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说：第七日，上帝完成了他所作的工；在第七日上帝歇了他所作的一切工。上帝赐福第七日，把它分别为圣，因为在这一日，上帝停了他一切所创造的工，歇息了。　
　　上帝是什么？上帝是比人更有能力的存在，基督徒称其为“全能者”。基督徒的这种上帝观，不知道会不会得到犹太人的认同？估计有些困难。因为犹太人的上帝有停工歇息的日子，很明显他不是要证明自己是“全能者”，而是要证明上帝也有其不能的方面——上帝不能忙个不停，他要在合适的时候，让自己停工歇息。会歇息的上帝，才会有继续创造的能力，不然上帝怎么会把他停工歇息的日子称为圣日，让人也要如此仿效呢？
　　犹太人称呼这个圣日为“安息日”，它包括了周五日落到周六日落的全部时间，在这一天里不可谈论与工作有关的事，不可思考与工作有关的问题，不可阅读与工作有关的书籍，当然，也不可从事与工作有关的考虑，甚至连煮饭做菜都在禁止之列，所以犹太人常常把在安息日开始之前做好的饭菜放在点好火的炉子上，以免挨饿。有人提出质疑，遵守安息日的诫命究竟有什么好处？就如耶稣所问：“你们当中有哪一个，他仅有的一只羊在安息日跌进坑里，会不把羊抓住拉上来呢？”事实上，犹太人为了遵守安息日的诫命，牺牲的岂止是跌进坑里的一只羊？甚至还有他们的生命。作为旁观者，我们实在很难理解犹太人对安息日的那份感情，那不仅仅是一种来自于宗教的硬性规定的遵守，更重要的是犹太人通过安息日的祈祷，自觉与上帝发生了密切的联系，获得了一种神秘的，也是幸福的情感体验。他们认为安息日提醒可以他们记起两个世界，一个是现世，一个是来世；安息日是他们与上帝同行于两个世界。
　　有必要知道的是犹太教是以色列的国教，因此在安息日的这一天，以色列的任何单位，包括机关、企业、学校、商店、交通等部门都不能够加班，否则不仅是违反了犹太教规，也是触犯了以色列的国法，轻者罚款，重者就要坐牢！　
　　如果说上帝是一个奥秘，那么安息日的由来何尝不是一个奥秘。在全世界众多的宗教和宗教典籍中，像犹太教和圣经一样，强调神化一个停工歇息的日子，借着上帝之口使它分别为圣，似乎也就只仅此一家了。如果没有犹太人对安息日的这种坚持，恐怕也就没有后来的被全世界接受的六天工作，一天休息的制度模式了。当全世界的劳动者从这种制度模式里获得休息的权利，获得自由自在的权利，获得享受生活的权利时，应该感谢那位会创造，会休息，愿意赐福的上帝，当然还有紧紧抓住上帝赐福不松手犹太人，是他们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文明的生活方式。　　
　　有了遵守安息日的传统，犹太人就不会把人生的意义建立在劳碌上，以为劳碌一生甚至累死自己就能活出了价值。与其相反，中国的知识分子因为过劳而死的不少，但是能够做出成绩的却不多。犹太人的精明在于他们懂得以享受生活和彻底放松自己来维护自己的健康，有了健康就有了创造力，有了创造力生活才会有快乐，生活有了快乐才会有生存下去的必要。欧洲人曾经嘲笑犹太人都是“懒骨头”，搞出一个安息日来逃避劳动！可是，社会发展到了今天，所有的欧盟国家，周工时越来越短(如法国35小时)，所有工厂在下午五六点钟全部关门走人，大小商店闭门谢客，美之名曰“体面劳动(decent　work)”。犹太人当然是这种“体面劳动”的真正发起人，而他们提出的口号则是：“会享受生活的人才能够更好地去创造生活。”
　　可是，当今中国还在摸着石头过河，对于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不以为然。在上个世纪80年代，因为蒋筑英、罗健夫等杰出人物的英年早逝，曾经让人们关注起中年知识分子的健康。政府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改善知识分子生活条件的政策：提出带薪休假、给知识分子做健康体检等等。可惜的是，有些政策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得到及时的解读和完整的执行，未能成功阻止“过劳死”的侵袭。据有关部门专人调查，新闻工作者、科研人员、企业高管是目前“过劳死”最为突出的三类高危人群，目前新闻工作者死亡者中有79%死于40岁—60岁，平均死亡年龄45.7岁；科研人员的平均死亡年龄在52.23岁，15.6%死于35岁—54岁。一些从业者向记者反映，要么单位根本就没有人提起过带薪休假制度，或者即使有，他们也不能休。首都医科大学心血管疾病研究所所长杨新春教授曾表示：据估算，目前中国每年大约有60万人发生猝死，劳累、生活不规律、开夜车、高度紧张是最大诱因。显而易见，过劳死已经给中国许多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损失。
　　尼采有过“上帝死了”的高论：在欧洲上帝无疑是死于基督教徒没有信仰、道德低下的生活方式，可是在中国上帝却只能死于中国人的过劳症。中国人早已经无法继续他们的逍遥游了，高税率、高收费、高物价、高控制，低收入的社会现实致使中国人杀死了上帝，不再信仰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