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2月我的学生生活时代便结束了。以后脚下的路在何方，前途一片茫然。虽然是学校里的高材生，少年得志，小有名气，但是我自己觉得肚子里空空如也，好像什么也没有学上，文化大革命年代的不合格产品而已。大学的门户紧闭着，国家正在搞精简机构，精兵简政，毛主席的“防修反修”举措和思路，号召人们思想革命化，通过艰苦的劳动磨练来改造世界观，提高社会主义觉悟，让城市非农业人口向农村转移。“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吃闲饭！”一些干部、工人他们凡是有劳动能力的家属、子女纷纷争先恐后地响应号召，积极到艰苦的农村插队落户，参加生产队劳动，就连县长、县委书记那样的干部都必须到农村第一线参加一定的劳动，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们这些机关干部、职工人人都有劳动手册，“三同”是考核“人民勤务员”的硬措施。毛主席是为了防止第三代、第四代变成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修正主义”，在这样的年代，这样的革命形势下，我这样的农村贫下中农的学生娃娃还能去那里呢？“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有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我回到生产队，和父老乡亲们一起进行着“农业学大寨”，战天斗地，改造山河旧面貌的革命事业。那时候，虽然农村艰苦，温饱无法满足，但是，人们的政治信仰单纯，思想觉悟单纯，道德观念素质高尚。基本上没有多少奢侈的欲望，只希望能多劳动，多挣工分，多打粮食，能吃饱一些，穿暖一些，别无他求。“心底无私天地宽”，人人都是精神状态乐观，哪怕是头戴“五类分子”政治帽子的人也都是出门上山满口乱弹。我们这些同龄青年劳动生产期间，再苦再累不觉得，习惯了就是那么一回事情，反而不乏取乐情趣。劳动休息的时候，唱革命歌曲，演文艺节目、样板戏，晚间跑几十里路看电影、牛皮灯影。在硬地上打毛蛋、绊跤、骑马打仗。拿石子抓落，胡圾盯方、盯牛图。软地里翻跟头，河滩耍水，沟滩洼响麻鞭。帽框廊里面、鞋底子上面挖扑克“争上游”等等，非常幸福的那种感觉，无忧无虑。

从学校回来，最苦恼的是抢不上先进的劳动工具——架子车。全生产队只有四、五辆架子车，被染房东东、前门等子他们几个有驾驶技术的劳动能手把持着，自己只有望“架子车”兴叹，去挑粪担的份儿。最不服气的是每天不论干什么活路，生产队的记工簿上每天只给我记8个工分。理由是：凡是没有结婚的都算娃娃，规定只能挣8个工分。我与管生产、派活路的副队长连子叔据理力争：“难道五斤爷、贵元叔结婚了吗？他们为什么10个工分？”他说：“你念了几天书回来给我上课来了？你行啊！明天早上到垇里种豌豆抱粪斗抓粪去，一晌给你7个工分。”三晌抱粪斗抓粪的活路真正够呛，加上自己第一次不得巧，一步一屈腰，顾了跨步，忘了抛粪，顾了抛粪又忘了跨步，不是粪斗里的粪剩上，就是不够了，实在没有那个恰到好处的技术。没有三个来回就已经汗流浃背，力不从心了。多亏生产队哪牲口疺瘦，耕地十分缓慢，但是时间得从早晨六点熬磨到下午两点才能收工，几乎把我的皮熟涨了！可是，除了抓粪的活计，干担粪、拉粪、碾场、修农田、打“椽帮堰”、拉石头、修渠道、提锤子抬夯，仍然是每天8个工分。除非干包工活路。收麦子的时候，队长富民叔包给我和耿有贤麻食山一个8分麦地墹墹，我硬是把耿有贤催得不让他喘一口气，一个上午收完，不但每人挣到了10个工分，而且社员大会上还得到了表扬。大会上，富民叔说：“连我都不敢相信，一个刚刚从学校毕业的学生娃娃和耿有贤这样出了名的懒汉一晌都能收8分麦子，每人4分地，说明了一个问题，事在人为，只要社员们人人下力气，我们生产队300多亩麦子，100多名劳力，还能拖磨成二十几天唊收割时间？麦子都长芽了！”

毕业的时候，张志超、曾敞、赵东里、白宝平、刘信、范天合、张万钟、杨建民等等凡是给我代过课的老师，他们一个个给我谈话，苦口婆心，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三年光阴荒秀才，回去以后一定要坚持复习功课，他们继续为我布置学习任务和作业，规定我每个星期必须来学校交作业一次。特别是曾敞老师，把原来教材中被文化大革命精简了的不等式、微积分、高次方程、光学、热学等部分找出来让我拿回家自学钻研，并且自愿承担义务为我业余辅导、批改作业。每次去交作业的时候，哪怕他自己不吃饭、不休息也要为我批改完作业，为我讲解难点、重点。曾老师说：“回去到家里、生产队，必须做到三件事。第一，不能结婚；第二，不能当生产队的会计、保管；第三，不能当队请教师。坚持信念，坚持理想，坚持学习，死抱一条原则：上大学！否则，就会后悔一生的！”2000年秋季，曾敞老师、顾凤仪老师两口在四川成都退休以后，专程来镇原看望以前的同事，期间，也没有忘记我这个曾经是他们的得意门生，专门寻访，亲自登门到我的寒舍看视我的家庭状况和现在的日月过活，对于我没有能够上大学深造，没有能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有用人才，他们为我的命运摇头跺脚，十分惋惜。这样的恩师挚友实在让我感动一辈子！2000年10月13日那天，在镇原县城，我们几个昔日的同学和曾老师、顾老师在一起照了合影相片作为我们一生相遇知己的最后留念。他们要我为照片题词，我的题词是“恩师挚友再聚首”。

恩师益友的话，我听了，照办了。那时候，谁的话我都不听，只听老师的，认为他们和我的想法一致。父母催念我结婚，我不！生产队让我当会计，我不！大队要我当队请教师，我不！我白天劳动，晚上继续读书做作业，一直作着“大学梦”。虽然自己命运不济，这个梦想最终还是破灭了，成为泡影，但是，我无怨无悔，我一辈子感激中学时代关爱我的所有恩师益友。

生产队劳动期间，我力争当个好社员。两个目的：第一，为自己上大学镀金，创造条件；第二，多挣工分，力争脱去我们家历年超支的帽子。队长派我做什么，我就坚决干什么，一定做好，争取落个好影响。动脑子去想如何才能多挣工分，每天8个工分是没有办法的，但是生产队收精肥三斤一个工分，我为自己规定每天必须向生产队交精肥30斤，在各路岔口搜寻拾取人畜粪便。队长派我去开边基建搞副业当小工，我背上粪背篼，在街道、马路上的沟沟窝窝拾粪，每天一背篼。因为其他原因，万一实在没有办法完成每天交售30斤精肥的时候，就去生产队饲养场的驴蹄子底下做文章，偷一背篼驴粪，回家以后和自己家的猪粪、尿泥加水、加土进行加工，再担到生产队的粪场去交售。负责收精肥的两个人，张自有老汉非常原则，真假哄不过他的眼睛，不好弄。但是负责记帐的和我同龄并且是我的幼年至交的张佑国经常为我“走后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宄好不言传，不折不扣地如数记账。1973年仅交精肥一项我就挣3800个工分，而我自己的劳动工分基本是全勤才挣2362个工分。那一年由于劳动工分上去了，我家成了盈余户，分得长款284元，人均口粮380斤。父母亲夸我勤奋，会过日子。那时候还有自留地，父亲被派往安口为生产队搞副业，我扫路土、挖老墙，舖在地里，冬季往自留地担雪，高粱穗子既长又粗。工余时间我放弃打扑克娱乐活动，刮蒿子、拾麦茬、拣高粱根根，板柳梢，解决家里烧柴问题。穷苦的日子非常能够磨练并且改造我的灵魂，使我磨练的十分勤快，非常能够吃苦耐劳。我尽量和生产队的会计、记工员搞好关系，取得他们的好感，自动帮他们记账、算账、打算盘、拉土方量、算分配。后来他们向队长建议让我专门做他们的助手。遇到搞运动、做形式的事情，我又成了理所当然的宣传委员，写标语、写批判文章，轻微的脑力劳动一样可以混得工分。

也时常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1973年富民叔当队长期间，公社水利工程“东风渠道”甄沟地段修拦河大坝，受益生产队要抽调30%的劳力上工地，为了凑人数，富民叔派我去做工，他吩咐说：“在那里只应付3天，3天以后你就偷着跑回来，眼看马上要种麦了，生产队也十分缺少劳力，你回来给咱们队上往麦地里拉粪。”我只背了三天的干粮去工地。那里生产队的领工负责人是三副队长好贤叔，任务是在王凤沟炸石头，拉石头，我的任务是：早晚只拉两趟石头，其余时间是为我们村的民工们烧开水。湿桃树股股，生火非常困难。民工们非常辛苦，吃住都在那里的烂塌窑窑里面，麦草舖。引善爷、忠贤叔常常抱怨：“日***的呢，命苦完了，做工、搞副业一直是他这些爸，高粱面黄黄不是脚汗气，就是出毛，没有任何蔬菜，只有开水涮肠子！......”中午和晚上，民工们的鼾声震天动地，臭气熏天，我根本无法入睡。宝成哥因为家里口粮断顿生活接济不上，常常向这个兄弟、那个老哥地借馍馍。我勉强应付了3天，还有两方黄黄的生活资料，给了宝成哥，就借故向工程副总指挥朱彦凯请假回家取馍馍，按照队长的意思再也没有去工地，而是为生产队拉粪。不成想，一天公社副书记、水利工程总指挥陈宗贵检查人数，发现少了我，晚上在公社广播上点名批判：“正在水利工程大会战紧张进行的节骨眼上，张沟生产队的那个戴眼镜的青年学生当了逃兵，这是个严重的政治态度问题，是个非常典型的反面教材人物，勒令他明天早晨8点以前必须来到工地做检讨接受批判！”危言纵听，我十分害怕，惶惶不可入睡。第二天早晨，我问富民叔咋办？他大手一挥：“哈哈！好娃娃呢，不要管他，不是我买派，县官不如现管，就听我张富民的！全公社的水利工程，又不是我们张沟一个生产队的，凭什么只抠我们队的劳力不放！”我提心吊胆了几个月，生怕公社领导会因此而在自己的政治面貌上记上一个黑点。多亏公社陈副书记只记住了我的相貌特征而没有记下我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