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看《出彩中国人》被“中阮琴痴”冯满天征服了。当他怀抱中阮在台上饱含深情演唱《乡愁四韵》时，“铁汉”评委李连杰飙泪了，我也泪流满面了。大家都是被他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情怀，和他三十年坚持宣扬中华民族乐器不放弃的精神征服了的，许多人情不自禁起立向他致敬。
　　看完节目，我陷入深深的沉思中。古往今来，有多少象“中阮琴痴冯满天”一样，执着无私地为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而默默奉献者！他们同样值得后人尊敬。
　　我想起了我的乡党，号称文始先生的天水人尹喜。大约是2000年前的那一年吧，他正在函谷关关令的重任上。有一天大清早，他走出家门赶去上班，忽然感觉天色有异样，爬上路旁一个高土台，回首东望，只见紫气腾腾，霞光万道。他不由欣喜若狂，大呼“紫气东来，必有异人通过！”赶忙命令关吏清扫街道，恭候异人。不久，果然看见一位银发飘逸，气宇轩昂，倒骑青牛的老者向关门走来。这便是赫赫有名的老子先生！尹喜赶忙上前迎接，诚邀先生在此小住，并恭恭敬敬象对待老师一样侍从先生。
　　尹喜为何有如此高见？原来，他少好坟（三皇之书）、索（八卦之书，书名）、素（《太公素书》）、易（《易经》）之书。善天文秘纬。仰观俯察，莫不洞澈。不行俗礼，隐德行仁。后因涉览山水，于雍州终南山周至县神就乡闻仙里结草为楼，精思至道。因以其楼观星望气，故号其宅为楼观。周王闻之，拜为大夫。后复招为东宫宾友，再后来又为函谷关令。
　　一晃一百来天过去，尹喜渐渐参透先生精妙思想，他也以疾病为由，辞去官职，迎接先生来到自己家中，沐浴斋戒后，进一步虚心向先生求学问道，并恳求先生著书立说，以惠后世。先生被他的诚心感动，乃著《道德经》五千言留给了后世。之后，尹喜也弃绝人事，按先生所授经法，精修之道……
　　“华章九篇入百子，经文五千诵道德。”《道德经》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价值，无需在此述说，可没有尹喜，五千言《道德经》是否可以流传下来，还需画个问号。可以说尹喜对传承中国文化功德无量！是不是该向他致敬！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了最早发现楼兰古城的维吾尔族向导——艾尔迪克。
　　1900年3月27日，傍晚，塔克拉玛干沙漠。一位维吾尔向导和一位白人老者、几头骆驼在缓慢地行走着。这位向导就是艾尔迪克，这位白人老者，就是赫赫有名的探险家、瑞典人斯文·赫定。沿着古塔里木河的河道，他们想寻找行踪不定的罗布泊。夕阳西下，余晖染红了沙漠，他们终于来到了一个土岗上。这时，斯文·赫定发现骆驼身上的水袋在漏水，所剩的水已经寥寥无几。祸不单行，艾尔迪克发现夜宿必须用的铁铲也丢失了，他自告奋勇独自返回寻找铁铲。
　　机会往往垂青于有准备的人。行进中，独行的艾尔迪克意外惊喜地发现了一座古城——城墙、街道、房屋，甚至还有烽火台依稀可辨。艾尔迪克以为自己产生了幻觉，使劲揉了揉眼睛，才敢确定这一切并不是幻觉。他立刻返回把这个发现告诉了斯文·赫定。斯文·赫定异常兴奋，大家循着艾尔迪克的指引来到了那一片古城。由于没有了水，匆匆查看后他们就离开了。第二年他们又按照原路回到了这里，进行了大量发掘。斯文·赫定根据当地出土的佉卢文简牍“kroraina”一词，推定古城名为“楼兰”。从此“楼兰”，这座湮没在“沙漠中的庞贝城”的古城震惊了整个世界。随后，许多国家的考古学家、地理地质学者、探险队接踵而至……
　　我想如果没有艾尔迪克，也许楼兰古国还沉睡在茫茫沙漠里，我们是不是也该向他致敬！
　　我也想起了佛教圣地莫高窟的保护神——王道士王圆箓。我不大同意著名学者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认为王圆箓对敦煌莫高窟文物的破坏是毁灭性的这个观点。
　　实际上，藏经洞发现之后，王道士尽了最大的努力，做了他应该做的一切。首先，徒步行走50里，赶往县城去找敦煌县令严泽，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王道士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引起这位官老爷的重视。可惜的是这位姓严的知县不学无术，只不过把这两卷经文视作两张发黄的废纸而已。1902年，敦煌又来了一位新知县汪宗翰。汪知县是位进士，对金石学也很有研究。王道士向汪知县报告了藏经洞的情况。汪知县当即带了一批人马，亲去莫高窟察看，并顺手拣得几卷经文带走。留下一句话，让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经洞。
　　两次找知县没有结果，王圆箓仍不甘心。于是，他又从藏经洞中挑拣了两箱经卷，赶着毛驴奔赴肃州（酒泉）。他风餐露宿，单枪匹马，冒着狼吃匪抢的危险，行程800多里，才到达目的地，找到了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这位廷栋大人浏览了一番，最后得出结论：经卷上的字不如他的书法好，就此了事。
　　几年过去了，时任甘肃学政的金石学家叶昌炽知道了藏经洞的事，对此很感兴趣，并通过汪知县索取了部分古物，遗憾的是，他没有下决心对藏经洞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直到1904年，省府才下令敦煌检点经卷就地保存。这一决定和汪知县当初的说法一样，都是把责任一推了之。王圆箓无法可想，又斗胆给清宫的老佛爷写了秘报信。然而，大清王朝正在风雨飘摇之际，深居清宫的官员哪望能顾得上这等“小事”。王圆箓的企盼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1907年，斯坦因到来，他通过宗教精神的交流将王道士俘虏了。斯坦因说：“道士之敬奉玄奘，在石窟寺对面新建凉廊上的绘画有显明的证据，所画的都是一些很荒唐的传说……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国话向王道士述说我自己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着他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以至于此的经过，他显然是为我所感动了。”
　　当时王道士把经卷卖给斯坦因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他多次求助官方予以重视，而且是逐级上报，但无人过问，致使他灰了心。二是为了完成他的宏愿，清扫洞窟，修建三层楼，架设木桥。三是唐玄奘沟通了他们的思想，斯坦因这个探险家追求事业的精神感动了他。因此他虽则思想极为矛盾，极不愿意外国人将这些文物带走，但在无奈的情况下，也只好让了步。
　　当斯坦因把敦煌文物宣传于全世界之时，当朝命官这才懂得了其重要价值，但他们不是考虑如何地保护它，而是千万百计窃为己有。因此，一时间偷窃成风，敦煌卷子流失严重，这是敦煌卷子自发现以后最大的劫难，后来连醉心于壁画的张大千也加入了破坏的行列。1910年清政府作出决定，把剩余的敦煌卷子全部运往北京保存。在运送的路途中，几乎每到一处都失窃一部分。
　　大量经卷的散失，曾经使王圆箓感到非常痛心，因为藏经洞是他发现的，多年来在他保管期间从未发生过无故大量散失的事，官方如此掠夺，又如此贪心，使他感到极大的愤慨。所以，当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到莫高窟后，王圆箓对他说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话，《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是这样记述的：“说到官府搬运他所钟爱的中文卷子致受损伤，他表示后悔当时没有勇气和胆识，听从蒋师爷的话，受了我那一笔大款子，将整个藏书全让给我。受了这次官府的骚扰之后，他怕极了，于是，将他所视为特别有价值的中文写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
　　王圆箓，身为道士，却成为佛教圣地莫高窟的保护神，四处奔波，苦口劝募，省吃俭用，积攒钱财，用于清理洞窟中的积沙。为保护莫高窟，他向各级官员求助，甚至冒死向慈禧上书。他把文物卖给斯坦因等人，所得钱财全部用于保护洞窟。即使是卖出的文物，也在各国博物馆得到了妥善保存，——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敦煌莫高窟属于全世界全人类，这或许是他“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又一功德吧。
　　有道是：“敦煌千古事，苦乐谁心知？”让我们向莫高窟真正的守护神王圆箓致敬吧，虽然他没有文化，不懂敦煌经卷的价值，甚至也对敦煌壁画一窍不通，但他为保护莫高窟表现出来的勇气执着努力，谁又出其右？
　　就该向中阮琴痴冯满天、讨得《道德经》的尹喜、楼兰古城第一个发现者艾尔迪克、莫高窟的保护神王道士等等自觉不自觉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者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