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破旧的收音机,一台黑白的电视机,一台油光铮亮的缝纫机。这是四十年前我家仅有的几样物件,收音机早已被历史的长河淹没,电视机也更新数次,唯一不变的,是静静地蹲在母亲窗前的缝纫机。

母亲总是很忙,忙着教书。

高中毕业之后,母亲被安排到离家十几公里的山村里教学。她总能在恶劣的环境之中寻找到快乐,有时候,她和孩子们的教室是山洞,随便拉上几条桌椅便有很多的孩子甚至是村民把洞口围得水泄不通。有时候,她们的学堂便在露天的院坝,母亲总能把一只鸟儿的歌声模仿得惟妙惟肖,孩子们也总能临摹得栩栩如生。后来,母亲在自家的屋里建起了民办小学。当时我们片区没有一所正式的学校,很多的孩子光着屁股无所事事。 母亲见状便坚定地当起了私塾里的先生,于是,自己便成为了这个学校唯一的校长和老师,所有的科目都承包了。这样一干就是三年,后来村里成立了公办小学,母亲连同她的学生都被合并了。母亲说,反正都是上课,只要和孩子们在一起,在哪都一样。所以,母亲名正言顺地成为了一名公办的人民教师,我记得她转正那天,第一次坐上了缝纫机,她说要给父亲织一双鞋垫。可是,母亲很忙。她忙着做一个“男人”。父亲因为工作,常年不着家,我们一年难得几次父亲的拥抱。所以我的母亲很忙,忙着做一名教师,传授学生知识;忙着做一位农民,年年丰收;忙着做一位“女汉子”,主内主外。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年的“鬼节”,家乡的风俗得在这一天写包,封包,烧包。(意为给冥间的亲人送钱)母亲带着幼小的姐姐和我,在家边的岔路口烧包,夜风阵阵拂过,烟雾缭绕,母亲一边振振有辞地念叨着,一边熟练地在重复手上的动作。突然眼前一个黑点慢慢地变大,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走到我们跟前。母亲踉跄了几步便哭倒在了父亲的怀里,那是第一个有父亲的节日。日子久了,母亲便也司空见惯了,在自己的教学岗位上一干便是40年。直到退休,我以为这下母亲有时间了,可以纳鞋垫儿了。

可是,我的母亲依然很忙,忙着生病。

就在我大学快要毕业的时候,母亲被检查出患有肺癌。此后的两年中,母亲一直被辗转,一直备受煎熬。我目睹了她知道自己病情时候的绝望,我也看到了她偶尔投射的丝丝希望。我搀扶着母亲从医院的磁共振室到CT室,我安慰着母亲从这家医院到另外医家医院,我大声呵斥了不愿意服药的母亲,我哭着求着母亲再一次接受伽马刀的治疗。母亲还是很忙,忙着操心我的工作,担忧我的家庭;忙着见证我的幸福,描绘我的未来;忙着踏上缝纫机,继续未完成的鞋垫。母亲总是很忙,忙着去往天堂的路上。就这一件事她赶上了,那么匆忙,那么蹒跚,那么不恰当。就这样,断断续续地缝纫机声音随着母亲的气息一同去往天国,再也没有响起过,那双还剩下一只的鞋垫安详了三十几年。

直到后来的某一天,母亲的缝纫机又开始工作了。一个女人坐在上面,拿着那只母亲曾经拿过的鞋垫,重复着母亲娴熟的动作,叮叮咚咚地敲响了站在边上的父亲的生活。父亲笑了,我笑了,我想,母亲也应该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