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本质是抽离或是宣泄，不针对任何一种情绪。只要哪一种情绪过度满溢了，就可以用到诗歌这个工具。在很大程度上，如果你还习惯在做一件事情、干一份事业的时候拽大词儿，就说明你在很大程度上还不够踏实。只有认识到一件事物的工具性，它才可能有事业性。道理很简单，它如果都不好用，没人用，又有谁会为之买单？连个买主都没有的事业，能苟延残喘到什么时候？
诗歌的工具性，和它的修辞华丽没有关系。作者还是没有改掉自己无的放矢的毛病，修辞丰富不代表过度修辞。如果其内蕴足够大，本身就必然用到更为丰富的修辞对其进行包裹。所以不能用修辞的多少来判断文本是否冗赘。而是需要看文字的修辞与内蕴是否适配，来进行二元的动态衡量。
而且你说关心人类，其实只要是以人的视角进行观察而写下的文字，就脱不出人类的圈子。同时对于修辞的雕刻，在很大程度上，也不过是为了能够更精准地描摹。作者举的例子都过于高大伟岸，但作者偏偏要把自己和他们放在一列，这其实既可以说是想拉人壮胆，也可以说是对于凡间的文字没有兴趣。
诗人因为不混圈子，可能对凡间的文字没有概念，你有胆气说自己是个诗人，但在你向你举的那些例子看齐的时候，恰恰就显得漏洞百出。道理很简单。迷失道路的时候，抬头看看北极星，没什么问题。但是你盯着北极星走路，那不是撞树上，就是掉沟里。做人，不能以崇拜为主。在崇拜的基础上，你要确定和确立自己。那作者的这个自己，显然还是仓皇的。作者那些属于自己的表述，一半还停留在过犹不及的阶段。有指向性，但往往都用力过猛。
作者口口声声说心学，你知道什么是心学？心学是王阳明的学说。讲的是知行合一。但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心法是扯淡。知是二维的，行是三维的。从三角形化为三角体容易，从八边形化为八边体就难了。这是一个算力问题。而这种核心能力，是最难提升的。我作为一个余姚人，王阳明的亲老乡，看得最清。但致良知是真的。王阳明《四句教》说得好：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意思就是说，人的混乱源于心理活动，稳定于完整的道德判断体系，优化于对道德的践行与贯彻。这种践行贯彻，说心灵和精神都不准确，准确地说，是种意念。作者的这种表达就类似于有人让你把货送到三层，你没送到，送到了二层，然后死鸭子嘴硬，说我送的不对吗？难道要我送到地下车库吗？相较于过犹不及，这叫力有不逮。你投个篮，磕前框和磕后框都不得分的，应声入网才得分，这个不难理解吧？而作者一再标榜自己涂鸦式的写作，就是在给自己的不精准找一种理论依托。如果你不是在一次次地反复说明中让自己变得更加精准，你到底是为了什么在努力？如果你心中能感受到那些有力量的东西，最终说出来却是扭曲变形的，你甘心吗？
叩响自己，使身后的洞穴发出回音？为什么要这么比喻，这个洞穴在前文只字未提，最后突然出现，是不是有些干硬和突兀？说起洞穴，你能联想到什么？阴冷、潮湿、简陋、原始？作者在上一段中形容的种种品质，为何会具象为洞穴的形象？因为作者说得太大太广，所以根本难以具象。一种生物不可能既是朱雀、又是玄武。所以问题还是要回归到表达的精准上。尤其是无所不包的东西，落在歧义丛生的意象里。
最后，诗并没有你想象地那般重要，重要的是诗性。佛不重要，信佛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佛性。诗，只是具体的承载形式，随着时代的变化，这种形式可能会被说唱或者更符合时代审美的形式所取代。旧的形式仍旧保留，代表经典，但是新的形式会更加流行。这一点，是起码的认识。而诗性的本质，是直指核心。虚无哪有什么核心，虚无就是让人迷失的，就像洞穴探险一样。核心，是你自己给自己的坐标，是你对于周边的了悟，也是对自身的信心。没有这一些的诗，没有诗性可言，无论什么形式，都会凋朽。而只要有最初的那个核，一切都会慢慢凝聚靠拢。圣人行不言之教，人自向之。真正通明的自己，不需要叩响，在平素的一问一答中，就能显出端倪。
那些寒冷的星星，从远古闪烁着
——琉璃姬
诗歌不是聪明人的事业，太聪明的人成为不了诗人，聪明也不等同于智慧。
中国不是出不了大诗人，是文人们太计较与看重个人利益得失，缺乏向文化艺术殉道的精神与大人类情怀，经济实惠的中文语境是经不起历史的揣摩与人心的检验的。
当下很多写诗的人都自比李杜，他们都认为自己的文本排列水平与历史上那些伟大的诗人相差无几，甚至可以比肩与超过。
差多少？坐井观天，差得无别无际！他们并不知道诗歌语言与诗歌文本只是诗歌的呈现形式，是象，形成文本成为作品后面的那个推动，那个历史背景，那种精神，那颗核心，那种无象，那种宇宙，才是诗人。
诗人并不只是一个人，更不是社会身份与地位，是一个人通过写诗提炼出的生命状态，生命气质或者生命辨识，生命时刻与生命情怀与人性的光辉，通过诗歌文本呈现出来的那种意义。
诗人，是通过诗歌语言产生精神文明的现象，是道，这是文学艺术的本质。
说人人都是诗人的，不是文盲，就是法盲，人人都是公民。
诗人无形。是保持特殊的生命状态，或者时刻，于坚说诗人要有仙气，就是对这种生命现象最诗意最中国特色最好理解与最准确的保持与表达。
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在欧洲的大部分犹太人都迁移过去；但策兰还是决定留在欧洲，他选择了定居巴黎。他在给以色列亲戚的信中写道：“也许我是活到欧洲犹太人的精神命运终结的最后一个人一个诗人，若放弃写作，这世界什么都没有……”十年后，策兰获得不莱梅文学家奖，又过了两年后，1960年他再次获得毕希纳奖，文学上的成就并没有让策兰过上安乐的生活，他的精神日益沉重，阴暗，激烈，专注。1970年4月20日，策兰在巴黎塞纳河上从米拉波桥投河自尽。
公元755年12月16日，安史之乱爆发，诗人杜甫举家搬迁避难，逃难时不幸成为叛军俘虏。在这个过程中，杜甫亲眼目睹了战乱给百姓带来的无穷灾难，感慨万千，奋笔创作了不朽的史诗——“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和“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后，杜甫因对污浊的时政痛心疾首，放弃官职，几经碾转最后到了成都，在城西浣花溪畔建成了一座草堂，也就是“杜甫草堂”。杜甫没有固定收入来源，生活十分困苦。大风破屋，大雨又接踵而至。杜甫的茅屋破败，饥儿老妻，彻夜难眠。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杜甫仍用冻僵的手挥笔写下“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一年，杜甫已经49岁。
顺带一说，杜甫活着的时候，他的诗无人点赞，无人转发，无人收录，甚至无人关注与共情，属于文坛的边缘人物。并不是杜甫没有名气，才导致他对时代的忧思，无法进入时代的视野；而是时代拒绝聆听他的忧思，直到他去世半个世纪后，人们才发现了杜甫的价值。
BBC将杜甫评为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没有之一。我认为是公正，严谨的。惭愧的是，这样的评选却不是由我们中国人自发先评选出来的，英国国宝级演员伊恩・麦克莱恩朗诵杜甫的诗歌时，我泪流满面。
真正的文学，必废寝忘食，索尔仁尼琴说，生命最长久的人并不是活得时间最多的人。我绝不坚信这个时代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正义和良善的价值观，它们不仅仅有，而且不是朝令夕改流动无常的，它们是稳定而永恒的。
何止是策兰的时代，何止是杜甫的时代，何止是索尔仁尼琴的时代，是人类所生活过的所有时代。
诗，是具有普世性的世界语言，属于人类，属于人性中共通的那种光辉与可能，这是事实，也是真理（道）。
我所说诗是心学，文人们不能同意，不属心灵（精神），难道属钱吗？还是属于俄罗斯方块？那样人类早就不需要诗歌，写诗机器人软件可以比人类大脑快十倍以上将词语排列得更加精致与好看，文人之把玩，那是文物，巧舌如簧，那是文术，并不是文学。文学艺术无法被科技替代，那是因为人类有心灵，有逻辑，有思维，有悲悯心，有共情力，有灵智。这颗心不是机心，不是芯片，不是齿轮，不是扳手与螺丝钉。
真正的诗，语言是会震撼到心灵的（抵达远方）真正的文学，内容是会给人思想与精神上力量的。（精神文明）
20多岁的海子当年就能说出，诗歌是一场烈火，而不是修辞练习。
这个常识需要再次普及吗？我觉得不需要，也不应该是我来普及，这是诗歌写作入门就能懂得的常识，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大行其道的过度修辞诗歌文本开始盛行，诗人们集体堕落，买椟还珠，丢弃文学艺术的本质，把诗歌变成了修辞填空，修辞造句，或者恶俗的博眼球段子分行，乐此不疲，人民远离诗歌，是因为没法阅读，也没有兴趣阅读。
作家韩寒曾批评说，现代诗歌不应该存在，把一句话弄得像脑抽似得说不好，我认为他读到的应该就属于这一类诗歌，说的也是真心话。
长期以来，现代诗歌与现代诗人遭受污名化与丑陋化，媒体流量不断炒作审丑诗歌事件，任何一个真正在写诗的诗人，与喜欢阅读现代诗歌的读者，都会心痛。
沈浩波说，媒体为什么不能推荐正常的诗人，正常的诗歌。
部分文人偏要指鹿为马，把文学强调为娱乐，那你自己娱乐就行，并不用几代人，到了我们这代人，就不会有人把诗歌写作当作娱乐事业，现在的年轻人有电子游戏机就不读诗写诗了，你把诗称为娱乐，那你的把玩不是诗，因为没有抵达，这颗心既然不是读者的心，那也不是你自己的心。
你说你在用心的玩，那你开心就好，孩子们也在用心的玩电子游戏机。
我们为什么还要读诗写诗？因为诗歌文本中“有”。有什么？有语言能够通往我们的心灵的意义，意义是什么？一种精神的力量？一种精神的文明？一种精神的美好？一种感情？一种智慧？一种情怀？一种关怀，一种想象力？一种魅力？一种人格？一种见证，一种在场，一种审美，一种乐趣，一种升华，一种善良……
这即是身后的洞穴，诗人需要不断叩响自己，回音“有”，远方即“有”。
关于文明的论述，我在之前的文论中已经辩证过。
诗无用，无用中是文明。如果心灵无用，人就成为了行尸走肉，一个没有诗人的民族或者时代，是不存在的民族与时代。
20211206
*这是一篇带有诗歌常识普及与补全，带有文学批评特征的诗歌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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