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廿三年（1897）二月十六日（阳历3月18日）, 瑞安先贤项湘藻、项崧兄弟承朴学大师孙诒让的鼎力支持，创办了浙江省近代最早的外语学校——瑞安方言馆。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史卷》收录了方言馆的办学事略。

    瑞安是僻处东南海隅的小县城，能率全省之先创办学习外国语言的方言馆，这绝非偶然。

    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侵略者的大炮轰开了清王朝闭关自守的大门，一些较为开明的官员为了寻求强国御侮之道，主张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强兵富国，维护清朝的统治。他们在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共识下聚集起来，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洋务派，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引发了一场长达35年之久的洋务运动。

    为了培养洋务人才，洋务派代表人物恭亲王奕?于咸丰十一年（1861）十二月奏请开办“京师同文馆”。第二年六月，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外国语言学校同文馆建立，直属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为培养外交、翻译及准备出洋留学的人才。同文馆课程除学习英国、法国、德国和俄国的语言外，还讲授各国地理、历史和翻译选编。同治二年（1863）三月，直隶总督李鸿章将上海敬业书院改办为广方言馆（也称方言馆，“广”为推广的意思），成为上海的第一所外国语专科学校，其办学宗旨及办法和京师同文馆大致无异。同治三年（1864），广州将军瑞麟和两广总督毛鸿宾也奏准清廷，仿照上海方言馆之例，在广州举办广方言馆。此后，一些省会和通商大埠也间有举办类似于此的学馆。但就州县而论，举办方言馆则瑞安可算独一无二了。所谓的“方言”，即地方语言，本来指的是相对于京畿官话的地方语言，但清政府素以天朝为中心，将外国语言和地方语言统称为“方言”。

    为瑞安方言馆催生的是国人认为奇耻大辱的甲午战争。光绪二十一年（1895）三月廿三日，甲午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清廷的特命全权大使李鸿章即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面临列强的宰割和西方科技文明的强力冲撞，有识之士纷纷呼吁开启民智、传播西学、兴学图强、教育救国。其时兴学者最为崇尚算学和翻译，他们认为“西学之要，首在算法”，“引进西方科学知识和技术主要途径是翻译西书”。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孙诒让牵头率先创办了专习算学的学计馆，瑞安实业家项湘藻、项崧积极呼应，参照京师同文馆和上海方言馆的办学办法，创办了瑞安方言馆。

    瑞安方言馆学费标准为每生50元，开始招收学生30余名，后增至50名，设西文（英语）、东文（日语）两个班，专修通用的英文、日文，兼习世界历史、世界地理常识。孙诒让缩编的《泰西史约》也被采用为课本，他所捐赠的中外舆图被陈列在教室里。上海圣约翰书院（后称圣约翰大学）毕业的蔡华卿被高薪聘请为外文专任教习，每月脩金100元。办学经费由项氏家族出资及社会捐募和学费收入。

    光绪廿七年（1901），清廷宣布推行“新政”，下诏将所有书院均改为学堂，瑞安学界积极响应，在玉海楼设立筹备事务所，经过多方筹措，将瑞安方言馆和创办于1896年的瑞安学计馆合并为瑞安普通学堂，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正月二十日（阳历2月27日）正式开学，这是按照清政府诏定学制而创设的温州第一所官办学堂。

    方言馆办学五年，学生学有所成。1898—1911年，瑞安籍赴东洋、西洋留学的学生差不多尽出其间。有些学生则考入国内的外语学校继续深造，如蒋咸平、项漱泉、项朴如等均考入上海尚贤学堂继续学习英语。蒋咸平后来成为瑞安最早的外语教师，先后在温州中学、瑞安中学任教，著有《英语语法》。学生中最负盛名的是项骧，他先去上海南洋公学学习，后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获硕士学位。学成归国后参加1910年清廷举办的留学生回国殿试，获一等第一名，时称“洋状元”，受赐“法政科进士”的头衔。民国成立后，曾任财政部次长、盐务署署长及全国盐务稽核总办等职，其生平载入早期中国名人录。

    瑞安创办学计馆和方言馆，率先走在省会及其他郡邑的前头，开启了浙江新学之先，在浙江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全省教育的近代化以至全国教育的近代化，起到了先导和表率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