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纪实文学，是《四瓜藤》的续篇和补充，由几个真实的小故事组成，叙述了我和老刘的友谊。转瞬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两个人的老伴早已不在，但是我们的手足亲情永存。

——题记

一、那双深邃的眼睛 

        那是一九六零一个暗无天日的深秋，集体宿舍多了一个新来的青年。他个头不高，身体不壮，语言不多，长的不帅，但两只眼睛炯炯有神。
       那时候我倒霉透顶，我曾编过一段顺口溜：“父亲死了划‘右派’，右派划定恋人踹，恋人踹倒母亲死，大小家庭都‘老外’。”
       这“老外”不是外国人，而是“孤立分化”小岛上的一个倒霉蛋儿。就在这个时候刘洋明闯进了我的生活。
       他只为我跑腿打杂，很少说话，当我吃饭或洗脚的时候他总是扑在我面前的一张条桌上，下巴搁在膀子上，用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眨都不眨地望着我的脸。那是一双善良的眼睛，人性的眼睛，关爱的眼睛，无私的眼睛，他和明秀的眼睛是那么的相同！后来明秀成了我的妻子。
       记得那是结婚前一年的冬天，我们的大事已经定了，每次到她家吃饭或是晚上同她聊天，她也总是这样，要么扑在桌子上，要么双手托着下巴，眼睛眨都不眨地看着我。有一次我问她：
       “我很好看吗？”
       她轻轻摇摇头：“一般。”
       “那你为什么这样看我？”
       “我在看你的心。”
       结婚后我一直探索这双眼睛，是那么深邃，像天空如海洋，不仅能容下我一个人，而是人际关系所有的人，“文革”期间是这双眼睛看穿了它的秘密，如待婴儿般地保护着我健康地生存、成长。
       现在我的亡妻已经去世十九周年了，直至今日我的脑子没有停歇，可是越来越渺茫，好像一颗星星离我越来越远，我一直在追寻着这颗星星。

二、是洗袜子容易还是洗被子容易

    《四瓜藤》里的那个“刘”叫洋明，就是那个“新来的青年”，正巧我的弟妹姓杨，这倒好，上门不需要改姓，只把本姓去掉就行了，这样生产队里杨明——扬名，他可真的扬了名，可我妻明秀一直管他叫“刘猴儿”。他们结婚的第二年洋明就被县里调到聂河搞水电建设去了，因为他是技校毕业生，又学的是水电专业，所以经常到外面出差。
    那时侯我们都还年轻，他出差回来总要绕道宜昌到我家来玩，而且必住“红霞旅社”，因为那个旅社离我家最近。
    那天他从重庆回来正遇上下大雨，尽管“晴带雨伞，饱带饥粮”，但一双球鞋却成了两只水罐子。进门来明秀忙去泡茶，他坐在床边上朝外喊：
    “秀！，快打水来给我洗‘袜子’。”
    他这个人就是好逗，把脚喊“袜子”，把睡觉喊“放平”，不知道的还真听不懂。这时明秀正好端茶进来，看见他那双流水的鞋还穿在脚上，笑着说：
    “我才不管你呢。”
    他把双脚一提，扯散被子就要上床：
    “那我‘放平’啦。”
    “你敢！”
    “你看我敢不敢，”说着他的脚已经提到床边上，“我倒要看看是洗‘袜子’容易还是洗被子容易。”要是真把那两罐子水都捂到床上，非把两层棉絮都湿个透！
    明秀连忙拦住：“得，得，活怕你！我打水来给你洗还不行吗？你这个活猴儿！”

他走了好几天了，我三岁大一点的儿子还拉着他妈妈手要到“红霞旅社”找刘叔叔去玩，他妈妈说刘叔叔早就走了，我儿子硬是不信，上了二楼服务员说这是旅社，我儿子才晓得原来这不是刘叔叔的家。如果说当时我儿还是个小孩子，那么三个大人还是小孩子吗？怎么也爱“逗着玩儿”呢？

三、两条鳊鱼

    我和洋明有两个共同的绰号：大烟筒和大水桶，这是明秀给我们两个人取的。因为我们两个除非不到一块儿，到了一块儿就抽不完的烟，喝不完的茶，要是他到我家里来，第一个晚上就别想睡觉。我家门前有一堆砖，上面放了一块水泥板，那就是我们的茶几。他的见闻不知道哪来的那么多，与出差有关的，无关的，他家乡的，道听途说的，一说起来有板有眼，用现在的话说，比自己做了一趟旅游还过瘾，使我“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
    那是一个星期天，上午10点多钟洋明风尘仆仆地从宜都赶了来，他手里用报纸包了两条鳊鱼，进门来往灶台上一丢，喊明秀快点刺，说他吃完午饭还要赶回宜都。那时候别说鳊鱼，就是豆腐白菜都要计划，肉就更甭说了，连个鸡蛋都见不着。明秀弄饭时我们俩喝茶聊天，他对我说：
    “我今天不知从哪掉下来的运气，四点半钟起来，没几竿子就钓了三条，赶两条大的拿了来。赶船时也运气，枪了一步，这该孩子们有鱼吃。”
    我说：“你那里老少三代还有五口，怎么只留下一条？”
    他说：“咳，再怎么也比你们吃的多。”
    那天中午我们阖家打了一次牙祭，那个美呀，怎么形容都不过分。后来我经常想，那美怎么只在口里？比现在的鸡鸭鱼肉生猛鲜活、汉满全席西洋大餐还要强得多！嘴里是香的，心里是甜的。

四、扬名渔洋河

    洋明本长阳人，安家宜都，现宜都市水利局退休工程师，整条渔洋河上的大大小小水电站30余座没有一台机组不是他亲手摆弄出来的。专长水轮机调速，由飞摆到电子没有一样不能的。在机组安装方面由基础到轴心找平也没有一项不是由他掌舵。他本是小学毕业考入技校的，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的技术，要想练就全身的本事就得靠勤学苦干。
    记得那是一九六三年，他也是风尘仆仆到我家来，身后背了一个很沉重的袋子，由他家赶船要四里路，由码头下船到我家也有四里路。那时根本没有汽车，出门全靠步踱，见了我第一句话就是：
    “你还没死啊！”
    我迎了上去，接下来也是：
    “你也活着爬来啦！”
    那天的天气特别好，巷子里有很多人，李幺姑在我的背后说：
    “哪有这么说话的？”口气很惊讶。洋明接过来说：
    “我们这是见面礼。”
    坐在自家门口纺线的聂婆婆接下来说：
    “他们哥俩就是这样，说什么都不在乎。”
    明秀听见洋明的声音连忙从屋里跑出来，抢前接他的袋子，他把明秀一扒：
    “去去，又不是给你带的。”
    明秀说：“你这个猴儿，就是不知道好歹。”
    洋明说：“你才不知道好歹。”
    明秀懂他的意思，是怕她提不起，边接袋子边说：“不就是重吗？你背的起我就提的起。”
    洋明这才说：“没什么好带的，几个土豆和一个小南瓜，还有几颗颗苕。”
    “等会和你算帐（再说话）。”
    “喂喂，轻点，还有一斤茶叶，别把袋子弄破了。”
    他这次来有要紧的事和我商量，县里调他参加聂河水电站筹建，那是渔洋河上的第一座水电站，他有他的难处。他刚得了儿子，弟妹虽说出了月子，但老丈人的脾气不好，丈母娘是地里家里的活全不会干，他这一走爱人就太苦了，不走吧，又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那一天一夜我们根本没睡好觉，最后的结论是：
    “去！”我说，“渔洋河是宜都县的金库，绝不会只建一个聂河。再说，技术学到手里既不咬你的手，也不找你要饭吃，在渔洋河上给它摆出一条龙来！”
    “好，你说去我就去，常芳正在屋里等着回信哩。”

    那时农村人学艺还兴“拜师”磕头请客那一套，洋明退休前接受的徒弟是第四代，他祝六十岁大寿时，徒子徒孙就有上百人。

五、天若有灵

      写《四瓜藤》的时候没能插进去我那弟妹，我那弟妹姓杨名常芳，和洋明的性格倒有许多相同的地方，两口子都爽快，不仅洋明对明秀那样无拘无束，常芳对我也一样。
      记得我和明秀刚结婚不久，我到他家去看他们的新家，那是我第一次去，他们把新床让给我睡。第二天天不亮门开了，常芳端着一盏煤油灯走进来，放在床头的梳桩台上，若无其事地坐下来梳头。梳完头她搂起了我昨天换下来的衣服，还像在找什么，找了半天没找着，她刷地一下拉开蚊帐，从我睡的枕头边抓起了我的衬衫，我连忙坐起来说：
      “昨天才穿的，不用洗。”
      她像有点生气：“大热的天，哪个兴的！”说完“登登登”地出门拿着我的衣服洗去了。
      她的个头不高，身材有点瘦俏，走起路来带着小跑，干起事来要多麻利有多麻利。
      那天早晨起来我站在门口，她打早工中途回来挑粪桶，见我没事就对我说：
      “来，给我削土豆！”一副命令的口吻。
      土豆堆在放粪桶的小仓库里，我还没坐下来她就挑起空粪桶急火火地跑出去了。
      我削土豆很过细，薄薄的皮慢慢地转慢慢地削，不一会她挑着空粪桶又回来了，见我文皱皱的，夺过我手中的刀用胳膊肘把我一推：
     “我的哥哥！土豆皮要喂猪！照你这么削就别吃饭了。”说着她“刷刷刷”，那哪是削土豆皮，简直是“吐”土豆“核”，不一会削了一大堆。还别说，从那时起我的心里还真的有了这个妹妹。
      她的心里也装着我这个哥哥，一次洋明给我讲了一件事：说有人送了他们四斤好茶叶，他算计着给两个姐姐各一斤，话还没有说完，常芳在病床上躺着先急了，大声嚷：
      “还有王爷爷呢？！”
      洋明也跟她对着嚷：“我的话还没说完，两个姐姐你一个，我一个，王爷爷是我们两个人的哥哥，我怎么会把他忘了呢？！”
      常芳这才没话说。
      不幸的是，我的这个弟妹那年头部得了骨癌，病越来越重了，我去看她，实在令人心疼，多好的人哪，怎么造了这么大的孽？头顶的包都快穿膛了，两只眼睛也被挤没了，身上瘦的只剩下了一把骨头。我说了几句贴几的话，她说她走了也划的来了，一辈子遇到的都是好人，最后说：
      “你就是我们的亲哥哥，以后洋明有你，我走了也放心了。”不久他便去世了。
       悲痛之余我感慨万端，在她“五七”的时候我为她送去了一副挽联，这副挽联在《四瓜藤》里也曾用过： 

生也苦，病也苦，死也苦，苦度苦海苦修行

情亦真，义亦真，仁亦真，真读真经真菩萨

        但愿天若有灵能给她幸福！

六、花牌与《简爱》

    花牌是乡下人的一种娱乐，历史久远，一般三个人打四个人玩，其中一人轮流下庄，为打的人洗牌翻牌，这个人此时叫“歇醒”。
    常芳病着的时候我常到她家里去探望，这天下午没事，洋明打他们的花牌，我看我的《简爱》。轮到洋明的女儿“歇醒”了，她下了桌子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接过我手上的书翻了翻若有所思，把书递给我的时候疑惑地问我：
    “王爷爷，我想向您提个问题。”她的态度很严肃。
    我说：“你提吧。”
    她说：“您和我们老儿无论从文化上，性格上，爱好上都不一样，为什么一辈子这么好呢？”
    我反问她：“你说呢？”
    “就是想不通了。”
    “感觉呢？”
    “还用说吗？”
    “你从小到现在，见没见过有像我和你们老儿这么交朋友的？”
    “还有我妈，常念您，比我的亲大爹还亲。”
    “这就对了，因为我把心交给了你们，你们也把心交给了我。”
    “恐怕我们四个（晚辈）将来做不到了。”
    “因为你们从来没有受过苦难，所以体会不到，这就叫苦难之中出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