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人吗？陈主任在家吗？”

　　那天，我正躲在房间里看书，忽然听到外面有人敲门。我放下书，打开门，是一个头发胡子全白了的老人，穿着蓝布做的中山服，却洗得发白了，但很整洁。腰板挺得很直，但进门后一直都微微弯着一点腰。看到我后，他愣了一下，问：“你就是陈主任他弟弟吧？”

　　我点了点头，说：“我哥出去了，请问您找他有什麽事吗？”

　　“我叫陈凤丹，来找陈主任开一个证明材料，然后，在我的申诉材料上盖一个章。”陈凤丹？我好像有印象，听我哥说起过，曾经是禁用词语驻缅抗日军队郑洞国将军手下的一个连长。抗战胜利后，回到老家，生有四子二女。由于儿女不孝，住在一个茅草棚里，晚上就和老伴睡在两块翻过来的棺材板上面。我连忙给这个老人让座，端上了一杯茶。

　　我问：“是什么申诉材料？”

　　老人家赶紧递过来厚厚的一叠，写着工工整整小楷的材料。“听说老军长郑洞国将军复出了，在政协工作。我想通过县政协递递材料，看每个月能不能给我补助一点生活费。现在，我们的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老伴十八岁的那年，还是个学生，就跟着我从上海跑到这个穷乡僻壤，几十年了，任劳任怨，吃苦耐劳。可老了，却连饭都吃不饱。我有愧呀？”他的眼睛红了。“我好歹也在缅甸打过几年日本鬼子，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只要材料能递到郑将军手里，他就一定能记起我来。我们从缅甸回来的军官没有多少了，大部分都死在日本人手里了。”

　　“您的几个子女也太不孝了，自己的小日子都还过得不错，怎么就让自己的老父老母饿肚子呢？”我对他说道。他叹了一口气：“这也不能怪他们，他们能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就不错了。要怪就只能怪我这个做爹的没本事，没有让他们过上舒服的日子。”

　　说话的时候，当村主任的二哥回来了，给他开好了证明材料，盖好公章，又风风火火地出去了。老人告辞的时候，我问他有车费和生活费吗？他说有车费，至于生活费，他说老伴给他蒸了一大袋苞谷粑粑。我给了他二十块钱，他推辞了一下后，就收下了。

　　        二
　　又过了几年，我结了婚，生了小孩，按照农村习俗，要办满月酒。帮忙的人我都请来了，就差一个写对联和写帐的先生。我突然就想起了那个小楷毛笔字写得特好的陈凤丹老人，我就问了一下他家的具体位置，就按照习俗，带了一个红包去了。

　　他家是两间茅草房，在儿子们几栋高大的楼房正后面。推开门，我就看见草房正中并排放了两副棺材，棺材盖板翻了过来，上面铺着被子。他正伏在一张老式的桌子上用捡来的旧报纸写毛笔字，一边写一边吟诵着古诗，很是怡然自乐。看见我进来后，他放下了毛笔，过来招呼我。由于没有杯子，没有茶叶，他用土碗给我端来了一碗白开水。

　　我问，前几年上访的事情现在怎么样了？

　　他笑了一下，说：“大概八个多月后，就有了答复。是郑洞国将军亲自签复的，每个月补贴我八十块。一年多后，他还特意到了县城，打电话让我去见了他一面。”

　　“现在的生活怎么样？应当比以前好得多了吧？”

　　他苦笑了，说：“我那四个儿子原来每年每人给我和老伴称一百斤谷子，折合大米是二百八十斤，刚好够我们两老中一个人的口粮。现在，他们知道我有了这笔钱后，索性连这四百斤谷子也不给了，还经常过来借钱。八十块买米买菜，饿不死了。感谢政府！感谢郑将军！”

　　我无言了。

　　“您两老每天就睡在棺材盖上面？”

　　“是啊，反正以后我们死了也是要睡在这里面的。这有什么关系？以前，战死在战场上的好多弟兄，他们的尸体有的是用火烧了的，有的根本就没有掩埋，也许就被野兽吃掉了。比起他们来，我简直就生活在天堂里了。我这一辈子呀，多活了几十年，还有一个疼我爱我，跟我生死不渝的老伴，然后，生下了一大堆不孝顺的儿子女儿。但也值了。人这一生，不能太贪。我现在在写回忆录，还整理了我的很多诗词。不管以后这些能不能见光，但毕竟也是我这一辈子走过了的路，是我留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痕迹。”

　　第二天一大早，他就过来了。把红纸裁好后，就开始写对联了。他没有象那些老先生一样，翻一本书，抄几条对联。所有的对联，他都是微一沉吟，就随手写上了。有气势，也很是工整。对联写好贴上后，他就坐在大门旁的桌前做账房工作了。每一个前来贺喜的客人，都先到他那里报到，并交上礼金。他用他工整的小楷一一注明礼金的数目和姓名。

　　我那天很忙，到了傍晚客人都散了的时候，才记起他还没有吃午饭。我连忙请他入席，他却先把账目和礼金一一清点给我后，才肯吃饭。桌上就我和他两个人。我们边喝酒边聊，他在我的询问下，说起了他的经历。

　　        三

　　我是黄埔军校第二十期的学生，毕业后分配到郑洞国将军驻缅部队当连长。初到缅甸的时候，英国*军*队瞧不起我们，老是歧视我们。后来，英**队被日本鬼子干瘫痪了。反而是我们的这些武器装备都很差的中国士兵越打越顺手，打得日本鬼子几无还手之力。最后，我们那一支部队，在世界上都打出了威风。抗战胜利后，我升了副团长，回到了上海。当时有个女学生喜欢上了我，我们相恋了。而禁用词语正准备打内战，我不想自己人自相残杀，就向上级申请回家务农。我带着部队一次性补发的四年三千多块大洋的奖金和工资，还有那个跟着我私奔的女学生，就踏上了返乡的路程。

　　到了长沙，我嫌那几大箱银元携带太沉重，就全部换上了国民政府发行的纸币。当我在几个战友家里玩了两个多月。和女友回到了老家后，那些纸币已经贬值，成了一堆废纸。文化大革命时，造**派还在我家里翻出了几大捆发黄的纸币。

　　（他笑着说：福兮祸之所依，祸兮福之所倚。本来，三千多大洋变成了一堆废纸，是一件祸事。四年在缅甸血战的全部工资奖金，全没了，一文不名的回到了家里。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当时回家，有钱了肯定就是建房买地。那个时候，三千多块银元，可以买好几百亩上等土地。如果买了，肯定是我们这一带最大的地主。解放后，肯定是要被镇压的。所以，三千大洋没了，却让我和老伴，多活了几十年。）

　　解放后，尽管有时候的革命运动我看不懂，但我还是积极参加了革命工作。很快进入了公安系统了，一九五四年的肖恩反革命集团就是我破获的。肖恩是禁用词语军统潜伏特务，也想来一次农民暴动。我当时立功受奖了，被提拔到了县公安局。但工资很低，老婆又是从上海来的，从没有干过农活。她一个人在家里抚养几个孩子，实在是过不下去，就天天哭。于是，我辞掉了工作，回家种地，同她朝夕厮守在一起。日子虽然艰苦，但也充实幸福。有时候，我写首诗填首词，乡下也很少人能够看懂，就我和老伴两个人，自娱自乐，自己品评。

　　后来，也有几次机会，能让我出去工作。但考虑到老伴，我都谢绝了。就这样，几十年过去了，儿子女儿也都长大了。他们在农村里没有什么特长，也赚不到什么钱。我也没有给他们留下什么家产，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自然就有一点怨言怨语。每一次分家，我就搬一次家。最后，几栋房子都分给了儿子，我就自己搭了两间茅草房住下了，他们好像还是不满意。我知道，他们不满意的是我以前辞掉了铁饭碗的工作，回到家里陪他们的妈妈种地，让他们失去了进城的机会。他们是在找一个发泄的借口。

　　其实，我这辈子最对不住的人不是他们，而是我老伴。刚认识我的时候，她还是一个天真、漂亮、活泼的小女生。不顾一切地就随着我来到了这个离家几千里外的大山深处，没过上一天的好日子。我一个大老爷们，对她有愧呀！现在，我在你这里吃肉喝酒，她还在破茅草房里就着腌菜喝稀饭呢。

　　（他的眼睛红了，站起身，说应该回家了，老伴在等着他呢！我叫厨房包了几大包熟菜，叫他带给老伴。又给了他一本繁体的宋词和厚厚的一大叠白纸，让他回家写稿子。他很感激地收下了，带着一点酒意，蹒跚地离去了。）

　　        四
　　我一来深圳，就有七年没回去了。去年回去了一趟，随口问起陈凤丹老人。别人告诉我，他已经仙去好几年了，享年八十六岁。

　　前一天晚上，他还写了好几行字之后才睡觉。第二天早晨，老伴起床后，把饭做好了叫他，才发现他已经死去多时了。老伴没有哭，一个人吃了饭，烧了一锅水，把他的身子擦洗的干干净净后，又给他换上了一套洗得干干净净的旧衣服，让他继续躺在棺材盖上面。才出去告诉儿子们，说你们的老爸去世了。

　　老人被抬上山掩埋后，几个儿子一声不吭地走了。小女儿要接妈妈去她家小住几天，不让她回那个破茅草屋了。她不肯，说我还要给你爸送饭呢！回到了茅草屋后，她每天把三餐饭都送到了老人的墓前，同老人一起吃。到了第七天，她挨个儿地通知了自己所有的儿女，说你老爸来接我了，今晚我要随他去了。

　　等儿子女儿晚上过来的时候，她已经洗好澡，换上了压在箱底里几十年的一件褪色了的旧旗袍，安安静静地去了。

　　后记：

　　后来，我问起老人写的稿子，他们都说不知道什么稿子。

　　再后来，还是他家一个邻居告诉我，说他的儿子在茅屋里翻出了几大捆扎得整整齐齐的废纸，卖给了废品收购站。四个儿子，每人分了二十多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