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羡慕现在的儿童，他们在欢声笑语中诞生，在爱的恆河中成长，他们的童年是金色的。

我的童年却是灰色的。我生在黑暗的旧社会，留在记忆中的童年全是灰蒙蒙的。但在我幽深的记忆尽头，有几束闪烁的光亮永不消失，它时时给我指点方向，增添力量。它是我铭记心中的四位“八路叔叔”的光辉形象。

记忆中最远的“八路叔叔”，是一个老武工队员，三十五、六岁的年纪，膀大腰粗，满脸胡须，真有点像花和尚鲁智深。大人们都叫他“大胡子”，我却叫他“胡叔叔”。那时我才八、九岁，抗日战争在敌我相持阶段。一天下午，鬼子出来扫荡，正好中了我骑兵“白马团”的埋伏，一阵冲杀，鬼子被歼，汉奸投降，缴获的步枪、机枪、小钢炮堆成了山。大胡子叔叔去“打扫战场”。天一片漆黑，敌人尸体满地，忽然听到附近一片坟地里有狼狗声。胡叔叔连滚带爬地迅速靠近坟地，抬头一看，有三个鬼子正坐在地上吃罐头，一只大洋狗蹲在一边了望。胡叔叔拿出鸭嘴手榴弹，往鞋底上一磕，顺手甩了过去，，不偏不倚，正好在鬼子中间开了花，三个漏网的“皇军”和他们的洋狗被送上“西天”。当他带着战利品回到村里时，我趴在叔叔腿上，反复抚摸着那崭新的“盒子炮”，胡叔叔单枪破敌的英雄事迹牢牢地印在了我的脑子里。

记忆中的第二位“八路叔叔”，是根据地的一位区长，姓陈名旺。那时我刚十一岁，就当上了儿童团长。我每天的任务是带着团员们站岗放哨，盘查行人，持有抗日政府路条者，立即放行，无路条或行踪可疑者，交村政府盘问。一天上午，从村西大路上来了一位骑自行车的中年人，头戴洋草帽，身穿白短褂，嘴里哼着小曲，我一看就不像好人。“站住！把路条拿出来！”那人不慌不忙地掏出一张纸。我接到手中一看，洋文不像洋文，全是勾勾划划、圈圈点点，心想肯定是假的。但往下一看，区政府的大章盖着呢！我灵机一动，不管你好人坏人，先带到政府再说。“跟我走，到村政府去！”我们连推带拖地把他拉到村政府——我家大院，因为我叔叔是村长。没想到这个人大摇大摆地往屋内走，我叔叔迎面出来打招呼：“陈区长，你来了。”啊，是区长！我和几个团员你看我、我看你，愣了半天才明白过来，拔腿就跑。区长一把把我抓住，笑哈哈地对我叔叔说：“小家伙们不错，警惕性很高哩！”原来陈区长故意瞎划了一个介绍信，盖上公章，来试探一下儿童团的责任心。

记忆中的第三位“八路叔叔”，是一位地区地下联络站的站长，大家都喊他“老刘”。他十几岁就参加了革命，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刘站长白天出去“工作”，晚上就落脚在我家西房，和我叔叔接头谈情况，弄到了确切的情报，立即派“交通”向上级报告。

一天，一位更大的干部来我家，带来了很坏的消息：刘站长的父亲被敌人枪杀了。在场的人都流了眼泪，刘叔叔满面痛苦，一句话不讲。当天夜里回老家，在父亲坟旁痛哭了一场，擦干眼泪又回到联络站。后来他在解放战争中随军南下，解放后在江南一个大城市里当了局长。他不像有些人那样，进了城就甩掉结发妻子，另结良缘，而把一个大字不识的爱人接到城里，共享当家作主的欢乐。

记忆中的第四位“八路叔叔”，是在一九四五年的秋天，军分区来的一位青年干部，姓何名瑞先。那时日本侵略军刚投降，国民党反动派杂牌军蜂涌而起，他们工作环境十分危险。何瑞先高中毕业，在延安念完“抗大”。论年龄，他比我大不了几岁，但我娘让我叫他“叔叔”，我们暗地里却兄弟相称，我叫他“何大哥”。我们俩白天吃饭一个桌，晚上睡觉一张床，他写材料时我替他站岗放哨，我做作业时他帮我修改。何大哥给我讲了很多革命故事，教我很多革命歌曲，我从他那里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后来在斗地主分田地时，我成了积极分子。

有一天，一股土匪突然包围了村子，挨家挨户搜查“八路”。从大门跑是来不及了，藏在屋内更不保险，何大哥拿起枪要往外冲。我说了声“跟我来”，拉着他从后院小墙头上翻过去，迅速钻进屋后的芦苇丛，三拐两蹿，又钻进村边的高粱地，直到天黑敌人走了才回到家里。第二天，何大哥奉上级命令转移了，此后我们再没见过面。

后来听我叔叔讲，这四位“八路叔叔“都是共产党员。

风云变幻，烟海沧桑，一晃几十年过去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多少年时的记忆都成了模糊的印象，但几位“八路叔叔”的形象在我脑海里仍然栩栩如生。

八路大叔今安在？我祝你们身体健康，晚年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