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7月27日，周作人成文一篇，题曰《代快邮》，收在他自编的文集《谈虎集》中。文章开头一句就说：“这回爱国运动可以说是盛大极了。”何以“这回的爱国运动”“盛大极了”呢?我们先来回到1925年去看看。

　　1925年中国发生的事情很多，我们找几件引起周作人发出这般感慨的截止7月的事件列举如下：

　　4月，中国共产党领导青岛日本纱厂1万多工人举行大罢工。

　　5月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日本大班(厂长)率领打手枪杀中国工人、中国共产党党员顾正红，打伤多人，工人罢工反抗。

　　5月30日，在上海由于日本人枪杀工人代表顾正红等人，引发“五卅”血案。

　　6月1日，上海总工会成立，宣布大罢工，全市掀起反帝怒潮。

　　6月11日，英国水兵在汉口枪杀中国人。

　　6月19日，广东、香港工人为声援上海“五卅惨案”举行大罢工，即“省港大罢工”。

　　6月23日，在广州英国海军陆战队向游行的中国老百姓开枪、开炮，打死59名中国人，重伤者百余人，造成“沙基惨案”。

　　7月6日，成立省港罢工委员会，封锁香港。

　　7月12日，广州国民政府痛斥帝国主义连续制造“五卅惨案”、九江、汉口、青岛和沙基惨案。

　　7月21日，天津海员罢工，以声援省港大罢工。

　　看了上面所列，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这回爱国运动可以说是盛大极了”，在发生了这样多的事变之后，“雪耻御辱”自然就成了当时最强烈的口号。面对这样全国性的轰轰烈烈的雪耻爱国运动，周作人是怎样看的呢?他说：“我很惭愧自己对这些运动的冷淡一点都不轻减。”惭愧不惭愧的，我看只是面子上的话，“冷淡一点都不轻减”倒是真的。那么，他为什么冷淡呢?“其实我何尝不希望中国会好起来?不过看不见好起来的征候，所以还不能希望罢了。好起来的征候第一是有勇气。古人云：‘知耻近乎勇。’中国人现在就不知耻。我们大讲其国耻，但是限于‘一致对外’，这便是卑鄙无耻的办法。”原来他的冷淡是因为他看到的1925年的中国人还不知耻。一群根本就不知耻的人，用“一致对外”的“卑鄙”的办法御辱，这使他非常不能接受。为了进一步把自己的观点说得明确些，他还在文章中引用了此前三年在某校讲演时说的话：“我想国耻是可以讲的，而且也是应该讲的，但是我这所谓国耻并不专指丧失什么国家权利的耻辱，乃是指一国国民丧失了他们做人的资格的羞耻。这样的耻辱才真是国耻。”在这里他告诉人们，讲国耻不能只讲“丧失什么国家权利”，主要的还要讲“一国国民丧失了他们做人的资格的羞耻”。为什么他说中国人丧失了做人的资格呢?因为中国人“缠足，吸鸦片，买卖人口”，因此之故，他认为“反抗自己更重要得多，因为不但这是更可耻的耻辱，而且自己不改悔也就决不能抵抗得过别人。”读着这样的文段，我们发现周作人冷淡的背后原来存在着极大的超脱与冷静。他冷静的眼光盯上的是中国人的劣根性，在这样的劣根性还没有得到有效地根除的时候，中国人就不佩用“一致对外”的办法来雪耻，那样是太卑鄙了，而且“也决不能抵抗得过别人”。这样的超脱与冷静实在是太可怕了。

　　外辱当前，周作人提倡的是把自己的耻辱洗刷好了才可以去御辱，可是，等到自己的耻辱洗刷干净了以后再去御辱是不是就一定能获得成功呢?也就是能不能“抵抗得过别人”呢?他没有说，我想大概聪明先见如周作人者怕也是说不定的吧?反抗别人，得先反抗自己，洗刷外人给我们带来的耻辱，先得洗刷掉自己身上的耻辱，这使我们想起了多少年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治主张来，两者在意义上竟是如此的一脉相承，叫人不寒而栗。

　　周作人是五四运动的健将，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把人性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他“讲神话、童话、儿歌与谜语，说男人、女人，小儿与原始人，论文学、艺术，爱与性欲，都在追求着同一个目标：人性的和谐，精神的超越，说到底，是对‘贵族精神’的一种自觉的追求，或者如周作人自己所说：是希望实现‘平民的贵族化’即‘凡人的超人化’。‘因为凡人如不想化为超人，便要化为末人了’。”(钱理群《周作人传》)注重人的自由和精神的超越，这并没有错，但是，在大敌当前、外辱日盛的1925年，御辱当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同心协力解决好这个主要矛盾却闭起门来谈什么改造自身的顽劣，是迂腐逆动的表现。当年与周作人持同样耻辱观的还有俞平伯，这在当时就遭到了郑振铎等人的猛烈抨击，并且，即便是站在8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还是会对周作人的耻辱观嗤之以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