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以此文让60后70后的人有一些美好的回忆。——题记

    在我老家的破屋里，放着两个架车架子和一组车轱辘子。它们已经有好多年没有用了。其中的一个车轮几乎没有气了，扁扁的；另一个车轮气很足，鼓鼓的。车架上的积灰已经很厚，也没有人去清扫。它们呆在那儿，接受着岁月的侵蚀。看着它们，往事一件件地涌上了心头。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农村的经济开始了些许的复苏，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对农村似乎没有什么大的影响。那时候，爷爷是一个泥瓦匠，农闲时节便给人家盖房子。农村的房子，大多是泥坯的；用长一尺二寸，宽六寸，高三寸（也有一尺/五寸/二寸五的，不一致）的木板做成模子，用泥加点麦糠活好，按模子做成泥坯并晒干，便成了建房的材料。有些富裕的家庭，在房子的下部分用砖头累成，上部分用土坯；能用得起全部砖头的家庭还是不多的；但是用砖头盖房子应该成为趋势了。我们那儿的人们要想买砖头，要么上颍上轮窑场买红砖，要么到新集北面的下湾砖瓦场买灰砖。但当地人总认为红砖不吉利，喜欢灰砖。下湾除了卖砖头以外，还卖瓦，瓦上刻有“下湾砖瓦厂”的字样。运砖和瓦的是一些架车子，车架很长，一个人是拉不动的，每个架车都配有一头老驴；一般都是几辆或十几辆架车组成车队的，谁家要砖瓦，联系好了，就送来，码好丁子，主人过过数，便交了钱，他们便回家了。下湾离我们这大约有二十多里的路程，他们一天也只能赶一趟吧。而颍上的砖都是用卡车运的，只有个别的公用建筑才会用到。下湾的灰砖又叫沙砖，是用沙淤土做的，强度不高。红砖强度高，被称为钢砖，但农村人认为颜色不吉利；我到现在还不明白用红砖盖房子为什么就不吉利了。为了适应人们的需求，据说，有钢砖的烧窑者在烧制过程中冲水，红色就变成灰色了。这个我也不是特别清楚的。也正是为了适应百姓盖房子的需要，我们所在的小乡三十铺乡政府才决定自己建一座吊窑。爷爷所在的建筑队（就是十多个会建筑活的在一块干，没有资本剥削性质的，工钱本来就极少，是平分的）承建了那个建设吊窑的任务。经过了两个多月的辛勤劳作，总算完工了。完工后不久，乡政府便跟建筑工人结账。正好合作社来了一匹架车轱辘，爷爷就用这笔钱买了一组架车轱辘子。

    车轱辘子是有了，车架子怎么办呢？正巧，住在颍河北面的我的小姑奶家进行车架子更新，他家嫌之前的车架子太小了，打了一个大一点的，就把小的送给了我家。小姑奶家住在颍河北面一个叫做倒栽槐的地方，那儿紧邻颍河，柳树特别多，所以车架的材质是柳树的。车架确实是很短，只有七尺左右，一般的车架都在一丈左右的。一个车把还向里弯着，还有了一个洞，感觉很沧桑的样子；不过柳树的韧性特别好，车架在我家经过几十年的风吹雨打，经过几十年的摔打碰撞，那个弯一点的把子还是没有摔断过，也没有出现过什么大的损坏，这跟它的小应该是有关系的，小了承重少，损坏就小吧；也跟爷爷的呵护有关系，有一点小毛病就及时修理，当然不会出现大毛病了。三十多年过去了，物是人非；小姑奶还健在，身体还好。小姑爷已经在十多年前去世，他的那个常用来打鱼的小船也在小河边风蚀消损，灰飞烟灭了吧，我也无从知道。

    有了架车子，拉庄稼就轻松了许多。之前运粪土，拉庄稼要么用篾篮挑，要么要借别人的独轮车推。即使人家有架车子，也是视如珍宝，不好开口借的。有一次，爷爷问邻居家借了一次架车子拉庄稼，也不知道是车子质量的原因还是路的原因，把一根车条给弄断了。跟邻居说明后，爷爷第二天就扛着车轱辘子去离我们家四五里地的三十铺集上去换了一根新车条，回来还要反复跟邻居道歉；邻居只是拉长着脸说“也不知道注意点”，弄得爷爷以后再没有向人家借过架车子。这也是爷爷急着买架车的原因之一吧。

    架车，伴随了几乎一切的农活。一年要拉三次粪土，拉多次庄稼，还要拉麦子去打面，拉红芋去打粉……作用非同小可。离家近一些的地有四五百米，远一点的有一千多米。拉粪，是伴随在每季种庄稼的前夕的。那时候，几乎是没有化肥的，家家户户都堆了一个大粪堆。粪的种类也很多，从地里拉一些土放在厕所旁，定期把厕所里的粪便出到土堆上沤着；粪坑里有自己家人的粪便，有爷爷黎明便起床挎着粪箕子到野外拾得狗粪人粪等，有家里喂的兔子粪。还有猪脚下踩的泥；在猪圈的门口也拉了一些地里的土，猪在上面拉屎撒尿，在上面踩，这些泥土隔一段时间便整理一下，晒晒，便成了庄稼的粪。还有一种是沟里的泥；冬天，沟里的水少了，便在自己家所分得的沟的所在地的适当位置打个小坝子拦住水，把沟里的淤泥甩上来，经冬天的寒冷冻酥，春天便成了很松软的泥土粪了。无论哪一种粪，在勤劳的爷爷的积攒下，我们家都比同样人口的其他人家要多得多，月累年积，所以我们家的地总比两边邻居的地要高出一些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那时候，为了一点沟泥甚至早晨到谁家厕所旁拾粪而大打出手的大有人在；现在呢，大粪，已经成了社会的累赘，成了难以处理的地下废物。再回到拉粪的话题吧。拉粪，一年一般有三次。一次在春天，为了给春地上肥；一次是在夏初，拉到快成熟的麦地的地头堆成一堆，等麦子收割完毕，再将这粪运到地里分成小堆，再用铁锹撒在地里的；还有一次就是在秋初，把粪提前拉到没有收获的红芋地头或是直接拉到已经收割的芝麻、大豆地里，等深秋种麦子用。每次拉粪的时候大家好像是不约而同的，你看他家拉了，也就跟着拉了。其实，都是为了抓住天干路干的好天气罢了。向相邻的地里拉粪，爷爷用小车架，邻居用大车架子，爷爷年龄老些，邻居年轻些。我有时候也用一个小铁锨在后面帮着推的，但那时候我还小，根本起不了多大的作用，所以爷爷就不让我推，即使是推，我也只是跑着玩而已；但我的作用还是有的，在爷爷向车上装粪的时候，我是可以扶着车把的。而邻居家是夫妻二人干的，妻子扶着车把，帮着在后面推；不过她腿有点残疾，力气也不大。奇怪的是，邻居总是没有爷爷拉得快。我问爷爷原因，他说：“车架长，装的多，但是走得慢，到地里下车的时间用的也长；我的车架小，装的少可以走快点，到地里用力一扛就卸掉了，扭头就走；所以，做什么事情都是有巧劲的，不要蠢干。”

    拉粪可以不蠢干，拉庄稼有时候就不是蠢干不蠢干的事情了。拉红芋的时候，特别是地相对湿度大些的时候，就困难重重了。那时候，姑已经出嫁了。我还很小。虽然车架很小，但不管车架大小，家家户户拉红芋时都是要在车架上加上一个栅栏的，用荆条或是竹条或者二者合用，条子的长度60到90厘米不等，用尼龙绳编扎在一起，长度是车厢的周长，围着车厢，把两个栅栏头用尼龙绳一扎，便成了一个加高的车厢，便于装更多东西的。一般只是用它装红芋，有时也可以装麦糠，豆糠等的。我家的栅栏当然是又短又小的。装的红芋虽然没有别人家的多，但在那些软软的红芋地里，凭着六十多岁的爷爷和十来岁的孱弱的我的力气，只能是半尺半尺地往前挪。爷爷先是让一个车轮向前挪半尺，再让另一个车轮向前挪半尺，拉到老车辙上，稍微有点省力了，拉到地头，要二十多分钟的。左邻右舍的也许都在忙着秋收，也许是装着看不见吧，一般是没有人帮助的。这种艰难的拉车经历，直到现在，爷爷在提起的时候，还是感慨万千的。爷爷还经常跟我讲一件事，说我们要感谢邻庄的某某人。有一次，爷爷拉一车刚割过的连着菜籽的新鲜油菜秸子，非常重，爷爷自己把它慢慢地挪到地头了。地头的路面比地里要高一些，而且路边挖了小水沟，各家垫了小土坝过车子的。从地里到路上的土坝只有五六尺远，但爷爷用了五分钟的时间还是挪不到路上，一边的车轮压成了很深的车辙，随时有翻车的可能。如果翻车了，油菜会炸开很多，重新装车也会浪费很多时间的。就在这时，邻庄的一个学生从学校回来。那学生也许是小学高年级的，个子不矮，胖嘟嘟的，很有力气。爷爷让他帮个忙，他跑到车子后面，两人喊了声用劲，转眼功夫，车子上了大路，爷爷对他是千恩万谢，他只是笑了笑，走开了。但他的这次帮助却在爷爷的心里一直保存着，并时刻启发着我，要学会感恩，要学会帮助别人。

    当年的架车子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就是给姑老太送红芋和柴火。姑老太就是我爷爷的姑姑。她是一个孤寡老人，住在颍上县城的东关，无儿无女，丈夫早已经过世了，因为丈夫当年是街道的一个小官员，所以一直以来姑老太每月都有政府的生活津贴；这津贴也只能勉强维持她的生活。我四五岁的时候，每年常在姑老太家过上小半年的，上了小学后，便只有在暑假的时候到那儿住上月余的时间，上了初中后就几乎没有办法在那儿住了，因为家里的牛和兔子离不开我了，这些都是一言难尽的。姑老太最喜欢吃洋红芋，但洋红芋一般找不到秧子。春红芋一般是不吃的，太面太硬了。吃的都是麦茬红芋，虽然小一些，但甜度大，煮熟后也比较软，好吃些。还有一种小一点的，叫红芋秧子红芋；顾名思义就是长在红芋秧子上的，一般是春红芋秧子上的。不是很大，但是比麦茬红芋还甜还软。我们一般把红芋秧子红芋拣出来，再细心挑选一些长得椭圆形的，表面光滑的麦茬红芋，在阳光下晒着，约有几十斤吧；多了，容易坏掉。晒过后既便于保存也更加甜而软的。等红芋季节忙过后，我会跟姑妈一块，用架车子拉着，上面还放一些树叶、树枝之类的柴火；那时候，都是烧柴的。姑老太烧的柴有一部分是买的，一部分是旁边木材厂送的，极小的一部分是我家送的。我和姑妈拉着架车，有时候我坐在架车上，有时候我也下来拉一段时间。当时从三十里铺到颍上是有汽车的，但是坐汽车只能坐到车站，到了车站离东关姑老太家还有五六里的路程是没有办法运送的。我们就这么慢慢地走着，三十多里路，从早晨天蒙蒙亮开始走，到中午十一点左右就可以到了。那时候也没有手表，只知道到哪儿时，大家都开始做饭了。我们一般是在哪儿住上一个晚上，第二天才回来的。一个并不宽的床，并不厚的被子，幸好天气还不是很冷的。第二天吃过早饭，我们就踏上了回家的路。有时候，这种送东西的任务是爷爷完成的。他走得早一些，中午在那儿吃顿饭，就赶紧地往回赶，到天黑也就到家了。后来姑妈出嫁了，我自己也送过两次。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拉个架车子，走上几十里的路，虽然也是柏油路，但仍然是崎岖不平的地方多。车虽然不是很多，但那种大敞车带挂斗的，走过去，扬起一篇灰尘，还是很吓人的。有时在春天天气较好的时候，也用架车去把姑老太接来我们家住几天，不过那不是每年都那样的。我曾写有《城南旧事》，叙述了我在姑老太家的一些生活片段，那是我终生难忘的一些生活片段。不幸的是，在我上师范三年级的时候，在一个大雪飘飞的日子里，姑老太离开了人间，享年八十三岁；爷爷怕耽误我的上学，没有通知我。当我等到雪停了，化了一部分，路上好走了的星期天去看望她老人家的时候，已经是人去房空，再也见不到了；多年来，我去过她的坟前，在十字路口烧过火纸，也写了一些悼念和怀念她的诗文，但都不能抚平我心里的伤痕。在她活着的时候，她曾对我说过：“我死了，你要给我跪棺呀。”我还小，也很爽快地答应了。但是，她死了，我却不知道。我永远也不能完成那个愿望了。如今，看到当年她曾坐过的架车子还摆在那儿，她的音容还常出现在我的眼前，但是物是人非；我来到城里住了，也曾到她曾经的住处寻找，那不大的两间草屋早已不见，取而代之的是高楼林立了；路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一切的一切都没有了当年的影子了；但是，姑老太的影子是永远也不会从我的头脑中消失的。愿她老人家在另一个世界能幸福安康。

    架车子，对于小孩子来说，还是一种游戏工具。那个时候，农村没有用上电，没有电视机，更不用说游戏了。小孩放了学或者是星期天，做完了作业，干完了家务，就是玩了。打书棒、捉迷藏、老猫打十二洞、模拟战争、滚铁环……无数的儿童游戏伴随了我们的童年。有几种游戏与架车子有关的，也还是记忆犹新。三五个儿童，把一个架车子拉出来，拉到麦场或门口空地上，两个或三个坐在车架的尾部和后部，另一个坐在一个车把上两手扶着另一个车把，一脚点地，一上一下的；有时后面重了，几个孩子都压在了车尾，坐在车把上的小孩就会被跷到最高处下不了；这个时候要是有一个或两个小孩才车子上滚下来，那坐车把的孩子就会猛然下坠；这种情况是有危险的。这种游戏我们叫做“压油”，其实和城里的孩子玩的跷跷板原理是一样的。孩子们轮流坐在车把上压，享受的是那一起一伏的感觉和驾驭车把的高贵的感觉。有时为了争着呀，特别是架车的小主人要争的时候，也有闹别扭的；别扭的，自己走了，或者是大伙就散了。如果车子刮碰到小孩，场地上传来了小孩的哭声，大人是会让孩子把车子拉回家并斥责一番的，但很快孩子们又开始玩其他的游戏了。还有另外一种跟架车有关的游戏，危险指数和技术指数都是很高的。游戏的名字叫“开拖拉机”。需要两组车轱辘子和一个车架子，还要一根绳子。把车轱辘的车轴拴在车架的一个车把上，这样，一辆架车子就有了四个轮子。拴的时候，只能是车轴捆绑在其中的一个车把上，一般是右边的车把上，其中的一个轮子要在两个车把的正中间，这样便于拐弯。拴牢固以后，绳头留一截攥在驾驶员的手里以保持平衡吧，也像是拿着缰绳或是把着方向盘吧；应该有那种感觉。一个人坐在紧靠车把的车厢上，手里握着绳子，两只脚分别放在被捆车把两边的车轮的轴上，是为了控制方向。左脚用力蹬，车子向右拐弯；右面用力蹬，向左拐弯；两脚力气保持平衡，车子走直线。一个驾驶员，后面有一两个小孩在推，车上还可以坐两三个小孩。这一群小孩驾着他们的四轮“宝马”在宽大的麦场里便跑开了。驾驶员，是人人要抢的，只能是两个车子的主人充当；有时也是轮流的。不过，不是谁都能做驾驶员的，年龄太小的自能坐在车厢里，有时候，车子跑快了，在后面推的两个小孩也趴到车厢上了；此时，车子很快慢了下来，他们只能两脚着地，再次用力推车了。我当过无数次这样的驾驶员，感觉是有点耀武扬威，很霸气的。后来长大了，开了四轮机子，开始的时候还有那种威风的感觉；半个忙季累下来，连驾驶舱的座位也不想坐了。但儿时看架车子的那种感觉还是不会厌烦的。当然，架车子在夏季的夜晚还兼有床的功用的。把车把绑在树上，夜晚睡在外面，要比睡在泥地上安全吧；小虫子和蛇光顾的机会要少得多了。随着年龄的增长，用架车做游戏的年龄便过去了。架车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就是吊粉坨。粉坨就是已经放完水的粉面子放在二尺见方的白布里面吊起来控水。用两根长二尺多的绳子分别拴在白布的四个角上，白布放在篮子里，粉面放在白布（我们这儿的方言叫包单子）里，放满了，大约有八九十斤，再把它挂在已经拴好的横木上。我没有力气拉起包单，只能把篮子放在车架上，挂好后慢慢地挪到车架的后面，在车把压着，利用杠杆原理，省力气一些吧。

    我长到了十七八岁，可是身体是瘦弱的，力气是很不大的，真可谓是文弱书生。但是，忙季拉车子的任务还是落在了我的头上。虽然那时候我在师范上学，但学校到忙季是放忙假的。自己独掌车把，才知道拉车有多么的艰难了。拉红芋，一般有爷爷在后面推着，还不算重；但是，碰到起红芋时下雨了，就麻烦了。我的家住在我们庄子的南头，而我家的地都在庄子的北面。从庄子穿过的路大多旁边都有水沟，有的是两边都有的。晴天大路干燥的时候还无所谓，一到下小雨，地里已经收的庄稼又不能不拉。小雨下的路是油滑油滑的，人的脚在打滑，车轮也在打滑。拉车的绳子（车攀）在肩膀上死死地压着，车把在手里忽上忽下地晃悠。因为车架短，这种晃悠的程度更大。一旦车子向后倒，整车的红芋就会滚到车后，要倒掉重装的；车子要是往前倒，猛然的压力有可能要把车把压断。那种小心翼翼，让穿着单褂的我已是大汗淋漓了。这主要还是因为我的力气太小，拿不住罢了。这种下雨的情况毕竟是少的。而拉着洗好的红芋到别人家门口打粉的那两年，真正算是特殊的日子了；也只有那两年的历史吧。开初，打粉机还不是安在四轮前面可以随意移动的。那时，我们庄子只有一个打粉机，是安在主人自己家门口，用一个柴油机带动的；柴油机是固定好位置的，所以打粉机也不能移动。我们庄和我们的邻庄都是到他那儿打粉，不过家家户户打的粉子还不是很多。先是把洗好的红芋装在带有栅栏的架车里，不用说是装得满满的。拉到打粉机的家门口，在那儿排队。等到了自己家的时候，先把红芋倒在铺了红芋秧子的地上，再在加了栅栏的车厢里铺上缝得很大的粗布面子，防止红芋粉子留掉了；布面子是能阻止红芋粉外流的。一边打着红芋，一边有人向车里甩着打好的红芋渣；打完后再拉回家虑粉子的。除了拉红芋的困难外，拉麦子更是一件痛苦的事。首先用绳子把割好的麦子堆在一起捆扎成一个直径一米多的麦捆，再将这样的两个麦捆一前一后放在车架上。这放麦捆还是有技术的，先刚后面的，放好后把捆麦捆的绳头系在车栏的上面，再慢慢压下车把，放到前一捆麦捆的旁边；一个人拉着后面的麦捆，另一个人到前面向车上推；推的时候不能推偏了，否则就容易翻车。然后在上面还放上几捆麦子，就摇摇晃晃地拉回家了。车子并不是很重，痛苦的是，有时候所装的前后重量不等；要是前面重了，两手得不断地用力向上拖着；要是后面重了，又要边向前拉边压着车把，人好像要飘起来一样；不管怎么样，都是痛苦不堪的。风，好像老是跟拉车人作对一样，耳听着树叶被吹得哗哗响，脸上满是汗珠，身上全是汗水，就是吹不到一点风。凸出的麦芒扎着脸、脖子，痒痒的、痛痛的。到了场里，卸下麦子，赶紧要洗把脸，脸上留下的是点点的凉气和阵阵的疼痛。那种痛苦，是一辈子也难以忘记的。不过，现在有了联合收割机，再也不会有那种拉麦子的经历了。有一次，天阴沉沉的，下午拉了两车麦子后，爷爷怕下雨，就在家自己堆麦子，拉麦子的任务就落到了我一个人的身上。我自己照样要打好捆，一个一个地向车上上。由于经验不足，打的捆一个大一个小，而且还有点向一边凸出了。上了车，慢慢地挪出了麦地，已经是大汗淋漓了；此时，车上的麦捆有点向一边歪了。我只能把车把放下，把麦子向另一边推一点，再把上面的绳子拉紧一些；就这样慢慢地挪着。离我们家的麦场还有几十米远的时候，车上的麦子已经歪得很厉害了，爷爷就跑来从一边推着，慢慢地挪到了麦场，爷爷一松手，麦捆便歪向了一边。本来能拉两车的时间被一车占去了。我也曾经拉翻过一车，那种痛苦，至今难以言表。

    我到了二十岁，结了婚，感觉车架有点短了也太沧桑了，就决定重新打一个车架。自己家的木头，洋槐树的。拉了一架车木头，到三十铺电锯房去据成2寸的木板。再把据好的木板用四轮拉到耿棚老姨夫（他是木匠）那儿请他打。一个月之后，新的车架打好了，用架车拉了回来。新车架比老车架长一尺，宽是一样的。新车架打好后只用了一个麦季，到起红芋的时候爷爷还是坚持用老车架，说老车架用着顺手，我也就不再坚持了。再后来，我们家买了四轮，忙季的时候一般都是用四轮拉庄稼了。再后来，联合收割机来了，麦子收割后，麦秸就在地里烧了。秋季的红芋也不载了，该种了玉米，玉米秸秆也多用四轮拉了。车架便成了文物存放在老家的老屋里，接受着尘埃的洗礼。

    现在，爷爷还陪着老家的车架。他们都变得很苍老了。

    （实名：王文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