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喝酒的乐趣无非是呼朋唤友互相吹吹牛而已，酒足饭饱后就各奔东西，随即有如过眼烟云般忘之脑后。可中国古代文士阶层的吃喝就颇为讲究，有“以文会友”的传统，喝酒也定要喝出文化来，于是，“或十日一会，或月一寻盟”的雅集现象就成了中国文化艺术史上独特的景观了，诸如兰亭雅集、西园雅集、玉山雅集等，更是引为历代文坛佳话，诗文书画歌颂不绝，堪称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一大丽景。传统的文人雅集，其主要形式是游山玩水、诗酒唱和、书画遣兴与文艺品鉴，因而带有很强的游艺功能与娱乐性质，以文会友、切磋文艺、娱乐性灵是其基本目的。文人雅集最重要的特征是随意性，“实可谓无组织之组织，盖无所谓门户之章程，而以道义相契结。”而正是这种随意性与艺术的本性恰相契合，使得在历代文人雅集中产生了大量名垂千古的文艺佳作。可以说文人雅集作为古代文士的一种文化情节与艺术状态，确有一种独特又隽永的魅力。

    最早的文人雅集今已不可考，因为过去的文人实在太少了，三国时代，魏朝才有诗才横溢的三曹父子奕秤文坛，而在这之前嘛，只有士之汇集，如稷下学宫，而没有所谓的文人。我们来看看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哪些著名的雅集吧。

    邺下雅集：文人稍有规模的出现，只是在汉末，即建安七子领袖文坛之际。曹植《与杨德祖书》与曹丕《与吴质书》，即标志着文学自觉时代的出现。而在这之前，一代汉赋，虽规模宏大、器量弘远，终归属于少数文人的行为。赤壁之战后，孙权据江东之险，刘备占荆州之利，孙刘联盟抗曹，三国大势基本形成，有了相对稳定的对峙局面。 曹操退回了魏都邺城，从这时起建安文士云集邺下，他们以曹氏父子（特别是曹丕）为中心，经常集宴云游，诗酒酬唱。曹丕在《又与吴质书》中回忆当时的盛况说：“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连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当时文风极盛，开一时风气。所以后人评价说“诗酒唱和领群雄，文人雅集开风气”。邺下聚会，开创了文人雅集的先河。后人仰慕七子同时，便又给魏晋时的七个人安上个竹林七贤的名头。而其实，他们从未聚在一起。

    金谷园雅集：石崇，《世说新语》将其列入“汰侈”类，在历史上他以生活奢靡而遗名。其实，当时他也是颇有文名的，他建有一座别墅，因金谷水贯注园中，故名之曰“金谷园”。金谷园随地势高低筑台凿池而成，郦道元《水经注》谓其：“清泉茂树，众果竹柏，药草蔽翳”，是当时最美的花园。石崇曾在金谷园中召集文人聚会，与当时的文人左思、潘岳等二十四人结成诗社，史称“金谷二十四友”。所谓“二十四友”以当时的一个特殊人物贾谧为中心。其人是西晋开国功臣贾充的外孙。贾充有三个女儿：贾褒嫁给齐王司马攸，贾南风嫁给太子司马衷（后立为帝，即晋惠帝），贾午嫁给韩寿，贾谧就是韩寿贾午的儿子，后入嗣贾充，改姓为贾。晋惠帝是个弱智者，他在位之初的若干年内实际上是贾后（南风）掌权，贾谧作为她的亲侄儿，权倾一时。贾氏控制中枢前后约十年之久。“二十四友”包括一批现在在文学史上很有名气的作家和理论批评家，甚至著名的陆机、陆云兄弟也位列其中。官僚文士们依附于贾谧，各有各的原因，关系的远近也有不同，其中跟得最紧的是潘岳和石崇。《晋书．潘岳传》说：“岳性轻躁，趋世利，与石崇等谄事贾谧。每候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到永康元年（300）赵王司马伦等发动政变废贾后，贾谧伏诛，稍后石崇、潘岳、欧阳建、杜斌等死党亦同归于尽。但是“二十四友”并不能算是一个政治集团，其中有些人并没有政治上的图谋，与贾谧关系也并不深，例如左思，不过给贾谧讲讲《汉书》而已，所以后来贾氏倒台时他就没有受到株连。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二十四友”举行过若干次文学集会，在某种意义上推动了当时创作的繁荣。他们在石崇的河阳别墅里饮酒赋诗，有点像建安时代在曹丕领导下邺下诸子的文学活动的样子。贾谧还太年轻，文才也不大行（他的诗往往由别人代写）；石崇既然是东道主，也就有了某种领导人的地位，而且他不仅最为阔气，其文才也足以领袖群伦。他们畅游园林，饮酒赋诗，并将所作结为诗集，石崇为其作《金谷诗序》（今已亡佚）。后人称这次聚会为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文人雅聚。     

    兰亭雅集：金谷雅集影响极大，据说后来的兰亭集会完全照这个样板来进行。据《世说新语．企羡》载，“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东晋王羲之曾与二十多个文人聚会，这便是有名的兰亭之会。每个人都写了几首玄言诗，兴象遥远，意味无穷。王羲之也留下了他那篇《兰亭序》帖。曲水流觞、饮酒赋诗，则是东晋文人的一大创举。其内容大致是，客人到齐之后，主人便将他们安排到蜿蜒曲折的溪水两旁，席地而坐，由书童或仕女将斟上一半酒的觞，用捞兜轻轻放入溪水当中，让其顺流而下。根据规则，觞在谁的面前停滞不动，就由书童或仕女用捞兜轻轻将觞捞起，送到谁的手中，谁就得痛快地将酒一饮而尽，然后赋诗一首；若才思不敏，不能立即赋出诗来的话，那他就要被罚酒三斗。兰亭雅集中的即席赋诗,永和九年那次是自由式的，即吟什么、怎么吟全由吟诗者自己决定。后来，绝大部分的兰亭雅集都延续了这一做法；但唐人鲍防等35人举办的兰亭雅集，赋诗则采用联句式，即每人吟诗一句，再由首唱者收结；元人贡师泰等人和清人桑调元等人举办兰亭雅集，赋诗采用的是分韵式，视人数多少编一句含有多少字的句子，再由主持者将句中各字“随机”分给大家，大家即据拿到手的字韵作诗。元人刘仁本于浙江余姚组织的“续兰亭雅集”，赋诗不为自己所作，而为永和兰亭雅集中未赋出诗的16人所作，这就是'续诗"，形式亦非常别致；除此，清人杜甲组织的兰亭雅集，赋诗还采用唱和式，主人首唱，客人和之。兰亭雅集中的制序，一般出现于较大规模活动之后。它的前提是人多、诗多，便于结集，有结集才会有制序之举。永和九年，42人，37首诗汇成一集，由王羲之作序，孙绰作后序。后来，大部分的兰亭雅集，都没有制序之举。兰亭雅集中的作书，永和九年那次本是一种无意之举，即主人王羲之并非想借此机会展示自己的书法艺术，他只是用鼠须笔、蚕茧纸起草序文而已。然而，这篇序文手稿的书写，因艺术造诣空前绝后，而成为中国书法史上最有名气的经典之作。

    竟陵八友：南北朝齐永明年间，有一大群文士集合于竟陵王萧子良左右，形成了一个文学群体，文学史上称“竟陵八友。”《梁书·武帝本纪》：“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高祖(萧衍)与沈约、谢朓、王融、肖琛、范云、任昉、陆垂并游焉，号曰‘八友’。”这些人中，沈约、谢朓、范云、都是一代文人。他们彼此唱和，互相推波助澜，形成了一股文学潮流。《南齐书·陆阙传》：“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毅。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永明体作家把声律和对偶方面的知识运用到诗歌创作上，所作诗平仄协调，音韵铿锵，词采华丽，对仗工整，体裁短小，为格律诗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是从“古体诗”到格律严谨的“近体诗”的过渡，故又称新体诗。“永明体”文学家们虽然在运用声律等技巧上有一些成就，但思想内容却比较贫乏、空洞，形式主义倾向严重。其中一些骨干成员，齐亡后仕梁，在萧衍、萧纲父子影响下大写轻靡柔艳的色情诗，成为宫体诗的主要作家。文学史上又称这—时期的文学风格为“齐梁体”。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齐梁体，通两朝而言之。”清姚范《援郭堂笔记》：“称永明体者，以其拘于声病也；称齐梁体者，以绚艳及咏物之纤丽也。” 竟陵，今湖北天门市，旧称竟陵县，为萧子良封地，自古人文昌盛，故以此名，后亦有竟陵文学派。

    琉璃堂雅集：《琉璃堂人物图》是南唐画院周文矩所作的一卷人物画。据《宣和画谱》记 ，北宋秘府藏周文矩画作达七十六卷之多 ，《琉璃堂人物图》即为其中之一。《琉璃堂人物图》此卷内容，据有关史料及比较研究，是画唐代诗人王昌龄与其诗友李白、高适等在江宁县丞任所琉璃堂厅前聚会吟唱的故事，共画十一人：僧一人，文士七人，侍者三人。其后半段即《文苑图》部分，精心刻画四位诗人冥思苦想寻觅诗句的生动情态。画面中部一人袖手伏在弯曲的松树上凝神思索，旁若无人。右边一人一手握笔托腮，一手轻捧纸绢，陷入沉思，一童子俯身为他研墨； 左边二人坐着共展一卷诗文，似在细细琢磨推敲，一作沉思状，一扭头回视，似乎听到了什么声音。作品把处于特定情景中的四位诗人的神情姿态和性格气质，刻画得细致入微。人物姿态各有不同，但又统一在诗人构思的浓浓氛围中。此幅作品同北京所藏残存的后半段，均为宋摹本，而流入美国的此幅为全摹本，尤为可贵。

    香山雅集：白居易在晚年期间，对仕途是心灰意冷，与胡杲、吉玫、刘贞、郑据、卢贞、张浑、李元爽和释如满八位长者，在洛阳香山结为九老会，隐山遁水，坐禅谈经。白居易自号“香山居士”，在居住香山寺期间，写下了《香山九老会诗序》。白居易《香山雅集》的故事即由此而来，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很深。如今的香山寺内，还保存着九老堂建筑。据说白居易曾经把自己所作的八百多首诗稿存放在香山寺藏经堂内，供今人缅怀。白居易在《香山寺》诗里这样写道：“空门寂静老夫闲，伴鸟随云往复还。 家酿满瓶书满架，半移生计入香山。”这首诗写出了白居易等九位长者在居住香山寺期间的闲适生活。

    滕王阁雅集：王勃的《滕王阁序》也是在文人雅集中写就的，而且是初出茅庐、当仁不让。 滕王阁因滕王李元婴得名。李元婴是唐高祖李渊的幼子，唐太宗李世民的弟弟，骄奢淫逸，品行不端，毫无政绩可言。但他精通歌舞，善画蝴蝶，很有艺术才情。他修建滕王阁，也是为了歌舞享乐的需要。这座江南名楼建于唐朝繁盛时期，又因王勃的一篇《滕王阁序》而很快出名。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中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临观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瑰伟绝特之称。”《滕王阁序》全称《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又名《滕王阁诗序》《宴滕王阁序》，写于何时，有两种说法。唐末五代时人王定保的《唐摭言》说：“王勃著《滕王阁序》，时年十四。”那时，王勃的父亲可能任六合县(今南京六合)令，王勃赴六合经过洪州。《新唐书·文艺传》记滕王阁诗会为：“九月九日都督大宴滕王阁，宿命其婿作序以夸客，因出纸笔遍请客，莫敢当，至勃，泛然不辞。都督怒，起更衣，遣吏伺其文辄报。一再报，语益奇，乃矍然曰：‘天才也!’请遂成文，极欢罢。 ”

    西园雅集： 宋代，当时的大文豪苏轼、黄庭坚、秦观、晁无咎等等，犹曾集会西园，时人画为《西园雅集图》，米芾、杨士奇又都作了《西园雅集图记》，传为文坛之不朽盛事。 宋朝王诜，字晋卿，太原人。幼好读书，长有才誉，被神宗选中，将英宗的女儿嫁给他，官驸马都尉。王诜好书画，家有宝绘楼，收藏法书名画，苏轼称他“山水近规李成，远绍王维”，“得破墨三昧”，“金碧绯映，风韵动人”。传世作品有《渔村小雪图》、《烟江迭嶂图》等。 王诜请善画人物的李公麟，把自己和友人苏轼、苏辙、黄鲁直、秦观、李公麟、米芾、蔡肇、李之仪、郑靖老、张耒、王钦臣、刘泾、晃补之以及僧圆通、道士陈碧虚画在一起，取名《西园雅集图》。主友16人，加上侍姬、书僮，共22人。松桧梧竹，小桥流水，极园林之胜。宾主风雅，或写诗、或作画、或题石、或拨阮、或看书、或说经，极宴游之乐。李公麟以他首创的白描手法，用写实的方式，描绘当时16位社会名流，在驸马都尉王诜府邸做客聚会的情景。画中，这些文人雅士风云际会，挥毫用墨，吟诗赋词，抚琴唱和，打坐问禅，衣着得体，动静自然，书童侍女，举止斯文，落落大方。不仅表现出不同阶层人物的共同特点，还画出了尊卑贵贱不同人物的个性和情态。米芾为此图作记，即《西园雅集图记》。有云：“水石潺湲，风竹相吞，炉烟方袅，草木自馨。人间清旷之乐，不过如此。嗟呼！汹涌于名利之域而不知退者，岂易得此哉? ”由于苏轼、苏辙、黄鲁直、李公麟、米芾等等都是千而年难遇的翰苑奇才，后人景仰之余，纷纷摹绘《西园雅集图》。著名画家马远、刘松年、赵孟府、钱舜举、唐寅、尤求、李士达、原济、丁观鹏等，都曾画过《西园雅集图》。以致“西园雅集图”成了人物画家的一个常见画题。

    玉山雅集：这是元末东南吴中地区（今苏州一带）有极大影响的文人雅集活动，它在元末持续十多年，参与人数上百，以其诗酒风流的宴集唱和被《四库提要》赞为“文采风流，照映一世”。昆山顾瑛的玉山草堂，其诗酒流留不仅是元代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久、创作最多的诗文雅集，而且放置在中国文学史上亦是最理想、诗文水平最整齐的文人诗社雅集，不但前无古人，后亦无来者可比。清初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的甲前集列有“玉山草堂留别寄赠诸诗人”的名单，他们包括柯九思、黄公望、倪瓒、杨维桢、熊梦祥、顾瑛、袁华、王蒙等37人，《草堂雅集》中所收的唱咏的诗人甚至达到80 人之多，这些诗人不单诗文曲赋，还兼书画琴棋诸艺，以上种种非但都是一时之选，而且光裕后世，影响甚巨，比如绘画中的元四家黄、倪、王三家先后都出入过玉山草堂，元末江南文人画家中的重要代表若张渥、王冕、赵元留下过诗书画合壁的佳作。据统计元诗中至正年间的元人诗作，有十分之一竟是至正十年之后的不长的时间里写于昆山的小小草堂“玉山佳处”，这不能不让人惊叹诗社雅集的凝聚力与创造力。玉山之会与金谷、兰亭、西园雅集的区别是后者几乎都是官僚与贵族士大夫的雅集，非贵即显，而玉山之会是真正的文人之会，犹其是玉山主人顾瑛无论是读书习儒和广结朋友，他纯粹是出于兴趣爱好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无任何功利目的------既不打算应举出仕，也没有走终南捷径的念头，正如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在他所著的《元明诗概说》中所云“简言之，即以文学至上、艺术至上而生活的态度。因为以艺术为至上，所以在日常言行上主张艺术家的特权，而不为常识俗规所拘束。持有这种态的人物，从这个时期以后，往往称之为‘文人’。这是过去的中国不一定存在的人物。”

    扬州人的雅集：清代的文人聚会尤以扬州为中心。扬州人的茶楼酒肆，诗社画坛，青楼风，卜夜烧灯……使草民百姓亦都有崇文尚雅之好，这无形中为扬州八怪出现提供了盘桓会友的大背景小环境。据史载，袁枚、吴敬梓、杭世骏、厉鹗、蒋心余、吴锡麟、姚鼐等著名文人都曾在那一时期(康乾以来)在扬州一再出现。有的在书院教书，有的在家中著述，有的卖诗文字画……金农、郑燮、李方膺也是常来常往的熟客。后来扬州的诗会发展成著名的三处：小玲珑山馆、绦园、休园。传说诗会集吟时，备有酒肴，招待听曲，诗成之后，立即刻板印发全城。扬州有马曰琯（号嶰谷）、马曰璐兄弟，藏书甚丰，亦好交游。陈章《沙河逸老小稿序》说：“ 嶰谷性好交游，四方名士过邗上者，必造庐相访，缟佇之投，杯酒之款，殆无虚日。近结邗江吟社，宾朋酬唱，与昔时圭塘、玉山相埒。呜呼！何其盛也。”蒋德《南斋集序》说：“（马氏）家有别业，极林泉之胜，二十年来，文酒之会无虚日。”全祖望《马君墓志铭》也说：“合四方名硕，结社韩江，人比之汉上题襟、玉山雅集。”李斗《扬州画舫录》也说：“扬州诗文之会，以马氏小玲珑山馆……为最盛。”清人冒襄《同人集》亦为一时雅集唱和之成果。如序言曰：“海内才人，善为诗古文辞者，必有数十才人与之交游，而数十才人之诗古文辞，皆因唱和往复聚于一才人之箧笥，以成奇丽之观。” 

     其实，清代还有一次被人绝少提到但在文化上相当重要的文人雅集，清康熙七年三月，大诗人吴梅村访问湖州太守吴绮时，举行了一次文人雅集，参与这次文人雅会的，除了二吴之外，还有徐乾学、吴雯清、宋实颖、白梦鼐、越闿等十人，俱一时之才彦。他们仿效东晋王羲之等人的兰亭之会，同修禊事，并分韵各赋诗词，吴梅村为禊饮日的这次文人雅会写下了一篇《爱山台禊饮序》，这篇序文是一篇藻采艳丽、用典精赡的骈文。有学者认为：这次文人雅集对于骈文在清代的复兴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因为在当时传播渠道有限的情况下，一种文体的流行，一种文风的勃兴，一种思潮的涌动，往往会在文人的群体交往中实现与完成。明末清初的文人社团为文人的群体交往提供了便利，而当清顺治十七年清廷严禁士人结社订盟之后，像清康熙七年湖州爱山台举行的这次文人雅集就非常难得了，其在文学倡导上的辐射作用也就不可低估了，不管这种倡导是有意还是无意的。主持这次文人雅集的吴绮是当时很有名的骈文家，吴梅村这篇序文之所以运用了骈文体，大概是要与之桴鼓相应。后来在卷轴上题跋的有几位名士也采用了骈文体，如宋琬、龚鼎孳等，考虑到他们在政坛、文坛上的地位与影响，上面的推测不无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