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个激情飞扬的夏天，继第一届《中国好声音》成功举办之后，第二届《中国好声音》又在经历欢笑、泪水、感动，心血、努力、汗水之后终于尘埃落定，让全国人民享受了一道巨大的音乐圣餐。正向好声音导师哈林总结的那样，“无论结果如何，最大的赢家是音乐，因为《中国好声音》点燃了大家对音乐的热情。”（首届决赛现场语）以及导师汪峰总结的“我们不书写偶像的历史，我们只寻找华语乐坛的新生力量。”（第二届决赛现场语）由此看来，《中国好声音》不但是选手们推介自己的平台，也是他们圆梦的一个舞台！无论能否成为巅峰之音，他们都有成功的条件和氛围！ 中国好声音 的意义绝不仅仅是打造了梁博、李琦这两颗音乐新星，而是让许多具备音乐才华的学员，有机会实现自己的的梦想！即使你失落离开，也不意味着失去希望。中国好声音，很多学员，离开了，并非彻底消失，而是更有收获或影响。 好声音的舞台是真正意义上走向成功的开始！如首届的李代沫、郑虹、多亮、金志文、刘悦、张玮、张玉霞、金池、袁娅维、张赫宣、丁丁，第二届的张恒远、金润吉、姚贝娜、孟楠、朱克、单冲锋 、塔斯肯、毕夏、赵晗等等都是导师器重之才，日后定有造就。不信我们拭目以待！而导师们在节目中对学员的选择不仅代表了个人对音乐价值的判断，也影响了公众，不但将好音乐推广给更多的人，还将如何欣赏好音乐对大众进行了普及，这才是真正的价值所在。

    更重要的是，《中国好声音》所倡导的 在一个公开、公平、公正的平台上发掘乐坛新人，让那些有音乐才华和梦想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好声音》的影响已远远超出了音乐层面和节目本身。一个个普通人在舞台上展示了他们惊人的唱功和音乐才华。观众被选手们返璞归真的真情所打动：在这里，既有专业的音乐世家，音乐教师，歌手，又有业余追求音乐梦想的学员；既有音乐老顽童、大叔‘又有初出茅庐的学生；既有有火车司机，买帽子的老板，老师，又有全职主妇， 边远山区的农家子弟。他们来此展示自己的个性，寻找自我的认同，表达他们个人的爱与梦想。大牌评委们也在严格把关的同时， 也一改高高在上的龙椅形象，直言不讳地示爱，真性情地与选手一起高歌，享受快乐。比如本期好声音导师张惠妹，继去年那英怕遭非议而没有为自己的伴唱妞妞转身之后，“选择困难户”阿妹更是在学员PK的头一轮就毫不犹豫地淘汰了自己认为略逊一筹的伴唱叶玮庭；而对待每一位学员，她又是那样亲切，她一改我们心目中的音乐女神形象，为让学员参加到她的“familiy”,从对学员的昵称，到争抢学员时表现出的顽皮、夸张还略带童真的各种语言和表情；从艰难选择中的犹豫不决、泪水连连，到带李琦去她的家乡，无不表现出“邻家小妹”（哈林语）的形象。而好声音的学员们，激烈的竞争之外，还演义出许许多多动情的故事：从那英的“小二班”倒哈林队的“只有队友，没有对手”；从撮合佳宁组合的爱情到为杨添茸（第五期未获导师转身女歌手）的婚姻祝福；从钟伟强、毕夏的“父女”情深到吴木兰、王宇的童言无忌；从朱克的“珍珍乖乖的”到单冲峰的因为“心目中最好的两个女人而骄傲”，无不承载了好声音浓浓的人情味和平民化。正是因为《中国好声音》传递了一种普世的价值：公平、公开、公正以及真、善、美。《中国好声音》可以不看相貌、不看背景，只听声音，让其貌不扬的草根实现梦想，依靠的正是依托于“盲听盲选”的公平原则。生存在当今社会的个体，要实现自己梦想的社会前提是什么？只有社会的公平、公开、公正，作为个体的人才能拥有实现梦想的机会；只有不断有个体实现梦想，社会才能持续健康地发展。

   “好声音”打破了近些年流行乐坛的颓势，唱红了一些歌曲，改变了继红色歌曲、校园歌曲、港台歌曲以及春晚流行歌曲退潮后街头巷尾听不到流行音乐的遗憾，它的成功举办使音乐深入人心，是音乐史上的一次革命。由此我们进一步想起我们的文化事业，众所周知，我们的文化事业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能否借助“好声音”的成功模式在文化事业中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呢？比如以同样的形式在全国搞一次京剧的“好声音”，在各省搞一搞地方戏曲的“好声音”，以挽救濒临灭绝的戏曲事业。由此追溯我们的文学事业，为什么出现主流媒体不死不活地听人“大师”们无病呻吟，而广大文学爱好者宁愿相信铺天盖地有偿征文广告，然后像无头苍蝇似的飞蛾投火班的花钱出作品博得微乎其微的知名度呢？为什么某省书法协会会有好几十个多人甘愿拼抢头顶有名无实、名不副实的主席，常务副主席、副主席的“桂冠”呢？不言而喻，这些领域被“大家”们牢牢控制着，而中国又是一个盲目崇拜“大家”的社会，而这些光环又能给他们带来名副其实的经济效益。什么时候能让新生力量崭露头角呢？什么时候“大家”们也能像好声音的导师们那样走下神坛，发现新生力量，培植新生力量，发展新生力量呢？我想这也许是我国文化事业改革发展的症结所在。大约两个世纪之前，拿破仑曾质问手下：“法兰西的文化为何不够繁荣？”尽管他未找到答案，但其统治方式替他做出了回答。今天的中国人已经知晓了计划经济的荒谬，但实际上，计划文艺和计划经济一样荒谬。计划经济的根本问题在于计划者无法掌握足够的信息去做出正确的计划，而计划文艺的错误也与此类似，没有人能判断和驾驭别人的创造力和丰富性。任何企图用计划指导文艺的行动，都是在扼杀人类的创造力，必将导致社会活力的枯竭。想要文艺繁荣，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给文艺以创造的足够空间，它必然带来文艺的灿烂，就像我们在《中国好声音》中所看到的那样。当然，像奥运会、“好声音”这样的比赛更大众化，更容易产生视觉共享，更容易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其他领域就竞赛规则而言未必适用，但是，只要真正奔着培养新生力量的态度，办法总比困难多，只是看国家有没有这方面的决心。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希望《中国好声音》带来的不仅仅是音乐家族的振兴，也能为濒临绝境的中国文化杀出一条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