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人不可能将一辈子发生的事情都记住，但有些事情却如同镌刻在脑海中，无论怎样的久远，都难以磨灭。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因父亲生病，我和弟弟相约，回家看望父亲。弟弟在北京，我在广州，虽然南北两极，但我们都需要在德州倒车。弟弟为了接我，选择了一班比我早到40分钟的火车。不巧的是，我乘坐的火车晚点一个小时，弟弟接到我后，已经错过了最后一班返乡的公共汽车。公共汽车的班次有限，也已经赶不上，只能搭乘专门接送客人的自行车了。这种自行车的后尾安有座位，加重的车架甚至可以安两个对坐的座位，人们通常管这种车叫“二等”车。我们唯一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二等”车了。

弟弟几经周折，还真的找了一辆“二等”车来，遗憾的是仅有一辆，但那辆自行车后座安放了背坐的两个座位。驮"二等”车的是一位面容清瘦，但精神矍铄，身体结实的老人，看起来有五六十岁的样子，看他微微的笑，露出满脸的憨厚。我看他比我父亲也年轻不了几岁，一下子就失望了，这么老的一个人怎能驮得了我和弟弟！弟弟却一再对我讲，已经谈好了，8元钱送我们到家。

谈着谈着，天就黑蒙蒙的了。这里离我们家有30公里的路程。虽然我想急切见到父亲，但我一看到这位驮“二等”车的人，就想起了父亲，他不就是这样积劳成疾的吗？我怎么能忍心让一个老人驮我们两人呢！只是因为弟弟刚结婚不久，部队请假非常不容易，就想让弟弟一人坐车先走，我先住下等天亮再走，价钱我照付。弟弟一听就急了，他怎能放心我一个人留下，于是两人就争执起来。弟弟认为人家是干这个的，吃的就是这碗饭，备了两个座位就有这个力气。驮“二等”车的大叔也帮着弟弟说话，说他能行。但我却坚持说，我父亲和您的年龄差不多，就是因为不顾及自己的身体才累病了。30公里的路程太远，磕磕绊绊太辛苦了，我实在不忍心坐您的车。最后弟弟看我如此执拗，竟说我不可理喻。驮二等车的人看我们姐弟二人争得面红耳赤，就说道，这里离我们家很近，家里还有一辆自行车，可以借给你们用。

那个年代，人们的思想是这样的淳朴，大叔是这样的单纯善良。对陌生人，他没有丝毫怀疑和戒备。为了证明我们的身份好让他放心，我掏出工作证请他看，但他连接都不接，只瞄了一眼，连名字都没有认真看（现在想来，耿大叔恐怕连字都不认识），就让我们把自行车骑走了。临走时我告诉大叔争取在4天内把自行车还给他，并记下了住址和他的名字耿双桥。当时耿大叔爽快地说，到这里一说驮“二等”车的老耿人们都知道。就这样他便把自行车借给了我们。在这位善心大叔的帮助下，我和弟弟互换着蹬车，连夜赶回了家，见到了父亲。

几天后我去还车时，当我一打听驮“二等”车的耿大叔的住处时，人们都显得非常吃惊，很多人围过来，有的孩子还喊，耿爷爷的车子回来啦！一些人还跟着我去了耿大叔家。耿大叔看到我，一下子站起来，现出了满脸的惊喜，热情地招呼我。我看到后面跟来了这么多人，有些感到摸不着头脑。耿大叔却一脸的得意，侃侃而谈，说自己很会看人，一看就知道谁是好人，他相信世上还是好人多。至今，他可爱又可笑的样子还是那么的清晰。我非常感激耿大叔，深知他干这份活的辛苦和不易，除了给他一些钱作为借用自行车的补偿，还给老人家买了一套衣服和一顶棉帽，算作一点心意。

原来，在耿大叔借车给我们后，街坊邻里就挖苦奚落他是傻瓜，认为我们姐弟俩是骗子，都说别指望车子回来了，甚至还有人为此事打赌。也不怪大家说他，耿大叔借车给陌生人完全违反了社会常理，既不知我们姓甚名谁，也不知我们的单位住址。别人问他，他什么都不知，现在想起来都觉得耿大叔傻得可爱。毕竟在当时一辆自行车的价值不菲，这是他养家糊口的重要工具，但耿大叔只顾着让我们早些回家，他没有想更多，他相信世上还是好人多，他认的就是这个死理。事实证明，耿大叔是对的，他怎么能不得意呢！

转眼间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这中间发生了多少事情，数也数不清，但大多数事情就像风一样刮过去了，连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唯有这件事忘也忘不了，耿大叔的形象至今仍历历在目。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前些年社会上流行的一句话：“不要与陌生人说话。”是的，现在社会的治安情况确实不尽如人意，对坏人的防范之心的确是不能少的。如果我们再遇到以前的那种情况，可能很难再遇到耿大叔那样的人了。可是这一切是怎样造成的呢？怎样才能让人与人之间多一些信任、让耿大叔那样的人重回社会呢？我一直在思考，相信很多人都在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