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端午，并不每年都有太阳；或许你记得的那一年，潇潇烟雨莺啼柳，泊罗江上照样子忙竞渡。香盖罗裙桃花扇，神州处处赛龙舟。翻开历史，这种竞发在泊罗江上，用以纪念屈原的赛龙舟活动，自春秋战国，至秦皇汉武以来，就一直以其积极向上的人文精神，激励着人们去大风大浪里拼搏，去奋勇争先；让端午节，让端午节里的龙舟竞赛，终成华夏历史上一块传统的文化瑰宝，也成为华夏民族最深厚的文化积淀之一。

 翻开历史的帏幔，华夏民族许多古老的文明文化，在历史长河的涤荡中早褪去了原有的先古华光。能留存下来的文化传统，也都只是一些支离破碎记忆；而我们却只能去一些古老的民俗活动中找寻一些残存的踪迹。而源于春秋战国时期五月初五吃粽子、赛龙舟等等民俗活动得以在历史上延续，首先应该归功于纪念屈原的名人效应；其次则是赛龙舟活动所具有的奋发向上的积极意义。赛龙舟这种华夏民族最早的有奖竞赛运动，虽历经数千年风云变幻的朝代更迭洗礼，却依旧在不断地演绎中，逐渐地深化其存在的含义；比如奋勇争流的激励机制，比如与之相衍生出来的其它民俗，以及普通民众在门前挂那种植物，用以驱邪除恶的象征性文化。
 在五月的南风里，无论长城内外，也无论大江南北，虽然这种五月端午节里的竞渡方式与竞赛的模式不尽相同；但随着那一波波竞渡的浪潮，一个以纪念屈原而始于汨罗江上龙舟竞赛，经过一代一代人的推崇与争渡，已经将农历的五月初五这个平常的日子，演绎成我们民族的一种文化符号，走向了世界。
 我们延续了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创造出了独立的方块字文化，也创造出来依据与农耕相关联的季节与时间定位，那就是中国历法中的阴历①，后来也叫做农历。在书写上，端午节应该用汉字的五月初五表述，用以与我们现在所熟悉的用阿拉伯数字书写的公元纪年的5月5号加以区分。其实，我们现在所书写的端午节，民间俗称其为“端阳节”。出门一望麦儿黄，神州处处是端阳。其实农事中的五月初五还正是夏收的忙碌时节，许多种田人的麦子还没有收完，自然无缘去街上看热闹，更没有时间去看赛龙舟。人们为了保证庆祝这个丰收节里有人山人海的氛围，保证活动不会对麦收造成影响，一般赛龙舟，以及其它活动的期限，都要从农历五月初五日延长至五月十五日。在这个十天里，人们可以串亲戚，可以上街“摆端阳”③；可以去河上看龙舟竞赛。于是就有了将五月初五称之为小端阳，五月十五称为大端阳的说法。
 五月的南风，是夏天麦熟的信号。习习南风里就有了麦香味道；民间的自发的赛龙舟活动就在这种氛围里开始筹备。长江中下游平原上有一种头尾都高高翘起的渔船，只需要在船头船尾装饰上龙头与龙尾，就是最霸气的龙舟。我们也曾有幸亲历过从五月初五龙舟竞赛的盛况，也有幸亲临过筹备赛龙舟的繁忙场面；那是一种集体活动，也有许多基层组织参与那种庆丰收的盛典里。既然是比赛，就要有规则与原则。虽然是民间活动。对参与者必然有条件限制，选择身强力壮者，还必须具有一定的集体观念等等。参与者还需要排练、预演动作要领，以求达到行动的高度规范与统一；所以赛龙舟活动也被称之为早期社会的集体主义萌芽。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夹岸欢腾，人声鼎沸。裹着盛装的龙舟，龙艏高高翘起，象征着一种气吞河山的龙气；象征着昂扬向上的斗志。赛龙舟除了传统的纪念意义，还有人们心中将自己视为龙的传人的豪迈。
 历史的记忆，回到了公元前278年夏历②五月初五，徘徊在泪罗江畔的屈原，遥望楚国都城的陷落，带着一腔报国无望的失落，带着满腔的忧愤，怀沙沉于汉罗江的波涛里，留下一曲令人碗惜的悲歌。从此，汉罗江畔，一曲中国文学史上的浪漫怀歌，就唱出了流芳千古的爱国主义情调。
 时光如水流，春秋战国那一段峥嵘岁月，那些政权割据战争的硝烟，早已淹藏进历史的深处。屈原的美政，他的振兴楚国，以期一统天下的政治抱负已付与东流水。春秋战国时期，神州大地上诸侯争雄的政治格局，早被以中央集权为核心的大一统江山所替代。如今，人们只能从历史典籍中去寻找文化的先秦遗落，或去玉等山顶的屈子庙里寻觅一些历史的旧迹。历史上屈原的政治改革，虽然被楚国君主束之高阁，但人们从屈原的作品中，从他秉持的美政理念里看到了某种文化的延续。
 屈原的灵魂顺着江流去了，带着他的治国理政的抱负，带着那颗忧国忧民的心。滔滔江水日夜不停地流淌，带着惋惜，带着诗人无法排解的凋怅在芙蓉国里回荡；无出潇湘泛洞庭，只闻汨罗浪上歌。昏庸的楚王也走了，做了误国误民的孤魂。楚国的一段历史，从此就淹没在历史的尘埃里，人们只能从历史典籍中窥其模糊身影。就如很多研究历史的学者们描述的那样，竞渡虽然先秦就有，却为屈原的投江而存在。后世的端午节赛龙舟活动，其主要成分就是纪录屈原。滔滔东去的汨罗江水，记住了屈原的节操；汨罗江畔的人们记住了五月初五这个日子。千百年来，人们用用划龙舟，吃粽子，喝雄黄酒来纪念屈子宁葬鱼腹而不苟活的气节。感叹屈原身处被放逐的窘境里，仍不忘忧国忧民的志向；感叹他救国无望而怀沙投江的悲壮苍凉。玉笥山上独醒亭畔，屈子祠里老钟声。
 五月，汉罗江畔的麦子熟了，南风里飘荡麦香的味道，柳烟里传来布谷鸟的歌唱。忙完了的人们一同聚集在泊罗江边，龙舟竞渡听锣响。十里烟柳满华盖，桃花扇里听歌谣。长堤迎风挂酒望，香车罗裙绮小桥。那是时光留给端午节的固定模式，与农耕生产，与传统节日相依相存。风里敲响的锣声，龙船上上的号子，老躺公口中的唿哨，掀起了泪罗江上最壮观的龙舟赛。欢声雷动，人潮如涌；动了，动了，江水掀起了波涛。沅水号子，奔流而去的龙舟，带着柳浪湘歌的深遂；承载湘楚文化的厚重，一程程向前进伐。从汨罗江的波涛里，向远方延伸；再一代人一代人的传承，直到让传统的端午节传遍长城内外，传遍大江南北。只是这历史的回望，让汨罗江上多了一份岁月的沉重，多了一些泪目的悲怆。
 麦收，本是农耕文化里最丰硕的季节。新麦开廉的歌谣沿着历史的河道，汇聚成千古奔流，向着波涛汹涌的洞庭湖流淌。那激荡在历史回音壁上的涛远，穿越茫茫尘世，编织成散文诗般的《离骚》，编织出屈子诸多流芳百世的浪漫主义文华。
 在漫长的农耕社会里，人们常处于一种单一自足的生存环境中，即使有志者也难找到进步的着力点；只有像龙舟竞渡这样的集体活动，才能营造出一种具有凝聚力的环境，才能让人们懂得齐心协力抱成团的重要性。所以这种五月节活动的本身，就是一种建立在古老社交文化上的进步行为。经历了千百年的赛龙舟的活动，在现代日渐关注体育活动的今天，就更具有了顽强的生命力，且历久弥新。
 齐心协力赛龙舟，原本是一种力量的运动。一群人协调的动作所产生的力量，能让龙舟如鲛龙起水般腾飞，焕发出的不仅仅只有青春激扬的张力，还有那些团队的力量。那些蕴藏在在人性深处刚毅本性，那些蕴藏在民族精神深处的爆发力，就需要通过这些集体活动来加以释放。生活总需要一些力量来支撑，社会则需要用力量来显示其进步。所以赛龙舟这种活动的积极意义，就在于其可以弘扬正气，可以起到让民众增强面对困难的信心与勇气。随着赛龙舟活动不断地被融入了现代体育的成分，随着较正规的体育赛事里有了赛龙舟活动的身影，这项运动会逐渐地被体育文化所接纳，一定能成为现代人强身健体的竞技运动。
 即使是民间的赛龙舟，对参选赛龙舟的健儿也常常用层层选拔的模式，以求获得人才与力量的最大化。通过了选拔的青年们，排着队伍，着红披黄跃跃欲试；待到南风里有了锣响，河边千人沸腾，城镇万人空巷。这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空前盛况。其实历史上关于赛龙舟的盛况，《隋书.地理志》也有记载“其迅握齐驰，掉歌乱响，喧振水陆，观者如云”。可见这种活动，不论什么年代，都极受政府以及民间的关注，使之成为一种备受欢迎的大众运动文化。
 正是因为龙舟的竞赛精神，具有着积极向上的引导作用；所以，历来被视为一个地区五月里的大事。无论古代文明的社区，还是现代以乡村或者氏族为单位的参与，都特别重视团队的荣誉。需要挑选年轻力壮者组队等同于现在组织的体育团队。发起活动的组织者一般为地方基层行政机构，他们需要在一个个村庄里挑选人才，被挑中的身体强壮者，需要得到有经验的老水手的培训，让他们划船的动作要领，以及什么时候需要用力，什么时候可以以逸待来劳保持体力这些技巧。这些措施可以较好地让参赛团队保持旺盛斗志，以求达到最佳组合状态，才有底气去凯舰第一名的位置。传统的赛龙舟活动，获胜者也有嘉奖，一般也安排有领取封赏的仪式。
 历史留给我们许多文化传统与传统的节日，包括像端午节里的龙的舟竞赛和节日所衍生出的其它活动，那是我们的文化得以传承的助推剂。如果人们不从纪念活动的层面上来理解端午节形成过程，如果人们不从祭祀龙神的角度看待历史上的龙舟竞赛，端午节就是一场民间有组织的庆贺夏粮丰收的活动；那是一个夏粮丰收季节里的庆典。
 龙舟赛，除了有庆丰收的含义；还有源自于古老的华夏民族视龙为民族图腾的因素。华夏民族地域广阔，这些有关龙的传说以及衍生出的文化观念，在政权不断更迭的岁月里，逐渐地形成了文化多元的语境。人们从相信神鬼仙道，再演绎出人文之上的神龙魅力，就连封建王朝的皇帝，也被归纳为真龙天子。于是，就派生出了很浓的早期宗教的神龙文化。在一个以宗教文化为主流的氛围里，像赛龙舟这样的活动，就需要借助龙的宗教合法化，否则就无法取得让民众认可的合法地位。这些与为历史名人树碑立传，建宗祠供奉，都有着着异曲同工的效果。这样做的好处很多，可以让地方文化升华到民族文化的层面来弘扬一种人文文化精神，可以树立起来一种标杆用以鞭策后来者奋进。
 古老的华夏民族，封闭且落后的人文文化意识，常让人们的思想被橙個在某种自我麻醉的状态中，没有国家意识；只知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高是神仙的范围，地阔为皇帝所有。许多人不知道集体观念为何物，政府并不具备多少号召力。这样的公民意识，就产生了一种随波逐流的人群现象。造成了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顺民意识，遇事围观者多，绝不可能有人出头主持公道；所以历史上就产生了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侠义之道盛行，却认为是正统的社会文化。在那种氛围里，如果不把一些民间活动加上神秘色彩，就没有多少人会响应组织者的号召。正是因为不懂得，民众就想弄清楚；要想弄清楚就只有参与。这就是一些古老的活动带有宗教色彩的原因。民间活动的组织者，为了让活动得到发展，不得不加进去许多神的元素，才能让更多的人们愿意参与进去。历史上，汉高祖刘邦是经过战争与组织能力拼出来的江山社樱，但是为了让人信服他是真龙天子，不得不杜撰出斩蛇起义的故事来拔高身价。太平天国运动的洪秀全，也是利用拜天地会组织来聚集起义的核心团队，才有了发展。所以，汨罗江上的龙舟活动，以及屈原怀沙沉江的死志，使得这种效应得到发挥。这其中有屈大夫个人的品格效应，也有龙舟赛活动自身带来的社会效应。因此，说五月初五赛龙舟，并不是为了纪念屈原的质疑，是站不住脚的质疑。
 龙舟赛，一些地方以前叫做划龙船。当然一些地方也叫竞渡。在屈原以身殉国的江面上竞渡，本身就具有了文化传承的意义。屈原因为忧国忧民愤而投江，不为私利，也没人逼他放弃生命，就比那些沾名钓誉者值得人们敬重。历史上有许多保家卫国战死沙场的民族英雄，有许多不怕马革裹尸还的历史人物，但鲜有人如屈原那样的气度，因为壮志未酬，而愿意为了一个已不复存在的王朝献身者。报国无门身先死，人们记住的是屈原的精神。屈原所在地时代，诸侯国相互倾轧，那是一种比后世的军阀割据还要混乱的局面。楚国王目光短浅，屈原的改革没有被落实，平生理想与抱负无处施展。空有一腔家国情怀的他，只能以死忠明志。造化弄人，假如屈原是秦国的大夫，或者他就生在秦国，虽然无缘倒在抵御北方外族的沙场上，起码可以施展自己的才干，做一个有功绩的历史政治家。
 端午竞渡，也就是现在的赛龙舟；通过几千年不断地演绎，发展成今天我们看得见的重要民俗活动。这种活动的文化蕴涵，有爱国主义的悲情色彩，也有积极的现实主义教育意义。在一个相对缺乏国家意识的时代，端午节与端午节的龙舟竞赛张扬着国家认同与忠诚；所以这种活动后来相继传入到东亚的日本、朝鲜，东南亚的越南等国家。在现代，许多欧洲国家的赛龙舟活动也会在五月定时开展，且已发展出许多活动规则，也逐渐地成为了一种被认可的体育运动。在2010年的广州亚运会上，被正式列为比赛项目的同时，该活动也于2011年5月23日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里。应该看到，赛龙舟活动，虽然我们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祭水神龙神等等纪念活动的影子；但真正融入民俗活动的契机，却来自于屈原怀沙沉江的绝响。我们先撇开其它历史典籍的描述不说，就看看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吴均（469-520)所作《续齐谐记》，就能辨别出历史的真伪。吴均所作《续齐谐记》，虽然是一种书写神话故事的小说集；但如果没有故事原型，也不可能凭空杜撰出屈原五月初五投江的故事出来。
 似乎岁月也有约，滔滔汉罗江水载着离忧与骚魂，依旧“曲身回首停步”，心中充满道了不尽的河山已易主的感伤与离忧。国破山河在，自己却成了无家可归之人；一词《怀沙》的绝命书，道不尽人生无常的苍凉。残酷的现实让屈大夫只能怀沙抱石以自沉，留下遗憾，留下一笺“楚词”以供后人咏河山的浪漫，留给青史书湘楚归国无望的悲凉。东汉著名的文史学家班固曾在他写的《离骚序》里这样评价屈原的《离骚》：“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啡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由此可见，屈原的《离骚》以及其它作品传世的文学价值。屈原的几十篇作品中，其中《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首最具有浪漫主义的长篇政治抒情诗。当然《天问》也有其独特的文学与社会的实用性。作品以问语的方式一连向苍天一百七十二个问题，涉及到了天文地理，哲学文学等诸多领域，表现出屈原有质疑的传统，大胆探索未知，追求真相，试图用认知来检验自然现象的科学精神。
 也许历史有约，让千年前的泪罗江，留住了一位浪漫主义诗人，留下了一段自投汨罗的千古绝响。当再次被楚王流放的屈原，怀揣着一颗忧国忧民之心，一个人孤独地徘徊在汉罗江畔小路上；遥望故国山河沦陷，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绝望。不是伤心不流泪，不到绝望不赴死。愤而怀沙沉江的五月，泪罗江水上回荡起绝望的清唱。又不知道过了多少年，人们再次忆起投江的屈大夫，就在屈原生活过的地方建祠立碑以作缅怀。现实中汨罗江上的龙舟，象征着岁月就如一条历史的航船，扬帆在时光长河中；不断地有汹涌的巨浪推着华夏民族这条航船前行。尽管也一路上颠颠簸簸，却依然在宽广的神州地上演绎出无数动人的历史华章；同时也孵化出了流芳千古的华夏文化。诸侯争霸，百家争鸣。春秋战国时期的各种文化，通过战争与政治的相互揉合，汇聚成今天摧琛的中华文化。先秦的文字，因为词汇不丰富，难以组成意思相连贯的句式，且大多数读起来生涩拗口。而屈原的作品，就有了一定的口语式变化；代表着春秋战国后期的一种文化倾向；代表着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互交融的文化萌芽；也代表着一种逐渐脱离了呆板文言文模式，向读起来较轻松的白话文的缓慢转换的开始。
 五月柳绿桃红染江波，芙蓉国里里续《离骚》。汨罗江上榴花红了，汨罗江上锣声响了。竞渡的龙舟赛事高潮迭起，扇情的歌谣敲打着人群的心扉，让火红的五月披上了节日的盛装。人们一边划着龙舟，一边沉浸在古老文化氛围里，享受着历史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历史始终用他的不断地改变来回应人们的具体需求；比如政治制度，比如人文文化，比如生活方式，以及人们的思维定式。这些改变都没有离开生活的原生态，改变的只是一小部分生活的认知。
 岁月似乎又回到了公元前278年五月初五，踌躇满志屈原，因治国方略与对外政策与楚王相左而被流放。望着楚国大好河山，望着一泻千里的泪罗江，屈原的心中多了一些对故乡的怀念，多了一些岁月沧桑。一词离忧，怀揣着湘楚文化的厚重，骚动着无处诉说的别愁。奔流的泊罗江水太清澈，她承载不起屈子满腔忧国民的离愁；也载不动他心怀天下的悲怆；于是，屈大夫唯有怀沙负重再纵身一跳，才能让自己投进梦的怀抱。那是一种人生理想的飞越，把满腹经纶，把求变图存化作滔滔江水，变成生命的绝唱；用以警醒世人，泊罗江上一跃，这世上再无绝响。千年以后，有老销公立于龙舟，高呼一声，楚乐一曲，那也是泪罗江上诗魂的绝唱。历史被狂涛推高的啸叫，飞越遥远千年的忧患，痛哭国破家亡的怅惘。流放，流放，流放在沅水与湘水上。大约后来屈原选择停留泪罗江畔，是心中已有魂留风雨潇湘的感伤。
 公元前770-221年的五百多年间，中原地区各国因其社会的经济条件不同，而出现了各国争霸兼并的政权纷争。战争的结局除了大国兼并小国，还有内部的改朝换代。屈原的家庭背景，让其自小就有了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为他的博学多才，报效国家奠定了基础。成功始终为勤劳者准备着，身处逆境的屈原立于汨罗江畔，酝酿着他的文学华章，书写着历史的宏篇绝唱。遥望故都，屈原听到了百鸟争鸣，也听到了渔歌清唱；但他没有停留，滔滔江水载着诗人满腹经纶，带着诗人的落魄与豪情，而波涛汹涌。
 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渐进式的社会变革时期，是各种思想文化与社会理念在不断地交锋的时代；“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以屈原为代表的一部分先秦政治人物，就诞生在那个求变图存的社会演变洪流中。其实“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常态；动荡不安，鱼肉百姓，朝不保夕的危机感，就是一部人类文明的变革史。许多布衣在这一场动荡不安中追求图变的独立思考，发展成为独立的生存原则和自由独立的人格，以及笃定不移的信仰与价值观理念；才有了为国家建功立业的荣辱观和现实社会的公平正义的探索与追求。正是有了这种良知与人生目标，使得他们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比自己的生命更为重要。所以，屈原就能把自己个人的命运与家国情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心系国家安危，心系民众福祉成为了屈原毕生追求。也正是这种勇于牺牲精神，为开辟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伟大时代打下了基础。
 屈原在潇湘徘徊的日子，也是他酝酿成书的日子。既然不被启用，归国无望，汨罗江畔的玉笥山，就是屈原最后选择驻留的地方。夜书离骚心系楚，故国山河已他乡。怀沙沉江忧国日，郢都三更悲离殇。长恨憔容离骚客，落魄洞庭遥相望。傲骨一跃江风中，忠魂一抹尽东流。
 屈原的《离骚》，以其浪漫主义情调，首开我国文学史上言情诗体之先河；也是我国古代最辉煌的长篇抒情诗；虽然其中也不乏遮遮掩掩的文辞，但它不仅是屈原作品中一篇最长的带有自叙性的抒情诗，也是我国古代乃至世界史上最伟大的诗篇之一。
 历史，就因为屈原在泪罗江边的纵身一跳，跳出了以死明志的风骨；跳出了回荡恒远的绝响。就为他这一跳，让历史，让世界记住了汨罗江。汨罗江畔玉笥山上，屈大夫祠堂的钟声雄浑悠长。
 五月初五端午日，潇湘的南风里，有了布谷鸟的鸣叫，那声音似乎在催促人们，该下地收麦子了。
 打麦场上，有人咏起来离歌；泪罗江上，赛龙舟的吼声震天介响。

①.阴历，以太阳为参照物，以月球绕行地球一周而制定出的历法。
  ②.夏历，汉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启用太初历，仍依夏代之规。1970年以后夏历改称为农历。
  ③.摆端阳，香盖罗裙桃花扇，看戏曲，看满街的人物扮相踩高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