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有一个很有名的词：《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四海通知遍，文革卷风云。阶级斗争纲举，打倒刘和林。十载春风化雨，喜见山花烂漫，莺梭织锦勤。茁茁新苗壮，天下凯歌声。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项为纲批透，复辟罪行怒讨，动地走雷霆。主席挥巨手，团结大进军”。且不论政治，这词从文学角度讲，该是俗不可耐的劣作。全词无景无境，无势无气，居然还有十几处出律、四五处出韵。词有高下，本很正常。然让人不解的问题在于此词为文化旗手、文学家、诗人、文史学家郭沫若所作。是其词力不够亦或学识不够、态度不恭耶？非也。怪哉。更怪的是这种“后现代学士词”的“口号体”，至今尚能比比而见。无奈。

     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有机会读过一本郭沫若写的书《李白与杜甫》，很欣赏崇拜。近来又认真研读，有所感。《李白与杜甫》中郭公为迎伟大导师所好，扬李抑杜。其实这本无可非议。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郭公却从阶级斗争出发，认定杜甫是大地主阶级的代表，其中有一条理由很可笑，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句“卷我屋上三重茅”，一重是几尺厚郭公认真考据，三重多厚郭公认真计算，这样厚茅肯定是地主。我这就要为老杜叫屈了，老杜一生大多窘境，在长安十年为蹭饭饱腹，宁肯受晚辈的白眼。等到弄到一个小官回家时，小儿已饿死。晚年更是流离，客居湖南，遇洪水饿了九天，被救后饱餐过度而亡。其实老杜之悲哀，是中国文人古今之悲哀。文人要么成为附庸，要么凄哀而终。自古有许多文人愿作强权的娼妓，以郭公旗手也迎奉 哉，何可奈何。文人哀也！而今，为金钱、名利而作墨者更为哀哉，留墨贻笑世人也。

    话回到作词，《海绡说词》云：“贵养。词莫难于气息，气息有雅俗，有厚薄，全视其人平日所养，至下笔时则殊，不自知也” 。“社会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善人。文学之习惯，杀许多之天才”（《人间词话删稿》）。所以，初学此道者一定一定要养成好的“习惯”。自律之。

                                      （十）

    “词祖屈宋。屈、宋之作亦曰词，香草美人，惊采绝艳，后世倚声家所由祖也。故词不得楚骚之意，非淫靡即粗浅”。“词贵妙司。词得屈子之缠绵悱恻，又须得庄子之超旷空灵。盖庄子之文，纯是寄言，词能寄言 ，则如镜中花，如水中月，有神无迹，色相俱空，此惟在妙悟而已。严沧浪云：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 论词随笔》）。此乃“词外求词”之议。“词源于诗”，称“诗余”。故许多学词者，于诗中求词，然不及其祖源。屈、宋的“香草美人”、“星月风雨”意长、洁美、浑远，其情景灿烂又为寓天、寓地、寓神、寓君、寓情、寓怨、寓志、寓思，此乃立辞立意之精神，作词者不可不宗之。由此上溯到《风雅》亦是如此。至于老庄之超旷空灵，亦是词之气韵神元。一意一韵，此二者不可不宗。悟得其精华，以入词，何愁不得登堂也。若再进展学得晋陶之逸、七贤之骨、李白之放、东坡之旷、稼轩之豪、花间之温婉、雅正之清圆何惧不成佳作。说之易，成之难。“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十一）

    词尽管为小道，但第一要辨雅俗。词最贵为清空中有沉郁、匠心中见天成、流畅中见荡漾。最忌镂刻矫作，流俗媚众。而其中有艳语、隽语、豪语、苦语、痴语、狷语，没有要紧语。如巧匠运斤，毫无痕迹，方为妙制。词意与词境须要浑成，谓之“双合”。词之描摹须以自然为宗，表意以比兴为主。词语险丽为工，但本色语巧用亦为妙笔，语淡意深为绝。作词选料，用古人事，须取新辟去陈固；用典不宜生硬，取其简去其涩；用古人语，取其清隽，去其平实；以“夺胎换骨”、“点铁成金”（黄庭坚语）为佳。词有三法，章法、句法、字法也。章法贵浑成，又贵变化。句法贵精炼，又贵洒脱 。字法贵新隽，又贵自然（《论词随笔》）。

    “作词至于成就，良非易言。即成就之中，亦犹有辨。其或绝少襟抱，无当高格，而又自满足，不善变。不知门径之非，何论堂奥。然而从事于斯，历年多，功候到，成就其所成就，不得谓非专家。凡成就者，非必较优于未成就者”。（《蕙风词话》）。所以，不能指望有成就而作词。“窃尝谓昔人填词，大都陶写性情，流连光景之作”。“ 问：填词如何乃有风度。答：由养出，非由学出。问：如何乃为有养。答：自善葆吾本有之清气始。问：清气如何善葆。答：花中疏梅、文杏。亦复托根尘世，甚且断井、颓垣，乃至摧残为红雨，犹香” （《蕙风词话》）。

     由此，作词之乐不在于词成，其乐在于作词之过程。偶乐填词，在于积学、积养，在于放纵神思、乘物游心。其乐融融。至于词成若何，付与“大浪东去”也。絮絮如上，未接词学之实质，聊作苦吟数载之心得矣。篇成而付清风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