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小时候的记忆，最难忘记的就是曾经住过的老房子，那个温馨的充满快乐的家。人生中总有一些回忆让你心动，总有一些念想让你回味。父亲的身影就像他的老屋一样，时时刻刻在眼前晃动。每每想起那些琐碎，都会漾漫幸福的温馨。父亲，您好吗？ ——题记

    在我刚刚记事的时候，那时的北大荒非常地寒冷。冬天经常是大雪推门，冰溜子挂房檐，玻璃整天都挂着霜花，出门不戴棉帽子，真的能冻掉耳朵。零下三十多度那是平常，零下四十多度也不稀罕。所以，四十多年前，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家家户户都是又低又矮的小马架子土房。
　　在我长大以后，每天都喜欢缠着父亲讲从前的事。父亲没事的时候也是喜欢一边抽着老旱烟，一边坐在炕头上，给我讲一些过去的事，每当父亲讲到自己的心酸过往，我总会从他迷离的眼睛里看见泪花。他这一生充满了坎坷，为了这个家也付出了全部的爱。关于小时候的很多事，我还都依稀记得。尽管那些记忆已经残缺远去，但每次回想起来都很温馨。酸涩的温馨……
　　父亲一生经历很苦，但有一个幸福快乐的童年。父亲的老家原籍是河北赤峰县人。在他小的时候家境很富裕，祖父能干有力气，在山的边缘开出了几亩好田，自耕自种，与世无争，在大山边上过着平淡安静的日子。不仅能吃饱穿暖还供父亲上了私塾。那时候，祖父祖母都很封建，重男轻女，对大姑很刻薄。不但不许她上学还让她每天都跟着祖母做家务，从来没念过书。父亲是祖父祖母的娇宠儿，吃喝穿戴全都紧着他，可以说，父亲的童年是在有人疼爱的时光里长大。
　　后来，有一天，一个讨饭的中年男子饿昏在祖父的门口，祖父看他可怜，把他救回家，并且收留了他。让那个中年逃荒者跟着种地做帮手，管他吃穿。可是没多久，安静的日子就被外面的世界里土改运动的风声打破。就在父亲十二岁那年，刚刚念了三年私塾的时候，土改开始了，连祖父这个远在深山里的庄户人家也没逃脱土改命运的打击。家里所有的土地被收回，并将祖父戴上了高帽子，由原来自耕自种的老百姓一夜之间有了一个成分问题，那就是家里雇佣人干活的剥削阶级，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地主。这地主的帽子一戴就是几辈人，连我上学的时候还是论成分的，地主的成分让我那幼小的心灵承受过极大的自卑。还有两个哥哥长大以后一直想参军，就因为家里的成分问题而希望破灭。
　　祖父家里一夜之间一贫如洗，所有的土地充公，还把家里的使用农具，犁杖，一头老黄牛一并充公。这还不算，祖母成了地主婆，祖父是大地主，每天都有人押着祖父去很远的乡村游街，而且还要承受侮辱和谩骂，四十几岁的祖父就这样在没日没夜地批斗中，因病去世。父亲说，祖父要了一辈子强，是个非常刚强的人，也是要脸面的人，没想到临走了，连一副寿材都没有占上，家里一贫如洗，吃饭都成了问题。那时候，祖母哭得死去活来，还大病了一场。
　　从此祖母领着十二岁的父亲和十四岁的大姑艰难度日。父亲是家里唯一的男丁，这个家的重担就落在了父亲幼小的肩头上。那时河北赤峰老家各处都是石头山，有一天十二岁的父亲和奶奶上山砍柴，没想到返回的途中，我那可怜的父亲背着柴禾从山上不小心摔了下来，脊椎骨折。那时候吃饭都是问题，哪有钱看病啊！可是父亲还是命大，活了下来。就在那一年开始，我的父亲个子也从此妨碍了生长。
　　艰苦的岁月磨砺了父亲刚强不屈的性格，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在河北老家又度过了两年的艰难日子，我的奶奶把十六岁的大姑卖给了我的大姑父做了第三房媳妇，也就是当了后妈。大姑父是北大荒人，三十多岁，个子高挑，帅气稳重，是我当年家乡的生产队长，在屯子里很有威信。那年他是去河北给生产队贩马的，遇见了大姑，看见大姑长得漂亮，也是出于同情心，看着大姑一家都很可怜，于是给了祖母十块银元，买走了我的大姑。他比大姑大了十五岁，前两房媳妇都因病去世了，我的大姑做了第三房，并是两个儿子的后妈。
　　可是大姑并不觉得可怜，因为来到东北这地方能吃饱饭，还能带上奶奶和我的父亲一起过来，觉得这是活命的最好方式。就这样他们来到了黑龙江，一个叫刘家店的小山村，这里人烟烯少，土地肥沃，吃饭不是问题，苞米面的饼子大碴子粥管够吃。可就是冬天太冷了。冬天北风呜呜的叫，腰把深的雪要三四月才能溶化。不过屋里还算暖和，住的都是地窨子，马架子，矮矮的房间，一铺大火炕，再拢上一盆炭火也能度过寒冷的冬季。
　　因为大姑父是生产队长，就给我的父亲安排了一个很轻的活：在生产队里喂马。那时候北方的马很少，所以有专人侍候，马的用途很大，往地里拉粪往队上收粮食，或出门上城买用具都靠它。那时谁能当上车老板特荣幸，那是生产队里最好的差事，和队长关系好的才能干上呢。又过了二年，我的父亲和大姑父一起去河北贩马，在河北领回了我妈，她也是因为家里姊妹多穷得揭不开锅，被我的姥爷卖给了我爸父亲。我妈妈个子不高但长得很漂亮，一开始不愿意和我爸结婚，可是害怕姥爷，也是家里太困难了，要吃饭活命的，勉强跟着父亲来到了北方开始了闯关东的生活。就这样我的父亲有了一个象样的家。
　　可是，父亲成家了，就不能再和大姑夫家住在一起了，于是，在大姑父的帮助下，就和屯子里的陈大伯家搭火，住南北炕。主要也是为了好过冬。
　　在我从小记事开始，我的父亲从没打过我们兄妹四个。那时我的家境不算好，孩子多，父亲的工分又少，所以年年“胀肚”，胀肚就是拉积荒”年年欠生产队里的钱，那时真是太穷了。后来妈妈也上队里挣工分，把我们兄妹几个锁在家里，日子才渐渐有了好转。再后来两个哥哥上了学，爸妈就更累了。每天生产队的钟一响就赶紧去出工，日出而做日落而息。把日子所有的苦难都捻在了他的旱烟里。
　　父亲经常说起从前的事，他说，他刚来到北大荒时，这里根本就没一座像样的房屋，为了躲避严寒的侵袭，这里的房屋都是矮矮的小马架子。都是两间房的大小，里屋是南北大炕，外屋是做饭生火的锅台。小马架子都是土坯墙，毛草杉盖的起脊房顶。那时几乎每家的小马架子都住着两户人家。主人家睡着南炕，有阳光从窗户纸透过来，比较暖和。北炕就住客户，没有房子的人家。那时候，两家人住着一个屋檐下，也没有啥不方便的。白天各干各的活，晚上就在炕边上扯一个布帘子耷拉下来，这样就是一天。由于冬天很冷，晚上起夜都在外屋，拎个尿梢放在外屋，谁家人起夜的声音听得一清二楚，大家都装作没听见而已。就算冬天再冷，两人做饭烧火，小土房子里也是温暖如春，个人坐在自家的火炕上，一边烤着火盆一边嗑着瓜子，一晃，一个冬天就过去了。
　　父亲说，他和母亲带着大哥刚来北大荒时是住在大姑父家的，后来大姑父家里人越来越多，就搬进了陈大伯家的小马架子里。
　  陈大伯五十多岁，是个老北大荒人。来到这里已经十几年了。陈大伯脾气坏，经常因为一点不顺心的事就骂陈大娘，甚至动手。陈大娘手脚都有大骨节病，一到冬天腿脚就疼得难受，下地做饭都成了困难，陈大伯因此没少骂她。弄得陈大娘和他的孩子们都很怕他。还好，有母亲经常帮助陈大娘做一些家务，每次，陈大伯大骂大娘时，母亲都会护着，劝解，所以，陈大娘非常感激母亲，也和母亲的关系越来越亲近，就像亲姐妹一样。陈大娘也总喊母亲大妹子。
　　陈大伯是个铁匠，也是生产队里的红人，因为队里所有的钉马掌活和打铁犁杖以及锄头镐头的活离了陈大伯不行，任何人都不敢得罪他。连生产队长也要敬他三分。可是陈大伯不但脾气不好，还有气管炎病，一到冬天闲暇的时候，他的嗓子眼就拉大锯，呼啦呼啦地像是开了风箱，惹得父亲和母亲晚上都睡不好。但是，父亲是刚来的外地户，还没有能力盖房子。父亲和母亲每天都去生产对队干活挣公分，一个工也不舍得耽误。那时候，他们啥也不想，就想有个自己的房子。
　  二哥出生的时候是秋天，陈大伯说，外姓人在家里生孩子，有血腥味和灾气，黄皮子会找上门来，家里不得安宁。那时，北大荒的人都说黄皮子是坏东西，专门闻见血腥味就登门，连家里的鸡鸭都不会放过。到后来我才知道，黄皮子就是黄鼠狼。妈妈无奈陈大伯的迷信说法，到了临盆的那一天，只好搬到山里窝棚住下，生下了二哥。因此母亲也得了月子病，受了些风寒，总是肩膀子疼。由那时起，父亲就决定无论如何也要盖个大房子，一定要有个自己的家！
　　第二年的春天，父亲和母亲一边出工挣工分一边挤时间和泥脱土坯，等土坯干透了就码起来，然后再和泥脱土坯，反反复复用了很多天，累得父亲还病了一场。陈大伯对父亲说，这土坯早就够了，盖个小马架子用不了那么多。父亲只是笑笑，含糊着不说。到了夏天，父亲每到阴雨天生产队里不能出工的时候，就拿着大闪刀去北大洼的草甸子割苫房草。那是一种很高的草，有一米多高。用它盖房顶不仅保暖还不怕雨雪侵蚀，一次就能撑两年的光景。到了秋天，父亲专门歇了几个工，去北山松树林，伐回家椽子，檩子的木材，一切准备完毕。那年的秋后，父亲在生产队长大姑父的帮助下，带了一些人帮忙盖起来屯子里第一座三间大草房.父亲没听一些人的劝说，也没盖小马架子，也没盖两间小的房子为了冬天好取暖，而是一下子就盖好了三间起脊的茅草房。屯子里一些人都开始笑话父亲：看吧，瞧好吧，这一家人冬天准得挨冻。这么大的房子，谁家烧得起？那得上山打多少柴禾啊？屋里保准都是冰溜子！
　  父亲自有他的打算，把大房子间隔开来，我们一家人住进东屋，中间是做饭生火的厨房。把西屋闲置起来。还在东屋的炕边一角垒砌个小地炉子，每天都把屋子烧得热乎乎的，再冷的冬天也过得去。父亲勤快，只要冬天没风，就去山里砍柴，然后，用爬溜拉回家。每次父亲都是带着一脸的霜雪回家，那是他的哈气在脸上结了冰花，脚上的棉乌拉回到家里都是硬梆梆的。可是父亲每天脸上都是开心的笑容，他很满足，自己终于有个温暖的家。
　　第二年开始，父亲的大房子就成了两户人家了。屯子里不断地涌来闯关东的逃荒者，从那一年开始，父亲的西屋就住进了很多户人家。有的住了半年就盖房子的，刚搬出去又来了一家，住个一年半载的又换了新人家。父亲母亲从没嫌烦过。人家来了，没吃的父亲给，没烧的父亲也不心疼，把自家的柴火让给人家用。这样一来，不但还被人家感激，大房子冬天还更温暖了。这是邻居们也没想到的事。
　　后来，从我记事开始，我家的西屋就从来没空过。生产队里养蝉用过，来了钻井队住过，还有一年不知从那里开来一只解放军队伍，据说他们是来搞建设兵团的。我家西屋住进了六个兵。他们都管我的父亲母亲叫大伯大娘，还帮着扫地挑水，还有一个解放军哥哥给了我一只竹叶青的铅笔。那支铅笔我很长时间都没舍得用，每天都在同学们面前显摆，稀罕的不得了。记得那时用的铅笔都是麻杆做的，根本就没见过带图案的铅笔。所以，很多同学都羡慕我。
　　那些住在西屋里的解放军几乎都是南方人，说话蛮声蛮气的，方言很严重，听不懂说的啥。但他们非常守规矩，不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而且穿的军装还有补丁。母亲说，她也是头一次看见解放军，没想到当兵的这样简朴。有一次，父亲一边给西屋烧炕，一边在锅里煮了刚才菜园子扒出来的土豆。东北的土豆最好吃，面得噎人。晚上，父亲递給那几个兵蛋子吃，他们都很婉言地推辞着，说部队有规定，不许拿老百姓的任何东西，这是纪律。那时候解放军非常讲究八大纪律三项注意，不许惊扰百姓。可是父亲急了，不就是几个破土豆吗？叫你们吃你们就吃，这是自家园子里产的东西，不花钱。犯啥纪律？吃！那几个兵蛋子听了父亲的话，可能是不好意思了，也怕父亲生气，再说，也真想吃，赶紧接过热乎乎的土豆就吃。一边吃还一边说，真好吃！谢谢叔！父亲又不高兴了：说啥呢？还客气了，咱不爱听！你们实诚吃就是！
　　几天之后，那只部队就开拔了。去了哪里谁也不知道。只是，从那时起，离屯子十几里地之外的西山坡上，就有了一只不扛枪不打仗却穿着军装的队伍，他们在那里盖起来营房。
　　这个营房是一排大瓦房，红屋顶子上方飘扬着一面五星红旗，站在我家的房山头就能看见。那里有十几个兵，每天都拿着镐头，锄镰去开荒。他们的营房还有一台东方红拖拉机和一台东风牌的收割机。那时候，屯子里还是生产队，一切庄稼播种收割都是人工完成。有几辆大马车拉庄稼就不错啦，谁也没见过能收割脱粒的大机器。都很稀罕。每到夏天父亲去西山打房草时，我和哥哥都愿意跟着去干活，为的就是看看那些铁疙瘩——东方红牌拖拉机和收割机。我们那时管拖拉机叫铁牛。这铁牛可比生产队里的老牛厉害多了，真有劲！
　　记得有一次，父亲的马车陷进了西山坡下的沟塘，父亲和那匹老马一起拉车也是无济于事，越陷越深，根本就无法自拔。没办法，筋疲力尽的父亲就爬上西山坡，去了红房子，求部队的兵来帮忙。当时，部队的人都去山里开荒了，就留下两个看大门的和做饭的厨师。他们一听父亲的马车陷住了，二话没说，关好营房就都来了。三个兵，父亲，一批老马，加在一起五个，喊着一二三的口号，勉强地就把马车弄出泥塘。父亲非常感激那几个兵，其实屯子里的很多人都求红房子里的人帮过忙，都说有了大兵在跟前，再难的事也不怕。
    后来，父亲又一次去西山沟子打上房草时，发现那条坑坑洼洼的土路被红房子的铁牛拖拉机推得又硬又平稳，非常好走。从此再也没发生陷马车的事情。可是，那个红房子兵营只存在了十几年，开垦了数百亩好田，成了小有归模的农场。到了八四年，这个解放军农场解散了，土地承包给了乡里合作社，再也没看见穿着军装的农村兵了。后来，生活好一些了，渐渐地屯子里的人家都盖起来大房子，那些小马架子也逐渐消失了。
　　让我记忆最深的老房子，它的西屋，走了一批人又住进一批人，最让人难忘还有住进了一批城里来的知青。她们是四个女的，啥都不会干。但是会织毛衣。母亲很喜欢她们，每天都给她们烧炕。她们都在生产队的伙房里吃饭，也经常偷偷地掖回俩馒头，给我和妹妹吃。那时的白面馒头很稀罕，生产队里也只有知青们能享受这个待遇。
　　七四年，生产队也是我的大姑父的安排，把十几个下放的知青分别安排在有闲屋子的人家。自从父亲盖起了三间大房子，西屋就没闲着。也有很多人家也逐渐盖起了起脊的房屋，小马架子越来越少了。邻居大凤家住了四个男知青，我家住了四个女知青。这些女知青都喜欢穿白衬衫，蓝涤卡的裤子，都梳着大辫子，特精神。
　　她们都在生产队的食堂吃饭。大姑父给这些城里来的知青开小灶，让她们吃好一点，还让她们干最轻巧的活。我妈说，这几个女人很懒，啥都不愿意干。每天烧炕还都的是轮流值班。后来干脆就是母亲給她们烧炕。其中一个和我家同姓的女知青还和父亲认做了本家，管我父亲喊叔叔。于是，每次她回城里探亲都会给父亲带回一包洋烟卷“大前门”。而父亲则总是把自家菜园子产的豆角黄瓜等給她家里人捎去，这种关系越来越近，直到后来女知青们都返回了县城，还都互相来往。只要父亲进城必去看望女知青的家人。而女知青也时常给父亲一些旧衣服带回家。后来，就失去了联系，因为县城改造搬迁，再也没见过那个同姓的知青姐姐。
　　记得那时候，我每天晚上放学都喜欢在西屋玩，眼睛紧紧盯着知青姐姐们，看着她们用竹子棒针织毛衣，手套还有袜子。把我眼馋得不得了。母亲不会织，也买不起毛线。我就用家里的麻绳和自己用柳条削成的棒针学着织。别看我年纪小，那时就学会了编织正反针。我那个本家姐姐还用旧毛线给我织了一副手套和袜子，把我高兴得好几天都没舍得穿。羡慕得邻居大凤直嚷嚷，非要让她妈把家里的男知青撵到我家来，让我家的女知青去她家住。气的她妈把大凤打了一顿。现在想起来那时候真是天真，稚嫩也好温馨。童年的时光就那样傻里傻气的充满了好奇。一晃都过去快四十年了。岁月不饶人啊！父亲的老房子还住过一个从关里来的大夫，他会中医，給村里人看病摸脉，还用银针扎穴位，不要钱，看得非常好。只在我家住了一年，就被调往人民公社医院了，后来还当了院长。每年春节都来看望父亲母亲。
　  几年之后，大房子变成了老房子。而大哥也该娶媳妇了。父亲就把西屋重新收拾了一番，还把原来的正面墙脸换成了红砖墙。这也是我家在屯子里的又一次房屋大改革，父亲的举动总是很有远见，为人又善良真诚，大哥也轻而易举地说上了媳妇。再后来，土地承包到户，日子好过了，我的父母以他们的勤奋双手让这个家有了些积蓄，并买了村里第一台熊猫牌的黑白电视机，电视机就放在西屋。父亲再把西屋烧得暖暖的，每天晚上都有好多人去看电视，那时香港片《霍元甲》非常流行，很多人都挤到我家去看，父亲从不嫌烦，我看到爸爸脸上总是笑容，好象是一种荣誉一般，我也觉得他老人家真的不简单，以苦为乐，知足踏实，活得有骨气，活得有精神！后来父亲给大哥二哥分别盖了新的房子，他们也都相继搬出家门自己过日子。父亲母亲老了，干不动了，就住在那三间老房子里，相依相伴。
　  二十岁那年，我要出嫁了。父亲和母亲就站在老房子的山头，默默无语。在上车的那一瞬间，我有很多话要对父亲母亲说，可是啥也没说出口。我上车走了，在汽车拐弯的一瞬间，我回过头来，看见父亲在揉自己的眼睛，我知道坚强的父亲哭了，我的眼泪也哗哗地流出。几十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那存着父母温度的一瞬间！
　　母亲后来得了脑血栓，不会说话也不能走路，都是父亲一个人照顾。每次我们兄妹几个要接他们来自家，也好有个照应，可是父亲就是不同意，总是说自己一个院子干啥都方便。
　  对于母亲，我们这些儿女是愧疚的，从得病到离开，这十年的时间里，都是父亲一个人悉心照料，他从不给我们打电话添麻烦。即使我们回家探望，很想多住几天。父亲总是撵着我们走。说：“行了，来看看就行，你们都有自己的家，孩子也需要照顾，家里有我在呢，你们都放心吧。”
　　我们这些儿女都长大了，父亲和他的老房子也老了。村里自从土地承包之后，生活都奔向了小康，家家户户有了存款，自然，也都翻盖起了新的又明又亮又宽敞的大瓦房。马架子不见了，父亲的老房子也变成了新时代的落后象征，哥嫂们都要把父亲接到大瓦房里住，可是父亲独自一个人就是不舍得离开。他总说，老房子暖和，住着方便。再说自己还能动，不去你们家添累赘。
　　我也曾多次要把父亲接到山东，可是他说，不去，万一我病死在那里，就后悔莫及了。我要在家里住，还有邻居们可以串门唠嗑，去你们那里谁也不认识，更没意思。父亲拄着自己制作的拐棍，就那么倔强地守着老房子。他喜欢在窗根下坐着晒太阳，眯着眼睛享受阳光的亲吻。
　  以后的日子，每一次回家探望父亲，都会提前给他打电话，父亲不会接，就由哥哥转达。而每一次走到老房子跟前，都会看见父亲戴着他的老花镜，拄着拐棍在老房子山头等着我。见到父亲，他总会说：这么远回来干啥？竟瞎折腾。其实我明白，他嘴上这么说，心里最盼望儿女回家来看看他。要不，他哪能买好肉菜早早等着呢。
　　每次回家之后和父亲吃完饭，我都会去东南山看望母亲。父亲总是要亲自在烧纸上打印零钱。他说，不能都是一百元的，要多给你妈零钱，她喜欢吃油炸糕，三块五一斤，她每次就买一斤，这是老习惯。父亲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平静，可我的眼泪早留下来。我知道父亲想妈妈了。也体会到，只有父亲记得母亲的习惯。什么是糟糠之妻，什么是相濡以沫？这就是不离不弃的爱情！
　　那一刻的记忆也都成了往事，后来，父亲走了，我和哥哥们知道他喜欢抽旱烟，每次上坟的时候都会给父亲的贡品中摆放一些旱烟，再点燃一只烟放在坟前……
　　父亲，咱家人都好，您的孙子孙女们都有了出息。还有您最心爱的老房子拆了，现在新村规划了，您不心疼吧？安息吧，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