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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左公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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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谷半川 发表时间:2016-04-28 12:57:42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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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左公柳是晚清重臣左宗棠西进收复新疆时带领湘军一路所植道柳,左宗棠(1812~1885年)字季高,湖南湘阴人,清代晚期著名儒将。左公从小生活在湘江之滨,对绿树有着特殊偏爱。据传,十九世纪下半叶他为收复新疆而率领湘兵来到西北大漠,深感气候干燥,寥无生气,而又水土不服,左公遂命令筑路军队,在大道沿途、宜林地带和近城道旁遍栽杨树、柳树和沙枣树,名曰道柳。其用意在于,一是巩固路基,二是防风固沙,三是限戎马之足,四是利行人遮凉,凡他所到之处,都要动员军民植树造林。后来人们便将左宗棠和部属所植柳树,称为“左公柳”。本文以写左公柳为背景,以弘扬左宗棠为主线,赞扬他在收复新疆失地的军事斗争中建树的卓越功绩。"大将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这是左宗棠的老部下和同乡杨昌浚,途径甘新大道时看到一路湘军所植道柳,除戈壁外,皆连绵不断,植拂云霄,触景生情,深有感触而写下的诗句,称颂了左公在西征期间动员湘江子弟在沿途广种榆柳,绿化边陲,开花结果的壮举。文章引经据典,堪称力作,感谢分享,荐阅共赏。遥握!

                  一

      清明节,我要向一棵树致敬,一棵引得春风度玉关的树。这棵卓然不群的树就是苍劲挺拔傲然屹立在千古河西走廊漫漫丝绸之路的左公柳。

                  二

      致敬左公柳,就为她那敢当国难的大无畏精神。历史回溯,时光倒流。1865年1月,中亚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入侵我国南疆,势力直达乌鲁木齐,并建立了所谓“哲德沙尔汗国”的殖民政权。随即,沙俄趁火打劫,出兵强占伊犁,以作为鲸吞新疆的桥头堡。英国也不甘落后,加强了对南疆的渗透,力图把阿古柏政权纳入自己的控制范围。新疆绝大部分地区沦陷,出现了严重的边疆危机,震动朝野。恰在此时,日本又从海上入侵台湾,西北、东南狼烟并起,海防、塞防同时告急。是否立即出兵收复新疆成为清廷内部争论的焦点。廷臣和有关督抚意见分歧,莫衷一是。直隶总督李鸿章提出:“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李鸿章全集》奏稿六,第164页),要求停撤西征之军。

      国难当头,时任陕甘总督左宗棠以他的真知灼见洞察世事,即强调“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又指出出兵新疆是当务之急:“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晏然。”(《全集》奏稿六,第188页)他还反复重申:国家领土寸尺不能让人。斟酌再三,清政府采纳了左宗棠的意见,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委以筹兵、筹饷以及指挥西征军的大权。

      自此,为收复新疆,左宗棠不畏艰苦,殚精竭虑,为西征筹兵、筹粮、筹转运。因军饷匮乏,他不得不四处求告,甚至不惜背负骂名,重息举借外债。为提高西征军的战斗力,他在出关前加强了部队的整顿和训练,配备了较为先进的武器,制定了“先北后南,缓进速战”的战略、战术原则;又重申军纪,严禁杀掠奸淫,并推行正确的俘虏政策,对被裹胁的俘虏发给衣服、粮食,予以释放,使敌人不稳的军心更加涣散,从而加速了阿古柏政权的崩溃。收复新疆之役在左宗棠的运筹帷幄和广大将士的英勇奋战下,在全国人民特别是新疆各族民众的大力支持下,一路势如破竹。从光绪二年六月至光绪三年十一月历时一年半,终于收复了除伊犁之外的全部失地。

      为收复伊犁地区,左宗棠一面反对赴俄使臣崇厚签署的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痛陈“目前之患既然,异日之忧何极?此可谓叹息痛恨者矣!”(《全集》奏稿七,第421页)一面提出“先之以议论”,“决之以战阵”的方针,并拟定了一个三路出击,收复伊犁的计划。已近古稀之年的左宗棠老当益壮,大义凛然,表示“衰年报国,心力交瘁,亦复何暇顾及!”(《全集》书信三,第535页)1880年5月(光绪六年四月)下旬,左宗棠率亲兵千余人“舆榇出关”,把大营从肃州(今酒泉)迁到前敌哈密,既表示抗俄的决心,也做好了捐躯沙场的准备。1881年2月12日(光绪七年正月二十三日),中俄新签了改订的《伊犁条约》,由于谈判代表曾纪泽的外交努力和左宗棠的积极备战,伊犁地区的大部分回归祖国怀抱,但仍有霍尔果斯河以西的一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沦为异域。此外,清政府还支付了一笔900万卢布的所谓“赔偿费”。这仍是个不平等条约,但相比崇厚签订的条约,总算收回了一些权益。

                  三

      致敬左公柳,就为她那心忧天下,报效国家的雄心壮志。有大作为者必有大志。早在青年时代,左宗棠就是一个关注国家前途、命运的有志之士。他曾写有“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的自勉联;他与古代贤者王阳明一样,绝意科举,刻苦钻研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等经世致用书籍,编绘全国和各省地图以及历史图籍,意图报效国家。

      1840年(道光二十年),英国侵略者发动了鸦片战争,时年28岁的左宗棠不过是个“山野草民”,却极为关注时局的发展,勤奋搜集、如饥似渴地阅读有关外国的资料,以便正式全面地了解西方列强,认识敌人,从而战胜敌人。他以保国卫民为己任,提出“练鱼屯、设碉堡、简水卒、练亲兵、设水寨、省调发,编泊埠之船,设造船之厂,讲求大筏软帐之利,更造炮船、火船之式”(《左宗棠全集》书信第16页,以下简称《全集》)等具体御敌措施。

      1858年(咸丰八年),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北上攻占大沽口。这时的左宗棠仅是湖南巡抚的一位幕客,他却积极建议:“夷务屈辱至极,恐将更有不堪者。然窃意华夷杂处,衅端之开必速。彼时以一支劲旅护天津,而后与之决死战,尚可得志。”(《全集》书信一,第298页)形势发展果不出左宗棠所料,“更有不堪”的局面出现了:1860年(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占天津,劫掠北京,火烧圆明园,咸丰帝仓皇逃往热河行宫。此时,左宗棠已被任命为“襄办曾国藩军务”,并独自组成一支能征善战的“楚军”。他立即向曾国藩请求,由自己率兵北上“勤王”,但此议因清廷已经与侵略者签订屈辱和约而未果。

                  四

      致敬左公柳,就为她那心系边塞,引得春风度玉关的卓越功勋。具有战略眼光的左公一直关注祖国西北的安危与发展,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及新疆重归版图后,左宗棠力图“为新疆划久安长治之策”。在经济上,他着力于减轻赋税,修筑道路,兴修水利,推广蚕丝;在政治上提出“设行省,改郡县”,先后五次奏请在新疆建省以巩固国家统一。

      早在任陕甘总督期间,左宗棠就非常重视西北地区的开发建设,对创办近代民用工业寄予厚望。早在创办马尾船政时,他就提出“有适民生日用者,均可次第为之”(《全集》奏稿三,第61页)。1878年5月(光绪四年四月),他委托上海采运局委员胡光墉向德商订购织呢机器,招聘德国技术人员,利用西北盛产羊毛的优势,设立机器毛纺厂,以“为边方开此一利”(《全集》书信三,第297页)。1880年5月(光绪六年四月),购自德国的机器设备4000余箱辗转运抵兰州,计有各种机器60余台,纺锭1085个。是年9月,“兰州机器织呢局”正式开工生产,成为我国第一家机器毛纺厂。虽然该厂后来因经营不善被裁撤,但毕竟是我国近代开发大西北的先声。左宗棠也不愧是我国近代化的先驱者之一。

      左宗棠重视人文教化,每到一地即抢救典籍、编印书刊、兴教劝学、修建书院。他曾在福州设“正谊堂书局”修订重印《正谊堂全书》68种共524卷,题写正谊书院联语、制定章程;在陕甘复刻《六经传注》,题写《至公堂》匾额;为魏源《海国图志》再版作序,深感知识界昧于世界大势而著《学艺说帖》,主张改变重义理而轻技艺之弊、认真学习西方技艺谋富强。仅同治八年至光绪六年就新办或修复重办书院30余所,创设各类义学320所,刊发教材不计其数。收复新疆不到一年,兴建义塾37处。为便利陕甘考生应试,奏准在陕甘乡试、会试“分闱”,亲自督率官员择定兰州袖川门外建修贡院。他正视西学东渐,顺应潮流兴办近代教育,属难能可贵。

      左宗棠善施德政。据《清史稿》载,左“善于治民,每克一地,招徕抚绥,众至如归。论者谓宗棠有霸才,而治民则以王道行之,信哉。”他还一贯廉政,克己奉公,连俸禄奖金也常用于公益事业。中山桥是兰州的骄傲,她是金城标志性的建筑,这座通行使用百余年,联通黄河南北。然而你可知道,建这座桥花费的38万两银子来自左宗棠“茶马使饷银”和“养廉银”的个人积蓄!每到一处,左宗棠都关心当地农业发展及道路修建。从东南到西北,并非司职河工水利的左宗棠兴修水利数不胜数:在陕西修治西安郑白旧渠;在泾水上源开沟渠设闸,使宁夏“干渠20多道,支渠140多道,灌田80多万亩”;在甘肃张掖开渠7道又修复马子渠56里,灌田6800亩;在肃州临水河修筑七大坝;修复西宁府城西渠;造碾伯、栖弯堡沟渠20余里;河州新甲集新挖水渠40里并祁家集水渠;新疆哈密城子渠并镇西厅大泉东渠,迪化永丰、太平二渠,安顺一渠,绥来县长渠,奇台各渠等;库尔勒修复旧渠40里,疏通东西大渠。重修哈密石城子渠,屯田近2万亩,“年获军粮数千石”。在南疆“兴修水利,广种稻田,美利不减东南”。修乌鲁木齐永丰渠120里,太平渠160里,地窝堡、九家湾三道渠长21余里;库车渠二道长10里;库尔楚修河道40里;凿大连、小连、萼拉合齐和老南四渠,共160里;在喀喇沙尔修渠11道,共长30里。从潼关开始西到嘉峪关大力筑路,横贯陕甘3000余里。甘肃东北、西南到青海大通、湟源等地也随军筑路。凡所需军火、军装、军饷均经潼关西运。在陕西、甘肃、新疆一路沿途植树,仅陕西长武到甘肃会宁600里种活大树26.4万株。河西各县除沙碛外都种了杨、柳、榆、槐。“左恪靖令自泾州以西至玉门,夹道种柳,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后人称为“左公柳”。

      左宗棠也为永登人民做过实事好事。清德宗光绪元年(1875年),他统兵西征路过过平番(今永登县),见遭受战乱后的平番县(今永登)“东西北各乡,劫余之民回里者百不存五”,而且又“皆穴居野处,颠连无告之状”后,心中惨然,感到“非俵给牛种赈粮,则垂毙之民,势将尽填沟壑”。他即下令对兵燹灾民发放救济,发牛只,散籽种,给木料。他对通往新疆的道路进行整修期间,在永登境内的大道上筑石桥一座。并在道旁凡宜林地带都种上一两行以至四五行树,到第二年“遭旁所植榆柳,业已成林,自嘉峪关至省,除碱地砂碛外,拱把之树,接连不断”。仅永登境内就种树七八万株。左宗棠还对永登秦王川人民在长期与干旱斗争中发明了在土地上压砂抗旱的方法赞不绝口,认为“兰州北山秦王川,昔称五谷不生者,近则产粮最多,省会民食取给于此”。要求各地“仿秦王川法,用种嘉禾”,贷出协饷库银,令民旱地铺砂,于是砂地在永登附近流行。这种砂田种植方法,保留了一百余年。

      收复新疆是左宗棠一生中的得意之笔,也是中国近代抵抗外侮史上(除抗日战争外),中华民族难得一见的胜利。这一壮举不但为全体中国人所赞叹,也得到外国有识之士的高度评价。1890年,有位叫史密斯的美国人在他的著作《中国人的气质》一书中评论道:“左宗棠的‘农垦大军’彻底完成了它的使命,其伟绩可以这样评论:在任何现代国家的史册上都是卓著的。”

      左公出塞收复新疆,功照千古。对于这段历史,毛泽东主席后来曾有评价:“没有左宗棠,新疆的事难说。”不到新疆不知祖国地域之辽阔、物产之丰富,王震将军感叹:“可惜左宗棠只有一个,不然我国领土面积比现在要大得多!”

      左宗棠的部下和朋友杨昌濬曾赋诗一首歌颂收复新疆的壮举,诗云:“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左宗棠,这位铁骨铮铮,满腹经纶,豪情报国,锋颖凛凛向敌的民族英雄,不就是那棵把春天带到边塞,引得春风度玉关的千古“左公柳”!

                  五

      致敬左公柳,就为她那未张我国威,怀恨平生,不能瞑目的家国情怀。收复新疆,平定塞患,左宗棠把目光移向了祖国东南。原来,进入19世纪80年代,法国侵略者吞并越南南部后,继续进攻北越,并觊觎我国西南地区,甚至疯狂叫嚣“必须征服那个巨大的中华帝国”。面对侵略者的步步紧逼,时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的左宗棠清醒地认识到“窃谓和局可暂不可常,其不得已而出于战,乃意中必有之事”(《全集》奏稿八,第262页)。基于这样的判断,他立即行动起来,巡视沿江炮台,校阅民间渔团,部署长江口防务,力主援越抗法。1884年(光绪十年),他在一份“时务说帖”中断言:“迨全越为法所据,将来生聚、训练、纳税、征粮,吾华何能高枕而卧?若各国从而生心……鹰眼四集,圜向吾华,势将狧糠及米,何以待之?此固非决计议战不可也。”(《全集》札件,第607—608页)

      1884年8月23日(光绪十年七月初三日),法国不宣而战,其海军袭击了福建水师和马尾船厂,中法战争正式爆发。左宗棠以72岁的高龄及衰病之躯,被任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并于12月14日进驻福州。一抵前线,他立即布置防务,亲自巡视马江两岸,又派军乘渔船偷渡援台。并请移福建巡抚于台湾,迈出了台湾建省的过渡性一步。1885年9月5日(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左宗棠病逝于福州,临终口授遗折称:“越事和战,中国强弱一大关键也。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怀恨平生,不能瞑目。”(《全集》奏稿八,第604页)

      绝口不谈和议事,千秋独有左文襄!

      致敬左公柳!历史将会永远牢记您引得春风度玉关的壮举!您的精神必将伴春风生生不息永远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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