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他一个座位。而且，是在初三的时候。我像一只候鸟似的，初一的时候，在这里念的；等到初二，爸爸就把我转回了临近的林场学校。因为我们是农民，所以，在当时是没有办法在林场学校报考上一级学校的。于是，到了初三，就只有再转回来。

初一的时候，我们分两个班，我是二班的。回到属于我们农村孩子的学校，我的很多同学或是辍学不念了，或是蹲级了，跟班上来的寥寥无几，其余的就是一班的，都很陌生。八个男生，十个女生，总计十八人。

最初的女班主任是大学漏儿。后来，因为与学校的教导主任闹了矛盾，干脆就辞职不干了，反正也是临时代课的。那个时候，正式的教师很少，那个一天到晚端着架子在操场上走来走去的校长，还有教导主任，以及教化学的老师，算是正式的，其他都是临时的代课老师。班主任走了，接替她的是一个年轻的男班主任，说是什么雅苑来的，我记不得了。记得最清楚的是他整天到晚并不管理我们，谈恋爱成了他的最主要的工作。他的对象也是我们的老师，教初二的一门学科，长得很漂亮，县城里的。那时候，我们就是一群散放的羊，想怎么的，就怎么的，没有人管。

我的同座与我一样，眼睛近视，坐在班级的最前排。而且，我们也是班级里学习最好的一组。只不过他的数理化比我好，要是加上英语，我的考试总分就会超过他。当时，考高中是必须考英语的；而考师范，则不必考英语。

他是卯足了劲儿要报考师范的。他的英语水平很差，更确切地说，仅仅会背二十六个字母而已。这样，无论是从眼前的中考来说，还是从长久的高考来说，他报考师范是最优的选择。

可是，报考师范是要体检的。先是在本地的乡镇卫生院体检，然后，再到县里体检；等考上了，师范学校还要进行复检。三道关卡，每一道对他来说都是难以迈过的。他不单单是色盲，更加严重的是，耳背，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耳朵有些聋。这是他最为致命的缺陷。

一开始，在学校这一关，他就没有通过。他说教导主任与他家有仇口，他的哥哥上学的时候，打过教导主任。这样的报仇的机会，十年不遇，教导主任怎么会放过呢？他沮丧地对我说。我并不相信，一个老师，更何况还是学校领导的境界能够这样的低下。看到我不相信，他一着急，竟然又暴露出了另一个缺陷：结巴。“你，你，你不用，不相信；我怎么，怎么会说谎呢？我，我……”他支支吾吾的，脖子的青筋已经涨红了。

后来，不知道他做了什么工作，找了哪路神仙，学校同意他参加体检了。可是，到了乡镇卫生院，他真的就彻底地包裹不住自己的那几点缺陷了。院长怎么也不签字，硬是给刷下来了。他哭了，很伤心。我愤恨地看着院长，误以为院长在刁难他。

院长说：别哭了，孩子！就是我这关过了，县里的那关，你也过不了。早点放弃这个心思吧，做好报考高中的准备吧！

院长的言辞恳切、和善，而且也是大实话。我不再愤恨了。

就这样，他，我的同座，只有报考高中。就在英语成绩极其出于劣势的情况下，他依旧顺利地考上了县里唯一的一所高中。我也如自己所愿，上了师范学校，开始圆自己当老师的梦想。

我与他从此就各上各的学，偶尔假期里才能相遇。我们虽说是一个乡镇的，彼此的村庄相隔却又几十里的路程。

三年之后，一个同学结婚，我们相遇。他更加的成熟了，绝对的算是一个大老爷们儿，满面胡子，黝黑黝黑的。

那年，他高考失利了。本来想复读，可是家境不好，他说，先打工一年，再说。

我劝他如果真的那样的话，会造成很多的问题的，不利于复读。他苦笑着:没有办法，在我看来，这已是最好的办法了。

我还是不谙世事，很执拗地劝着，全然不理会他背后的苦衷。

“我也知道闲一年的话，利少弊多。可是，”他顿了一顿，”没有办法！实在没有办法啊！我也不想啊！”

我渐渐地感到了他的艰难，与他一起都陷于无奈的境地了。

第二年，他真的如愿去复读了。可是，还是高考失利。从此，他就放弃了升学这一条路，回乡务农了。

等我毕业后，又与他共事了几个月。学校缺老师，校长问我有没有好的人选，我推荐了他。不到半年，他彻底地回乡了。我劝他，说会有转正的机会的。他说：“兄弟，拉倒吧！哥哥一月挣的工资都不够给上货的！”我不好再说什么。

若干年后，他成了富甲一方的土财主。而我不饥不饱地当着老师，还自以为很崇高地活着。他这几年总是张罗着同学聚会，而我仅仅去了一次，就已经如若芒刺在背。后来，便不再参加聚会了。虽说礼尚往来依旧走动着，却坚持着不再参加聚会的底线，保持着我的为人师者那仅有的一点清高、傲岸的尊严。

命，似乎是不可以改变的；而运，又似乎是可以改变的。我本不宿命唯心，历经多了，三十多岁的时候，却也动摇了，迷信着了什么。而现在，看清了，悟透了，什么命不命的，运不运的，只要心里澄澈，快乐、安泰就自然会向自身徐徐袭来，百扰皆无，神清气爽。如此而已，亦已足矣，又焉复何求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