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我们古老的历史文明，在她的过程里，培育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和社会主义社会等不同的历史时期，她充分地展示了作为东方文明体系的结构里，我们华夏五千年的辉煌与传承。这种开历史的先河，让我们中华民族，以傲人的建树，矗立于当今全球大环境下的经济建设，这种大手笔的浓墨重彩，靠的是我们世世代代的炎黄子孙，通过不断地改变现实和创造传奇来延续。

   人类作为地球上智慧生命的唯一，他的思维体系，为人类在面对大自然提供的不足里，展示了一种超能的优越性。这主要体现在人类通过整合政治、经济、国防、民生、医疗、教育、卫生等不同领域的各项建设，为人才辈出的大环境，提供了它丰富的土壤层。

   我们是儒家思想体系的发源地，她的道德伦理观、人生观、世界观，为我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指明了它的必要性和功利性。作为一个国家的执政范围，她在自己的考虑里，所安排的各类人才来辅佐时，就涉及到人类本身的各种私欲背后所不具备的约束性，必将为国家在具体的执政过程中，潜伏了各种不可预测的隐性和伤害性。而造成这种伤害的程度，所辐射的范围是广泛的和高强度的，它甚至可以彻底掀翻一个国家的政权，载舟覆舟的深刻道理，就是一条极具典型的古训。

   A：杨国忠：唐代玄宗时外戚，权臣。蒲州永乐(今山西永济南)人。武则天时麕臣张易之的外甥，杨贵妃堂兄。天宝初，杨贵妃得宠，剑南节度使欲与之结为内援，使杨钊携财物行贿入京，杨氏姊妹荐于玄宗，累迁监察御史。宰相李林甫曾与之勾结以危害太子，陷害政敌。他善于窥测玄宗好恶，得其欢心。天宝十一载（752），李林甫死，杨国忠代国相，兼吏部尚书，怙权仗势，台省官有才名而不为他用者都被排斥。他主管铨选官吏，为了取悦人心，不问贤愚，年资深的一概补官；又破坏制度，在其私第召集选人和吏部、门下省官进行唱名注官，废弃三注三唱、门下复审之法。平时所受赏赐及贿赂不计其数，生活极为奢侈腐朽。天宝十载及十三载，在他鼓动下，唐两次发兵进攻南诏，均全军覆没。他反以捷书上奏。他与安禄山争宠。安禄山本有野心，即以诛杀杨国忠为名起兵反唐。杨国忠力劝玄宗令哥舒翰出关作战，因致大败。他又建议玄宗入蜀，随驾奔蜀，至马嵬坡（今陕西兴平西），为从驾士兵所杀。

   B：蔡京：（1047～1126）北宋末权奸。字元长。兴化军仙游（今属福建）人。熙宁三年（1070）进士及第，先为地方官，后任中书舍人，更改龙图阁待制、知开封府。绍圣元年（1094），宋哲宗亲政，蔡京任权户部尚书，力助宰相章惇重行新法。宋徽宗即位，蔡京被弹劾夺职，闲居杭州。宋徽宗派宦官童贯到杭州访求书画奇巧，蔡京勾结童贯，得以重新起用。崇宁元年(1102)，他乘机排挤掉宰相韩忠彦、曾布，后又官至太师。蔡京善于奉迎，先后4次任相，共达17年之久。他与宦官童贯、杨戬、梁师成、李彦，权臣王黼、高俅、朱勔等，把持朝政，竭全国之财，供其挥霍。靖康元年（1126)，宋钦宗即位后，蔡京被贬岭南，途中死于潭州（今湖南长沙）。

   C：魏忠贤：明代宦官。肃宁(今河北肃宁)人。万历时以赌博输光而自宫，易名李进忠入宫。因魏朝得识皇长孙乳媪客氏，深相勾结。光宗卒，皇长孙即位为熹宗，封客氏为奉圣夫人，进忠也自惜薪司擢为司礼监秉笔太监，恢复魏姓，赐名忠贤。忠贤得势后，先以大学士沈?为外援，继而引私人魏广微入阁。朝中除东林党外的官僚派别，纷纷投靠其门下，形成阉党。天启三年(1623)他兼掌东厂事，东林党人杨涟首先发难，诉其24大罪，魏忠贤切齿痛恨东林党人，仗势杖死工部郎中万燝，先后罢斥大学士叶向高、吏部尚书赵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龙、吏部侍郎陈于廷及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数十人，又在中央内阁、六部以至地方遍置死党。五年，魏忠贤逮捕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6人，牵入熊廷弼案中处死。次年，又捕杀东林党人高攀龙、周起元等7人。在残酷镇压的同时，命阉党顾秉谦等修《三朝要典》，尽翻梃击、红丸、移宫等三案，极力诋毁东林党人及正直朝臣。又命拆毁全国书院，禁止讲学，压制言论。七年，熹宗死，其弟信王朱由检即位，是为明思宗。朱由检素知忠贤之恶，及即位，嘉兴贡生钱嘉徵弹劾忠贤10大罪状，遂谪忠贤于凤阳，旋命逮治。忠贤行至阜城，畏罪自杀。  

   D：和珅：清代乾隆时权臣。满洲正红旗人。钮祜禄氏，字致斋。少年家贫，为文生员，乾隆三十四年（1769），袭三等轻车都尉，因机灵善辩，仪表俊伟，受清高宗赏识，历任显官，后升任军机大臣，居此要职24年。还兼任多种文武官职，封至一等公。他精明敏捷，办事干练，被高宗纳为心腹。乾隆后期，权势最大，又贪得无厌。政令多由其手书口传，令各省奏折皆用副折（副本）送其先阅，各地进贡珍品也多入其家。他广收贿赂，致府库空虚，吏治败坏。其秉政揽权，历来被认为是清代中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嘉庆四年（1799），高宗死，仁宗立即数其20大罪，责令自尽。查抄金银珍宝甚多。民间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谚语。

   以上是我列举的我们中国封建体制下四个主要朝代的四大高级别的贪官代表，他们的性质主要体现在贪官们贪得无厌、鱼肉百姓、无恶不作。在他们掌权的部门或地区，总是搞得乌烟瘴气、吏治腐败、民不聊生。历代有作为的帝王及有识之士总是要抑制贪官，惩治贪官。而广大的人民群众则更是反对贪官，嫉恨贪官，唾弃贪官，多次农民起义，大多数是从诛杀贪官开始后便慢慢形成燎原之势。究其原因，还是因为贪官们那种富有和挥霍无度的创举，是建立在横征暴敛和位高权重的过度集中而形成的一种有利地位。它的性质、它的形成、它的结构、它的危害面积，严重地触及了大多数人的切身利益。

   浩瀚五千年，我们的政治家们，在封建专制主义时代的政治生态，以维护和巩固他们绝对统治地位为基本原则下的独裁，让普天之下的芸芸众生，面对的是严苛的君主制度和那些高高在上、养尊处优、得陇望蜀的贪官污吏们的层层盘剥、欺诈、压迫、奴役等非人性的制约手段，这其实是政治制度的使然，是封建王朝的霸王性和垄断性，让它滋生了这些腐败的温床。物极必反、否极泰来，中国封建王朝的不断更替，就是这些根深蒂固的世袭制度、裙带关系和上行下效的连锁反应所造成的根本原因，虽然事后有补救行为，可最终不能够挽回他们在历史的进程里严重出局的后果。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一曲千古绝唱倾尽了人世的沧桑和历史的必然性。中国的封建王朝，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就正式宣告了退出历史的舞台。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伟大革命先行者，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推向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高度。反封建、反剥削、反压迫、反殖民地的浩浩荡荡中，中华人民共国从腐朽、堕落、糜烂的旧中国手中接过了执政的大旗。

   共和国在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第一代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带领下，我们走过了艰难曲折的建国初期，那种风风雨雨中的百废待兴，让众多的国家干部和工作人员以身作则，严于律己，把国家利益至于个人利益之上的高风亮节，树立了全民崇尚节俭的一种良好风气。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形式主义，不搞等级分化的社会氛围，让国家始终处于一种平稳的状态。这体现了老一辈国家领导人的深谋远虑和平民化意识，而对于极少数不法分子，严重违背国家重大政策的腐败行为，严惩不贷。

   毛泽东时代对贪污腐败的惩罚十分严厉，几乎零容忍。建国初期，对张子善、刘青山贪污腐败分子公审前，曾有高级干部考虑到刘、张两人在战争年代有过功劳，向毛泽东说情。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

   对于这件事，精通中国历史的毛泽东态度非常坚决，他告诉求情的高干，只有处决张子善、刘青山他们，才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他建议高官们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仪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资料表明，刘、张两位当时共贪污挥霍三亿多元旧币，等于新人民币三万元，按照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计算，1951年的一元新币大体相当于2011年的10元左右。这就是说，按照今天的标准，两位大贪官每人平均贪污了十多万元，贪污十万多元，当时就判了死刑。

   新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后期，迎来了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改革开放为主导思想里，国内各行各业的经济发展，为国家注入了空前的活力，这种大环境下的变迁，让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也相应地取得了全所未有的巨大变化。饱暖思淫欲，一些人的思想变化，受西方世界的影响，权欲、物欲、色欲、情欲等这些人类本身的自私性，彻底暴露了人类灵魂深处的某些难以拒绝的诱惑。尤其是那些思想薄弱、抵御能力较差的领导干部们，他们在面对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现代奢华里，不甘于本位思想和小家庭的制约，把广大人民群众赋予他的权力，变相用作贪污腐化和走私等不法手段，来大搞、特搞权色、权钱交易，把我们传统的道德伦理和法律底线，完全置之不理，一味地放纵个人的私欲，导致社会无休止的攀比和不断扩大两极分化的恶劣行经。

   1998年，被查处的省部级领导干部有12人，其中有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徐炳松受贿案；有广东省人大原副主任于飞以权谋私案；有湖北省原副省长孟庆平违纪违法案等。1999年被查处的省部级领导干部增加到17人，其中有宁波市原市委书记许运鸿以权谋私案；有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索贿受贿案等。2000年被查处的省部级领导干部竟达22人，其中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严重违纪违法案；有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周文吉严重违反组织人事纪律案；还有湖北省原副省长李大强以权谋私案等。更有甚者，在已被查处的党政主要领导的腐败案中居然有不少是集体腐败案，例如因“沈太福案”被揭露的李效时；因“无锡新兴公司非法集资案”被揭露的王宝森、陈希同、周冠五；因“远华案”被揭露的李纪周、石兆彬；因“康赛案”被揭露的徐鹏航、吴文英等。据有关资料报道：《法制晚报》曾对1991年至2004年审判后公开曝光的200个典型腐败官员案例进行定量分析，分析结果显示：有六成贪官的“腐败潜伏期”集中在5年之内；贪官的涉案金额集中在100万元至500万元人民币之间；局级贪官的比例超过四成。在200个“贪官样本”中，有141人通过批项目的方式捞钱，占总人数的70．5％。如河北省国税局原党组书记、局长李真，从1995年至1999年初，通过帮助北京三威电子有限公司经理王某承揽工程，收受王某贿赂305万元。另外，在被调查的200名贪官中，通过卖官捞钱的有53人，占总人数的26．5％。根据统计，200个贪官中涉案金额在100万元至500万元的有73人，占整体数据的36．5％。在样本分析中，“涉案金额”包括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及来源不明财产等。原西安市体改委主任杨永明、原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田凤歧、原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麦崇楷、原四川省交通厅厅长刘中山等“著名”贪官的涉案金额都在这个区间。在200个“贪官样本”中，50名贪官有情人，并将违法所得送给情人或者挥霍在情人身上，占整个人数比例的25％。原云南省副省长李嘉廷，厦门市原副市长赵克明，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等人都曾在腐败过程中长期包养情人。

   人类是地球上唯一的智慧生命，他的思维系统，就决定了他和那些低级动物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而这种区别在于人类的私欲性和膨胀性，在充分满足这些精神和肉体的需要之后，就通过直接和间接的传达方式，体现了某种具有超越感的创造力。作为国家执政机关的干部来说，这种创造力的前提是，他必须为国家、为社会、为民众服务为大前提，其次才是在遵守国家的法律之下的个人生命体征的延续，这其实就是我们人类本身的发展史，在通往历史的长河里，有序、科学地向新的历程推进的伟大动力。

   时序跨入二十一世纪后，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过程，各行各业有条不紊的经济思路，为我们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地位拉抬了的国民对国家的无限期待和憧憬。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来说，人们的生活观和世界观，与人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基本上成正比。

   我所生活的周围，是处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前卫的现代化工业城市，我们这里的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的架构基本上和广大的国民一样，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人们之间的那种亲切感十分融洽，礼尚往来的礼节性，把人的思想带向了各行各业的不同领域。就说我们基层单位的行政机构吧！它主要是以机关和社区两个部分共同组成的（市辖），它的功能主要是服务于普通的市民。医疗、就业、养老、卫生、民政等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错综复杂，让这些父母官们，在办理有关手续时留有足够的耐人寻味。

   社会事务办公室是我们跑得最多的机关部门，那些办事员、分管领导、主管领导，他们那种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工作作风让我们这些普通人怀有一种敬畏的不快。我去年12月底拿着我夫人的养老保险金单据去找他们签字报销，按规定我们应该报销百分之七十，可是那个主任拿出一份没有公章的文件，说我夫人没有达到那个阶段的年龄，只能报销一半。这个说法，非常令我不满意，和她一样年龄的女性都报销了这个标准，为什么我的夫人就不能按这个规定执行呢？事后有好朋友指点我说，那是你“人情”没有到位，这年头大家都需要钱来解决问题。我一想，这也确实是事实，或许是我自己太迂腐了，不懂得去巴结、奉承和融合世俗的趋炎附势吧！

   逢年过节，借送礼而行贿，借收礼而受贿，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传统节日人情往来的幌子，已被某些官员视作放心受贿的“保护伞”。正因为如此，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便利用政府官员“人情难却”这一点设置“感情陷阱”，千方百计和他攀关系、套近乎，企图通过“礼品”或拿项目、揽工程，以小钱换大钱，或为日后在官职上能得到更快的升迁，或为谋取其它不正当利益求得关照。　

   殊不知，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他们对送出的“礼”都绝不是“心甘情愿”的，在他们心中都始终记着“这笔帐”。正如南京佳事得玩具制品有限公司2007年春节这份送礼清单，某局长5000元、某官员2000元、某办事员1000元……历历在目、清清楚楚。而你一旦收了他的礼，就立即陷入了违法犯罪的深渊，即便当时侥幸没有受到查处，但无形中给自己脖子套上了一根绞索，送礼者就会抓住你的把柄，随时随地牵着你的鼻子走，稍不遂其意，他们就会告你索贿受贿，轻则让你丢官，重则让你入狱。那种一边送礼、一边录音，最后反戈一击将收礼者打下马来的事例，不胜枚举。因此，作为受礼者，你可千万不要相信“天知、地知，你知、我知”那些骗人的鬼话。“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拿人钱财，就得替人消灾。官员要是拿了黑心钱，就必然要做昧心事，也必然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滋生不良社会风气。年关将至，作为手中掌握一定权力的官员，对方方面面的“节礼”，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尤其是对己所好，千万不能步入痴迷的境地，切记：“手莫伸，伸手必被捉。”事实也反复证明，纸是包不住火的，一旦贪了，“送礼清单”早晚都会曝光的。

   纵观当今世界，全球经经济大融合的紧迫感，必将为我们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经济后盾，一切健康有序的经济思路，必将依赖国家权威性的执行力度。只有祭出利剑高悬，老虎苍蝇一齐打的严厉措施，让普天之下的民众，真正认识到贪污腐败的危害性，可以从根本上动摇一个国家正常的经济秩序、社会秩序乃至国家秩序的重要性；彻底它的铲除毒瘤，葬送它的潜伏期和发生期，才有可能扭转这种毁灭性的不堪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