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九月，我从乡下去往省城长沙读大学。

学校在长沙的黄士岭。当我七转八拐，风尘仆仆地到达目的地的时候，没有想象中的霓虹闪烁、车水马龙，迎接我的是一条被雨水和车辆蹂躏得形态狼狈的沥青马路，一大片灰头土脸的顶端便是我们的校园。校园周围是一些民居与菜地，我似乎并没有走出多远，从乡下又到了乡下。

在校园稍微适应后，刚来的失望很快就被崭新的校园生活冲刷了。这种崭新，不仅体现在校园环境与设施上，还有一种内在的气韵。

校园里，又安静又蓬勃，显得朴实与神秘，师兄学姐们抱着书本或者吉他，有的步履匆匆，有的气定神闲，有一种莫名的我无法抵达的底气。他们，就是传说中的天之骄子吧。

这里的老师，年长些的，都是一些博学讲究的样子，年轻的，他们应该大学毕业不久，好像被阳光照着，眼神熠熠，带着一种又昂扬又傲骄的光彩。我们的辅导员高老师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充满阳光的心就像清澈见底的小溪，此落彼起的笑声犹如波光粼粼，如果你愿意稍作停留，可以看到溪水中的水草，水草下的卵石和卵石上的青苔。如果你有意无意地往溪水中扔下一颗石子，你也得准备好承受水花四溅。

校园里的建筑物乏善可陈，只有图书馆大楼还算宏伟漂亮点。初来乍到，新生们不约而同地选择图书馆作背景，拍摄大学生涯的第一张照片，然后寄给远方的亲人、曾经的同学，以此弥补我们对学校的失望，告慰我们潜藏心底却羞于承认的虚荣心。尽管楼外昭然悬挂着“图书馆”烫金字样，其实里面包含了综合办公室、电教室、自习室等。图书馆反而只占很小一块区域，而且节假日不开放，似乎也没什么好书。然后是阅览室，有各类报纸、杂志可供阅读，但通常大家把它当作自习场所。

那时我们一般背着书包去吃早餐，上课就把餐具放课桌下的抽屉里，最后一节课结束还差十来分钟的时候，后排就有人用饭勺叮叮当当敲着饭盆，然后，敲的人越来越多，声音越来越响，老师便笑笑提前放我们奔向食堂。那时候，因为家境不好，我的菜总是围着那几道素菜打转。如今，我还记得红烧豆腐那道菜，勾了薄薄的剁辣椒，豆腐滑嫩，汤计浓郁，口感咸鲜，撒了葱花，特别开胃。食堂师傅实实地一勺下来，稠稠地浇在饭面上，汤汁渗入饭粒，美味得很，它几乎统治了我整个大学时期的胃。

许多个中午，我捧着饭盆，在宿舍前的橱窗或宣传栏边，看那里展览的校友的书法或绘画，有相识的，也有不相识的。看着看着，心上一片惶恐，原来，这个学校里，我的很多校友，他们的时光成片成片地在纸上墨上度过，像成千成百亩的向日葵在阳光下，专注而安稳地盛开。

下午没课，时间全靠自己安排，饱经十余年密集的课堂之苦，这成了我们最可消受的妙处，大把可供挥霍的时光，有点让我们不知所措。有人在足球场踢球，有人在小树林里聊天，有人窝在宿舍的床上消磨青春，有人坐公交车到市里转悠，也有可敬又可怜的同学呆在阅览室里钻研功课。

我们班的同学，大多都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自信与优越感，这让大家显得落落大方、生龙活虎。

来自广西的卢坚，板寸头，一脸憨厚的笑。课堂上他流利地咕哝着我怎么也听不懂的英语，但外教听起来似乎毫不费力，令我不得不时常把看他的视角半信半疑地往上调高那么几度。

阿美，一个在大海边长大的渔二代，入学头两年，无论成绩还是才艺都不显山露水，可不知不觉中，他得体的微笑和举止显示出融冰穿石的威力。他的个子不比我高多少，也不显得多壮实，可他身上的肌肉硬得简直就不是我们中国人的，我曾试图用两只手搬倒他一只手，却痛得我自己直甩手。

老茂，一个自强自立的安徽男生。大学四年基本靠学校发的每月十几元助学金支撑着，学习成绩却是特别的出色。他的父亲早逝，考上大学后村长主动把女儿许配给他，要强的母亲扬眉吐气。入学不久我就在他的书包里见过他女友的照片，快毕业的时候好像他也有过一点犹豫，是不是有女同学喜欢他了我不清楚，反正优秀的男生总是更讨女孩喜欢吧。

本万，小而匀称的身材，圆圆的小脸上长着两只圆圆的大眼睛，像不断涌出笑意的温泉。他在班上人缘一直很好，成绩也不错，如果当年的班长书记是民选，估计他是热门。不过，虽然在校期间他和几位漂亮女生走得近，却没见他和谁热乎到拉手的程度，直到大学毕业，我也没见哪个女生到我们宿舍里来“宣示主权”。

我自己，除了不着边际的文学与不切实际的幻想，还有什么呢！我的时光被我的淡漠和疏懒切割得支离破碎。上课不用心听讲，每次考试，学习成绩总在及格线上载浮载沉。那些勤奋的时光，总是别人的。而我，经常旷课泡在宿舍里构思作品，随时准备创作一部震惊中外的巨著。可是，我这个可怜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妄想者，只能选择躲在蚊帐里，鬼鬼祟祟地思索着我那部惊鸿大作，偶尔也偷偷码上几个字。我的床下永远都有报废的纸团，那是我这个伪作家不时从蚊帐里扔出来的废品，它见证着中国第五大名著即将诞生的构思进程。这世界除了我以外，所有人都斩钉截铁，赌我这辈子不仅没有那部名著，甚至连几行“啊，大海”的小诗都不会有。所以，四年大学生活，我就像一只麻雀错误地混进大雁群里，反令大雁们惊愕着也困惑着。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同学们已在各自不同的舞台上演绎着各自独特的人生。宏渊，经过多年的摸爬滚打，成了母校的掌门人；国林，努力钻研桥梁施工技术，在武汉一家大型民企任总工程师，个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专利就有二十多项；本万，在官场上混得如鱼得水，成了武汉一家设计集团的董事长……至于我，真的没有像大学时代梦想的那样成为作家，而是贴着地面，过着之前就能想到的平凡生活。一些同学聊起来，会说，你那时候多文艺多骄傲啊！我吃了一惊，笑了笑，有吗？我有什么可骄傲的呢！也许是恰好用了一种貌似文艺的方式，掩饰与武装自己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