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先生出生于城市贫民家庭，童年时代是在北京胡同里的大杂院度过的，大杂院的人和事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柳家大院》讲述的就是北京大杂院的故事，熟悉的素材与背景显然是这篇小说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故事的讲述者“我”是个在街上摆卦摊的算命先生，老伴已经去世，与拉洋车的儿子相依为命，“住着柳家大院的一间北房（租的）”。悬梁自尽的小媳妇所在的王家共有四口人，住两间房（也是租的），公公老王“给一家洋人当花匠”，还认得几个字。丈夫小王是个石匠。小姑子二妞由老王服务的那个洋人“供给着在一个学校念书”，自居女学生。因为“娘家使了一百块的彩礼”，王家“爷儿俩大概再有一年也还不清这笔亏空”，“所以老拿小媳妇出气”。老王是“一天到晚对儿媳妇挑鼻子弄眼睛”。二妞“和她爸爸一样讨人嫌”，给她嫂子小鞋穿，乱造谣言给嫂子使坏”。小王虽然不像爸爸、妹妹那样恶毒，但受到爸爸、妹妹挑唆后还是经常狠狠地殴打小媳妇。并且，“一打，他可就忘了他的胳臂本是砸石头的”。小媳妇“没有一天得着好气，有的时候还吃不饱”，最后在不堪忍受、万念俱灰的情况下选择自杀，结束了自己年仅十七岁的生命。
　　小说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人物是二妞。她是小媳妇之死的罪魁祸首。是她不忿于嫂子的“脸上居然有点象要笑得意思”，要惩治嫂子，先踹了嫂子一脚，导致小媳妇手中正端着的饭锅出了手，掉在地上，锅里的米粥泼了一地。然后二妞马上恶人先告状：“爸，瞧她把饭全洒在地上啦！”在一个贫穷之家，“糟蹋粮食”几乎是不可饶恕的罪过。所以“小王的脸当时就涨紫了，过来揪住小媳妇的头发，拉倒在地。小媳妇没出一声，就人事不知了”。第二天小媳妇就上吊自杀了。
　　我对二妞这个人物的印象，就是一个词就是尖刻，否则很难解释她为什么要千方百计陷害嫂子。但老舍先生对此显然并不满足，他特意在小说中设计了一出二妞与张二嫂吵架的情节，对二妞这个人物作了更为严厉的批判。当时小媳妇被打之后躺在床上，邻居张二嫂“动了善心”，过来看看小媳妇，安慰了她几句。这下子可得罪了二妞，她当即就与张二嫂吵了起来。不过她可不是张二嫂的对手，张二嫂一句“你这个丫头要不下窑子，我不姓张”就“把二妞骂闷过去了”。接着张二嫂骂得更厉害，“三秃子给你俩大子，你就叫他亲嘴；你当我没看见呢？有这回事没有？有没有？”通过张二嫂一连串责问，我们可以肯定，有！这就不仅尖刻，而且品行不端。此处令人“拍案叫绝”。二妞此时只有十四五岁，很难想象成年后她会是怎样的一个人。
　　《柳家大院》是那种具有完整结构与完整故事情节的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在魔幻、先锋、心理、意识流等大行其道的今天，这种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已经被不少人视为陈旧、落伍，应该被送进垃圾箱了。只是我能力有限，只能欣赏这类小说。老舍先生的创作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幽默，不过我一直认为这一特点与他的大多数作品的主题—穷人的苦难与不幸—不相协调。鲁迅先生曾批评过老舍先生油滑，我想原因可能即在于此。《柳家大院》虽然没有幽默成分，但因为文字采用了不少北京口语，整篇作品多多少少仍给人以轻佻、不庄重之感—北京口语很大程度上给外地人的印象就是嬉皮笑脸、油腔滑调、“耍贫嘴”。这也是它在深度方面难以达到鲁迅先生同样描写女性悲惨命运的短篇小说《祝福》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