其中就包含着那一代人的经历与感受。最典型的记忆莫过于抗战时期毛泽东主席为各抗日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而发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也说明了他历来对于解决粮食问题的重视。以粮为纲就是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全面发展就是依靠有充足粮食，才能保障全面发展。同时稳定粮食供给也关乎社会稳定，关乎国家机器是否能正常运转。

 粮食是生活的基本需求，保证有饭吃就是生存的第一要素。联合国粮农组织认为，凡是能食用的物资都属于粮食。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粮食的卫生与营养层面，力图获得既安全又有营养的食物，用以维持健康的生活。

 粮食是赖以生存的必须物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国家，其粮食年消费总量已超7亿吨，而全球谷物的年贸易量却只在4亿吨左右徘徊；在世界粮食贸易量远低于我国每年粮食消费量的前提下，依靠买粮食补充不足就具有一定的风险。同时世界上还有一些国家基本上不生产粮食，或者只能少量生产粮食；一旦世界粮食出现需求大于供应，就会出现粮食短缺的现象。因此我们的观念也必须回到能保证自给自足的层面上来看待粮食生产，要有信心与措施，以我为主立足国内来解决自己的粮食问题，而不能把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寄托在进口粮食上。
 绝对成本学代表人物亚当斯密认为，若一个国家生产的商品比其它国家生产的同类商品的成本要低，那么这个国家就应该生产这个商品出口。生产的绝对优势产生于生产技术的绝对优势。贸易的结果是完全的专业化生产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从这种理论来讲中国农业产品的集约化程度即：“集合要素优势、节约生产成本”的条件，相比较欧美以及日本、南朝鲜的农业成熟与普及，中国农业提高单位效益的方式与形式有待进一步商榷。是以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农业生产粮食的某些品种成本价高于进口粮食价格，倒不如选择进口同类农产品。
 相较于曾经发达国家的农业，中国几千年延续下来的农业单干形式属于“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勉强维持生存的耕种模式。这种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社会结构与心态，让拥有大大小小农场与农场主的欧州各国的粮食生产量与质量都高于中国，这也就是中国近一百多年落后挨打的起因。当然，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说历史，但历史确实存在这样的现象。一个国家在粮食富足有余以后，必然会发展日用品生产，那么发展工业就顺理成章了。工业与国防建设是相依存的关系，产品需要有消费渠道，侵略战争就因为工业发达国家的产品滞销，为占领别国的市场口岸就成为了战争的理由。

 后来，这个农村农业分散单干的问题，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较好的得到了解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合作社，成立人民公社，改变了生产力与生产资源之间的从属关系，让一部分没有能力养活自己的人在集体的力量下共同进步。其实，我们需要客观地分析农业集体生产与农业单干所处的历史环境与各自存在的问题。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生产资源分散，生产资料严重不足，在这种状况下的农民确实需要组织起来，用集体的力量战胜贫困与农业技术的不足，相对于单干来说，集体就是提高粮食产量，让人民活下去的唯一途径。
 中国几千年的小农经济，以及封建王朝的愚民政策，让中国农村与农民长久地陷入极端贫困之中，再加上文盲率达百分之九十以上，民众几乎丧失了自我意识，基本上没有国家的认同感与民族认同感。共产党组织农民参与其中，让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有了旧貌换新颜的动力与底气。试想，如果农民没有组织起来，那时候全国都是单干户，那些参与国家建设的人力资源从何而来，那些农田水利建设谁去修建；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粮食严重不足，如果全国都是单干户，恐怕人们就会看到只能在电视剧里看得到的封建社会的镜头，政府出动军队去驱散成群结队的饥民。很遗憾直到现在依旧还有人在质疑当年的集体化，说什么需要反省照搬前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这些人受资本主义世界的蛊惑，试图这一个论点来推翻历史的正确性。历史无法重来，没有经历过一穷二白的“公知”们并不熟悉那一段历史，就没有资格用自己的想当然去评判过往，历史也不容后人用现时的观念去诋毁前人前事。也许，每一个时期的每一种政策与方针都有自己的局限性，我们就看看从改革开放就开始的农村联产责任制，刚开始的时候确实起到了解脱计划经济吃大锅饭的作用，让农民自由发挥其特长，自由种植，自负盈亏。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曾经的联产责任制也失去了继续为农民们增收的作用，还有可能造成农民手中有耕地荒芜，自己种不来，别人又无权耕种。
 几十年后我们再看农村农民，一直向好经济状况改变了他们的生存环境，也改变了农民们以及农村下几代人的观念，种地已经不是农民的唯一目标。那些曾经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动已成为过去式，其收入根本就满足不了不断攀升的消费水平；一家一户单干又迎来了其发展的瓶颈。走另一种集体化的模式，逼迫着人们尽快作出选择，国家也制定出相应的政策，同意农民土地流转，最终的目的是让土地以农场的形式集中到有能力耕种的人手中，走一条我前面说过的相似于欧美、日本、南朝鲜的农业模式，集中使用土地，集中使用农机具，规范种子、肥料、农药和农业技术中土壤结构诊治等细节，直接纳入政府的可控范围内，做到一年农业产量早知道、农业工人的人工价格早知道，肥料农药使用率早知道、一个地区的收益率早知道。农场不论大小，都属于另一种集体耕种形式，可以减去许多重复性投入，比如可以集中灌溉，减少费用；还可以把施肥，农药，收割承包给专业公司。农场主可以向国家申请贷款，国家还可以用最专业化的农业技术扶持农场种地。如此等等，利益肯定大于单干户。
 联产责任制实际上就是实质性的分田到户，只不过与历史上的一家一户单干不同的是土地为国家所有，集体拥有管辖权，经营权在个人手中，同时国家还减去了缴纳国库的公粮，政府财政还提高补贴，促使农业向高技术的农业集约化转型，用以保证装在碗里的是自己的粮食。
 粮食除了生产需要投入，存储粮食也是很关键的一个环节。因为粮食的存储的时间有限，超过了粮食的存储安定期的限制，超过存储安定期就会造成浪费。
 是以，粮食的存储也成为了关乎饭碗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