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奶奶是我们家一位邻居，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寡居的，自打我记事的时候，她就孤独一人住在我们家院子的那间东屋里，那时她六十多岁的样子，无论冬夏，都是一身黑色大襟衣衫，裤脚用黑色的裹腿扎起来套在白布袜子里，一双小脚上套着双三角型的黑鞋。头上那顶黑色的圆帽，一侧还有一朵黑花。

    高奶奶说是邻居，其实和我们家的家人差不多，他住的那间房子，是我们家的私房，到她去世时，我已是十八岁的小伙子，我从来也没见父母收过她一分房租。

    那时候谁家都不宽裕，特别是粮食困难时期，我们家但凡有点好吃的东西，母亲一定会亲自或是让我给高奶奶端一碗或分一些过去，那时候，所谓“好吃的东西”标准很低，就是一碗没有掺杂粮的干饭也算，这样，大部份日子里我都会给高奶奶端饭，年头节下，就干脆请她过来，和我们在一起，做饭、吃饭。

     母亲生小弟弟的时候，我已经十六岁了，记得那是个大雪纷飞的日子，天刚刚发亮，父亲接来“老娘婆”后，我们都待在外屋里，“老娘婆”在里屋，高奶奶出来进去地在忙着，记得随着小弟弟地哭声，高奶奶拐着小脚，扎楞着两手走出里屋，一脸喜气地对父亲说，“是个小子，大人娃娃都好，给‘老娘婆红包吧。’”高奶奶俨然家里的长辈，那神色就好像她又添了孙子。母亲的月子自然是高奶奶照料的，我们兄妹几个，似乎也都是她帮着母亲带大的。

    六十年代初，最缺粮的那些日子，家家粮食不够吃，大家到处挖野菜、捋榆树叶、摘槐花，用这些东西和面掺在一起或蒸成窝头，或搅做糊糊，或和面拌在一起后蒸成面疙瘩吃，那时我七八岁了，后面连着好几个弟妹，母亲脱不开身，高奶奶就带着我，算边照看我边挖野菜、捋树叶。

    记得那次槐花正开的时节，高奶奶带着我找到一棵槐树，那槐树不算太大，但高奶奶瞅着一树的槐花却怎么也够不着，还在她为怎么摘下那一树繁密的槐花犯愁的当儿，我却噌噌地爬到了树上，见我在树上，高奶奶急得双脚乱跳，看高奶奶颠起那双三寸长的小脚，摇着两手跳跃的样子，我看得很好玩，还在她又跳又摇的当儿，我已经折下许多槐树枝，等撇下一堆树枝后，才在高奶奶的喊叫声中，抱着树干溜到了树下。那一次高奶奶摘了许多槐花，回到家里，高奶奶告诉母亲我的“事迹”后，母亲举着笤帚要打我，刚刚还给母亲告状的高奶奶忙又把我拦到了身后。那天的晚饭，是高奶奶把槐花和面掺到一起蒸熟的槐花粘面，我吃着觉得特有成就感。

    小时候家里人口多，父亲养家的压力大，脾气难免暴躁，其他弟妹还小，我和大弟犯了错，常挨父亲的打，记得我十几岁参加工作后，还被父亲打过两次，弟弟后来也是。一次忘了因什么事，我被父亲拿一根树枝追得满院子跑，趁着母亲阻挡，高奶奶一把把我拉到她的屋里把门关上，见我躲到高奶奶屋里，父亲也就作罢。后来有了经验，每当要挨打的时候，最好的躲避之处，就是高奶奶的屋里。

    我前后抽烟的时间不长，但偷偷抽烟开始得却早。十六岁参加工作后，即偷偷地开始抽烟，那时也没烟瘾，无非好奇，父亲自己不抽烟，也反对抽烟，母亲也反对，偶而想“好奇”一下的时候，就偷偷躲到高奶奶屋里去，这时候高奶奶就成为我忠实的“盟友”，替我望着风，见我“好奇”过后，总又叮咛：“这是最后一次，以后可不敢了，你妈妈会说我！”。

    我不知道我的爷爷和奶奶是什么模样，因为他（她）们去世时我还没有出生，姥爷我也只有非常模糊的一点点印象，我似乎是在高奶奶的呵护中长大。

    高奶奶是五保户，靠政府每月八块钱的救济金生活，每个月都有街道一位工作人员按时来发放，工作人员是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女同志，她每次来总是站在街门口从不进去，让一个路过的小孩子或者大人，叫高奶奶出来领钱，高奶奶出来时总是厚厚的沉着脸，把那一方很小的印章重重的递过去，再重重的同钱一起接过来，当高奶奶沉着脸离开后，那个女同志总会向旁边的人说：你看看，她每次都这样，每次都这样！我也奇怪，高奶奶平时对谁都是一副善良可亲的模样呵？后来母亲告诉我，那个女同志的丈夫就是高奶奶的前女婿，高奶奶只有一个女儿，离婚后去了新疆。但我一直没见过她是什么模样，孤苦伶仃的高奶奶一直怨恨这个给她每月都来发钱的女人。

    姥姥去世时我已经十五岁了，记得那天上午广场上人很多，好几个学校的学生都集中在广场上参加一个什么活动，广场在我家和舅舅家之间，母亲不知道怎么从广场上找到了我的跟前，两眼红肿地说奶奶死了，让我散会后去舅舅家里，等我心烦意乱地到舅舅家时，院子里已经有很多人，高奶奶带着我那几个年龄还小的弟妹们也在院子里，在奶奶的灵前奠纸。在水电局当总工程师的舅舅给奶奶早就打制好的那副棺椁是双层燕瓦座松抱柏的，停放在院子中间显得很大、很显眼。我清楚的记得，高奶奶边奠纸边念叨，“老姐姐你命好呵，有儿有女，能睡上这么大的房子，真是有福气呵，我将来就是能睡上你这一半大的也行啊！”

    记得高奶奶是一九七三年去世的，算起来已经四十二年了。现在想起来，使高奶奶去世的其实不是什么大病，应该就是一场重感冒。记得那是初春，我家门前的那几棵杨树刚刚呶出银白的嫩芽，高奶奶穿着一身黑色的大襟棉袄，喉咙里喘着粗气，脸憋得通红，白天和夜里都坐在坑上，母亲和我把高奶奶搀到架子车里后拉到医院，让医生看过后又拉了回来，吃药后仍不见好转。高奶奶有她女儿的地址，到了这个时候，父亲拿着高奶奶给的地址，给新疆发了电报，几天后女儿回来了，这是我唯一一次见到高奶奶的女儿，五十岁左右的年纪，身板高大，新疆高原的紫外线把她的脸晒得红朴朴地，她回来后没有把高奶奶住医院送，只是和父亲母亲商量着高奶奶的后事。高奶奶已经吃不下东西，但仍然那样的坐在坑上，女儿睡在我们家里，只是时而过去看看，喂些水给她。

    一次，我守在旁边，女儿问高奶奶，“妈，你看看我是谁？”高奶奶眼睛不睁，哑着声，费力地说道，“我连你也不认得还了得吗！”

    我母亲试探地对高奶奶女儿说 “要不，我们给喂点药吧？”

    “哪里去找这样的药啊？”女儿回答。

    “唉，我说的可不是那个意思，”母亲急忙回辩道，“我说的是喂些啥治病的药！”

    高姑娘看着母亲，叹口气道，“嫂子，你也知道我的情况，就算能好，让我怎么办呢。”

两天后高奶奶终于去世了。

    高奶奶有一个在城里医院做杂工，家在农村的外甥，我多次在高奶奶屋里见过他，五十多岁，他似乎和高奶奶也还亲热。高奶奶死后，他拉来一副棺木，虽说没有姥姥那副大，那么气派，但有奶奶一半大是没问题的，高奶奶的丧事是父母亲操办的，“出纸”那天来了不少邻居，丧事也算热闹。第二天父亲又在我家院子里支了几张圆桌，炒了几样菜，母亲和高奶奶的女儿蒸了许多馒头，招待前来为高奶奶送葬的邻居。

    坟地在离城十公里左右的一片公墓里，那时候在公墓睡一块地是不要钱的。那天送葬的时候，父亲早早带人去了坟上取穴，高奶奶的棺木放在辆架子车上，她外甥拉着架子车，我肩上背一根绳子在旁边帮着拉，母亲和大弟弟，还有大妹妹、高奶奶女儿跟在后面，高奶奶女儿一路哭哭啼啼，把高奶奶埋葬后的第二天她就走了，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后来父母亲陆续去世，坟地也在和高奶奶一片的公墓里，待到父亲去世选坟地时，大路旁边，高奶奶坟地周围已经没有地方，父亲的坟墓选在了离高奶奶大约一公里远的树林深处。给父亲选坟地时，我仔细的寻找过高奶奶的坟墓，记得当初高奶奶外甥说过，之后是要给高奶奶立块牌子的，但我终于没有找到。以后每年三月清明、七月十五上坟，十月初一、大年三十晚上给先人烧纸时，我继承父亲的做法，总是单独再给高奶奶烧上一堆。后来离开老家，不能亲自到坟头上坟、烧纸时，我也总会在居住地，找个辟静的马路边，给先人，父母亲烧纸时也给高奶奶烧上一堆，嘴里念叨：高奶奶，今天是公历某年某月某日，农历某年某月某日，是什么日子，我来给你烧纸，纪念你了，该是换衣服的季节了，我这给你送来许多的钱，有人民币还有美元，现在条件好了，不似从前，你老人家该吃就吃、该穿就穿，该看病就去看病，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千万不要像那时候似的舍不得。

    几十年来，在我心里，高奶奶就像我逝去的亲人一样。

    我给妻讲过高奶奶的故事，等纸烧完，收拾掉余烬后，每次，妻也会和我一起深深地给高奶奶鞠三个躬后才离去。

    女儿几次说这不环保，是迷信，不赞成在街头烧纸，是的，我也知道是迷信，并不是真的能给先人，高奶奶送去可供阴间花费的银钱，实在是用这种形式寄托一份哀思，这一点心思就请人们谅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