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德喜，“独立作家”专栏作家。1960年生，男，江苏淮安人，武汉大学毕业，文学博士，扬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
文︱孙德喜
20年前的春天，王小波去世，随后人们封给他许多称号：“理性自由主义的信徒”（问菲：《王小波传：无界行者》，新世界出版社2016年4月版，第4页，本文后面所引该著文字均只标注页码）“思想先行者”（第194页）、“意识形态抵抗者和意见人士”（“意见人士”可能为“异见人士”之误，第200页）、“自由知识分子”（第205页）、“受难者”（第205页）、“中国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家”（第205页）、“天才顽童”（第205页）、“浪漫骑士”（第205页）、“行吟诗人”（第205页）等等。这些称号有些明显夸张，有些比较合适，有些可能暗含陷阱，但是我在读了问菲的王小波传记之后觉得还是他自己表示的“圈外人”（第195页）更恰当。王小波生前说过：“听说有个文学圈，我不知道它在哪里。”（第195页）。王小波以作家的感觉说出了他的人生现状，比那些加在他身上的理论性术语的桂冠更能说明问题。不过，王小波只是说了文学圈，人们看到的是他既没有加入过任何一级作协组织，也没有加入过什么学术性团体，而且与现行文坛上走红的作家和掌握话语权的评论家、专家、学者都很少接触，他只行走在文学圈子之外。其实，王小波何止只行走在文学圈之外！我在读问菲的王小波传记时就没见过他进入过这个圈子或者那个圈子。王小波出身的家庭比较复杂，他的父母亲诗人都是革命者，但是并不纯粹。王小波的父亲王方名因反抗包办婚姻而离家出走，到延安参加革命。在延安，王小波的父亲认识了同为革命青年的王小波母亲宋华。然而，王方名后来却转化为一名逻辑学教授，没有成为一名三八式革命老干部，因为王方名的家庭成分出了问题，仕途受堵，那么王小波的母亲也只能是教育部的小干部。这样的家庭注定让孩子在出生后就遭受到一定的苦难。童年的王小波身体十分孱弱，“先天性缺钙”（第17页）、“心脏闭锁不全”（第18页），不仅如此，王小波在六、七岁时遇到了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他虽然生活在首都北京，但是他“总是吃不饱”，“只能用野菜、树皮等东西充饥”（第23页），甚至“啃吃铅笔”（第23页）。因而，童年时的王小波“很瘦，肤色也黑”（25页）。这样的遭遇，显然不能与吃特供的家庭相比，因为他的父母没有跨进特权阶层的圈子，那么，他也就生活在圈子之外的贫贱阶层。进入学校读书，王小波虽然头脑比较聪明，而且具有“一定的写作天赋”（第26页），但是他“不算是一个‘好学生’”（第26页）“他不爱听老师的话，学校组织的活动他也不积极参加，还调皮捣蛋，经常做一些出格的事。”（第26页）不仅如此，年幼的王小波与他所处的那个世界还有点格格不入，“他喜欢发呆，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中，周围人甚至为此怀疑他的智力是不是有问题。”（第26页）从这些种种状况来看，小学生王小波肯定没有入老师的法眼，尤其是他不积极参加学校的集体活动，而集体活动则是学校主流社会的圈子，他既然没有积极参加，可见他一直游离于主流圈子之外，所以，他只能独自在边缘处“发呆”，从白日梦式的幻想中寻找乐趣，获得心理慰籍。或许就是他当年没有进入主流学生的圈子，再加上他好幻想，他才把大量的时间花在“偷书”（第27页）、读书上。而这虽然需要忍耐孤单的痛苦，但是从某种意义说成全了王小波。进入中学以后，王小波仍然保存原先的生活形态，“他极少参与周围老师和同学组织的政治活动，也会出于本能远离身边那些光怪陆离的事件，似乎只有这样，他才能保持独立的思考而被口号裹挟和绑架。”（第31页）中学生是青少年的过渡期，一方面开始进入青春期，心理容易冲动，特别容易被外部的各种现象所迷惑，为各种势力所裹挟，另一方面由于阅历和知识都很有限，因而在盲目的冲动中被人利用而成为别人的工具和牺牲品。可是，王小波没有步入政治圈子，而是待在圈子之外，乃至远离政治圈子，没有在宏大标语的鼓噪下亢奋和激动，也就不会在政治运动中迷失自己。这对王小波来说应该是比较幸运的。1966年“文G”爆发，政Z浩J席卷全国各个角落。王小波与他的小伙伴们模仿着高年级的学生和成人成立红W兵与Z反组织，搞起了“八一八战斗队”。这个组织从名称上看很具有时代感和Z反激情，但是实际上只是一个幌子，他们这个十几个人“都属于喜欢逍遥自在的人，既不想参与斗争，也不挨欺负。”（第33页）原来他们这是以“战斗队”的名义掩护自己在圈子外获得的逍遥自在。这无疑是一种富有智慧的躲避严酷现实的一种方式。此时的王小波虽然没有意识到什么是精神自由，但是他的行为已经具备了精神自由的某种质素，至少说他为未来走向精神自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69年，王小波主动要求到遥远的云南下放插队。他的这次主动要求虽然有对云南的浪漫想象的成分，但是更主要的是他对自己长期所待的教育部大院里“小市民气息充满了厌恶”（第38页）。王小波最初对于云南的了解，来自于书本，书本的介绍往往是对祖国河山的理想描述，更重要的是，云南省来到教育部招募知识青年的工作人员给他们做了一场“口若悬河”（第37页）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云南被描述成“头顶菠萝，脚踩甘蔗，摔个跟头伸手都能捡到指头粗的花生，山美水美人更美”（第37页）。报告的描述显然具有旅游解说词的浪漫，不能说是撒谎，但是他回避了那里艰辛的农业劳动、穷困的生活与蚊蝇、毒蛇众多以及其它恶劣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而王小波他们根本就想不到这些，错把生活当旅游，从而选择到云南插队。从主观上讲，王小波的下放并不是积极响应领袖的号召，到农村去锻炼自己，他是想从庸俗的现实中跳出来，到一个富有诗意的地方去。这种选择完全是他隐约感觉到圈子的庸俗与对圈子的逃离。然而，云南的诗意浪漫是对当时的权贵和后来兴起的中产阶层而言的，就王小波来说，他只是个知青，按照官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