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是星期天。
　　那天中午，阳光少有的毒辣。母亲找了一块儿塑料布，铺在梧桐树下，塑料布上，还加了一层毛毯。告诉我说，快躺下睡一觉，我和你爹去西河平整沙地，仔细看好家。我觉得母亲好烦，叨叨叨叨，就像一只黑老鸹。可是回过头来再想想，要是跟着他们去西河，就只能干坐在地头上，前后左右都是坟头，动也不敢动，那滋味儿，想都不敢想。所以，我连屁也没放一个，四仰八叉地躺了下去，顺手还把那只黑猫搂在怀里，搂得黑猫吱呀乱叫，好悬，没有伸出锐利的爪子在我的胸口狠狠挠一下。
　　微闭着双眼，凝听着爹娘扛起了锄头，轻轻地拴上大门，“咚咚”的脚步声越来越远。我把胸口的黑猫使劲一甩，一个“鲤鱼打挺”站了起来，急匆匆地钻回里屋，拉开抽屉，迫不及待地摸出最里面的一个纸包，紧紧地攥在手里。我要找个更妥当的地方保存，我要母亲的眼睛永远都不可能发现的一个角落，我要我的屁股不再遭受荼毒。我像一只老鼠，满屋里乱窜，不知踢飞了几次在我裤脚边挨挨蹭蹭的黑猫，落得黑猫一声又一声凄厉的“埋怨”。
　　粮囤？不好，每隔一段时日，母亲都要掀开粮囤，支使着父亲蚂蚁搬家一样把一袋又一袋的粮食扛到房顶晾晒，干了，再扛下来；衣柜？更不好，那是母亲的乐园，高兴了，一天翻腾好几遍；那么，神龛呢？一个半平米见方的土台子，上下两层，供奉着一白脸一红脸两位神仙，还有他们的徒子徒孙。这地方，被一道苇箔隔断，一年到头，别说母亲，就是父亲也轻易不会走近半步。那是神圣的地方，充满了神秘的气息，搁在往日，我是白天看一眼晚上都会做恶梦的。然而，为了安全起见，我小心翼翼地掀开了布帘，我要把我的珍藏放进神龛的底层，那一个黝黑的香炉后面。为了给自己壮胆，我还牵上了我家的“开路”，一只全身上下漆黑得有如锅底的狗。
　　黑乎乎的隔断里，横七竖八摆放着一些平常日子用不着的东西。一个辘轳头，几扇破门窗，还有父亲早年做木匠时候的斧子刨子大锛什么的。我牵着黑狗，屏住气息，学着过年的时候父亲的样子对着神龛连连作揖，嘴里嘟囔着：保佑保佑，不要让父母看见……隔断里一片死寂，除了红脸大汉和他的大刀，我的眼里再看不见任何东西。红脸大汉气势雄壮，似乎对我的所为十分愤怒，一双大眼圆睁，紧紧盯视着我，慢慢的，不仅大汉，就连他身旁两个贴身的跟班仿佛也怒了，聚拢在大汉身旁，手里的朝笏越举越高，看那架势，我再靠前一步，就会毫不犹豫地砸下来！
　　我害怕了，有意识地碰了碰身边的“开路”，意思是让它动一动，哪怕哼唧两声呢，也算给我壮壮胆子。然而“开路”卧在地上，愣是一声不吭。往日，我哪怕扔给它一颗花生米，它都要追着我舔舔我的手，可在那会儿，我连踢了它两脚，它依旧默无声息。麻烦了。近前，我不敢；后撤，也不敢。我像一段碑碣，楞楞地站在神龛前，唯有黄豆大的汗水顺着脸颊流淌下来，以至于到了最后，那汗水落地的“啪啪”的声音，都听得分外清晰！
　　不知道过了多久，也许一个世纪？或者更长。隔断那边一声凄厉的猫叫响起，紧跟着门锁稀里哗啦一阵，我像得了救星似地，连蹦带跳地冲了出去。什么珍藏？什么秘密？在那一刻，都抵不上窗外的阳光，梧桐树上刺耳的蝉鸣，让人觉得更加亲切了。
　　跑到屋门口，往外一看，是妹妹，正顶着一个柳叶帽子，热的大汗小流地走进院子。看见我，碎玉一般的白牙一呲，笑着说，“哥，哥，涨水了，你不去捉鱼？”我一听，高兴极了，双手捧在胸前，努力地平息一下刚才砰砰的心跳，回了一句，我马上就去。就想缩身回屋换衣服。说真的，我被吓毛了，别说是去河里捉鱼，就是要我去地头给爹妈看衣服我也不会犹豫了。然而，我很快就发觉事情不对，我看见妹妹的眼睛正紧紧盯着我的胸前，目光里充满了愤怒！我正准备低头寻找妹妹愤怒的原因时，就听见耳边“砰”的一声巨响，妹妹冲进了她的小屋，“乒乒乓乓”一阵乱响后，又冲了出来，脸上已经布满了泪水。
　　她说，哥，你拿了我的东西。
　　我急忙摇头。然而，我自己都觉得心虚。我的右手里，那只早已不见了纸包的钢笔赫然袒露在阳光空气之中，纵使我百般掩饰，也已经毫无用处了。“开路”却像个傻子，伸出舌头舔了舔我的右手。我顿时大怒，一脚把“开路”踢出去好几米，任凭它缩在树荫里“狺狺”乱叫。但我的内心却恐慌地要命，只说了一句，妹妹，我想用它写几个字。
　　我知道，这支钢笔来路不正。那时候，妹妹还没有像与她同龄的孩子那样，骑上破“金象”，一路吆喝着去卖冰棍儿，糖葫芦。也就是说，她和我一样，都在一个学校里上学，只不过，她要低我一个年级。我的母亲经常说，女孩子上学有啥用？还不如回家帮着干点儿活。我的父亲虽不赞成，却也并不特别反对。也许是不想引起太多纷争吧？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那时，我想买支钢笔都很难，何况妹妹？
　　因此，当妹妹上身扑面地跑到我跟前去抢这一支黑色的“大金星”的时候，我一边躲闪，一边恐吓。我告诉妹妹，要是不让我用一个学期的话，我会去告密，说她偷拿了家里的钱去买钢笔，说她还抓破了我的脸。我的意思很明确，脸皮既然已经撕开，我就必须霸占这支钢笔。别说那时，就是现在，农村人在处理小孩子纠纷的时候，男孩儿总会比女孩儿占不少便宜的。也许再下去几十年，这样的习惯也不会更改吧。
　　但是那天，我最终没能抵得住妹妹疯狂地进攻，钢笔还是回到了妹妹的手里。多么可爱的“大金星”啊，多么火辣辣的我的脸啊！我坐在门槛上，不住地咆哮：我要告密，我要告密！而妹妹，紧紧握着这支“大金星”，通红的脸上布满了泪痕。她紧绷着嘴唇，紧盯着我的眼睛，恼怒之中夹杂着如许的担忧。我坐在门槛上，捂着脸，看着眼前穿着我替换下来的草绿色旧军装，草绿色就军裤的妹妹，眼睛里尽管怒气冲冲，骨子里已经软了下来。
　　不久前，妹妹还在吃饭的时候抱怨：下午放学，一个最泼皮的孩子在校门口抓住她。她一回头，那孩子才连忙放手，说是看她一身男孩儿衣服，以为她就是个男孩子。父亲听了连忙说，过几天就给你买衣服去。我也点头。母亲却似乎不闻不见，连连催着快吃快吃。现在回想，那时候生活贫困，只能老大的衣服老二穿，老二穿完给老三。只是，也仅限于男孩子间，很少听说有女孩子穿哥哥替换的旧衣服的。但我也不能抱怨母亲，说实在的，母亲对于这个家，操的不只是心，还有命！不然，何以只有49岁，她就永远地去了呢？
　　很快，一个晚间，母亲就发现她掖在枕头底下包了一层又一层的钱包里丢了八毛钱！立刻疯了一样咆哮起来。我们正在吃饭，我是心安理得，毕竟，我是真真切切的一个无辜者。我抬眼瞟了一下妹妹，又翻眼看了看同样一脸严肃的父亲，嘻嘻一笑，使劲地扒了几口饭，然后，把空碗往桌上一撂，喊道：盛饭。
　　谁知，母亲冲过来一巴掌打在我脸上，双眼喷火地问道：你拿了钱，还这么理直气壮？快说，钱去哪儿了？一旁，父亲也气哼哼地扔掉饭碗，一副我不承认就要大打出手的架势！我完全懵了，这哪跟哪啊，与我什么关系啊！我捂着腮帮子，一下蹦起来，就要指着妹妹说出真相。我知道，只要我说，他们的矛头就会立刻转移目标！毕竟，这次我有了真凭实据，那支“大金星”足以证明我的清白。可我最终没有说。我看见了妹妹惨兮兮的脸，看见了她怯生生的眼，眼皮不住地跳动。尽管低着头，并不看向我。但那碗没吃了几口就搁在桌子上的米饭却说明了一切。我叹了口气，双手抱头，蹲在小凳上，迎接着头顶密密麻麻的巴掌和拳头。并在之后好几天，被罚不准出门。于是，什么“今天不打鱼”，什么“藏猫猫”，都没有了我的份儿。
　　但是不多久，妹妹还是退了学。冬天的萝卜，夏天的冰棍儿，春天的糖葫芦，秋天的玉米棒子，便在妹妹小小身子扶着一辆“大金鹿”的筐子里一年一年地搁满，又一年一年地消失。妹妹就像一个大人，开始了操持生命，操持生活。当我还在敞亮的教室里瞌睡撒野的时候，妹妹的手上却皴了冻，冻了皴地走街串巷干起了小买卖，用三分五分的微薄的利润补贴着家里的开销。
　　去年春节回家，喝了酒，父亲还闷闷地说：对不起你妹妹啊！我没有吱声，同样的感觉也在我心里滋生了好多年。父亲还说，小小年纪，就因一支钢笔下了学，简直悔断了肠子！我愕然。但是尽管愕然，我也不会再去追问整个事情的因果关系了。也许，妹妹小，不小心还是漏了马脚吧？但我并不知道。
　　我只记得，妹妹下学那年才12岁；我还记得，她当年卖冰棍儿时候的那个白色木箱，现在还在柴房的角落里躺着。已经为人妻的妹妹有一次看见了，还说：奥，这不是我当年的道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