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雅正词派,又称“骚雅词派”、格律词派。是自花间词派、南唐词派、婉约词派、颓放词派、豪放词派之后的最大的文人词派,也是唐宋词坛流派纷争中最后产生的词派。雅正词派是在前五种流派基础上自觉形成,始于北宋末周邦彦,继扬于南宋中姜夔,其他还有史达祖、蒋捷、吴文英、 周密、 陈允衡、张焱、沈义父、 王沂孙等诸人,局面盛大。其中张焱著《词源》、沈义父著《乐府指迷》揭示其流派创作经验创作宗旨和创作纲领。雅正词派的产生源于一些词家专在词的艺术技巧上下功夫,刻意求工,重视声律,讲究辞藻,形成了词史上的雅正词派。
从词史的角度看,雅正词派产生有其主客观的原因,客观上,是雅正词派不满辛派词人的豪放叫嚣,矫枉过正。于是走上了钻研声韵,探讨技巧的道路,在 词的格律技巧上有着重要的贡献。姜上承 周邦彦,下开雅正词派。著有《白石道人歌曲》六卷,多为自度曲,如《扬州慢》等自度曲十七首,均旁注音谱,是现存宋人词集中仅见的完整的词曲谱。其时及稍后词坛较有影响者如 吴文英、 史达祖、 王沂孙、 周密、 张炎等人,均以音律之讲究、辞句之精美为权舆,他们以清超的诗人笔调,写出一种“体制高雅”的词作,词风“醇雅”。
雅正词人大多精通音乐,认为词应有“中正平和”的音律和“典雅纯正”的语辞,这样才能不失“雅正之声”。从总体上看,“骚雅词派”的词人都具有音韵精密、格调雅洁和笔力清健密丽的风格,与婉约词派和豪放词派的词风有较大的差异。他们的创作在题材内容上虽然仍以传统的情爱涉艳等为主,但却主张“屏去浮艳,乐而不淫”,脱去胭脂红粉,重视道德规范;在艺术表现上则普遍追求字炼句琢和用典、用事等,以达到自然、工整的艺术境界。
(二)、张焱著《词源》下卷诸篇论词,言论雅正,其主要如下:
古之乐章、乐歌、乐曲、皆出于雅正。他在《词源》中说:“美成词只当看他浑成处,于软媚中有气魄,采唐诗融化如自己出者,乃其所长;惜乎意趣却不高远。所以出奇之语,以白石骚雅之句润色之”。(《自序》)
词要清空,不要质实。清空则古雅峻拔,质实则凝涩晦昧。白石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吴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炫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此清空质实之说。(《清空》)
词以意趣为主,要不蹈袭前人语意。若能屏去浮艳,乐而不淫,是亦汉魏乐府之遗意。(《意趣》)
先人通晓音律,有《寄闲集》,旁缀音谱,刊行于世。每作一词,必使歌者按之,稍有不协,随即改正。雅词协音,一字亦不放过。信乎协音之不易也。(《音谱》)
作慢词,看是甚题目,先择曲名,然后命意。词即成,改之又改,方成无暇之玉。作诗者且犹旬锻月炼,况于词乎?(《制曲》)
词中句法,要平妥精粹。一曲之中,安能句句高妙?只要拍搭衬副得去,于好发挥笔力处要用功,不可轻易放过,读之使人击节可也。(《句法》)
句法中有字面,盖词中一个生硬字用不得。须是深加锻炼,字字敲打的响,歌诵妥溜方为本色语。(《字面》)
用事最难,要体认著题,融化不涩。(《用事》)
诗难于咏物,词为尤难。体认稍真,则拘而不畅;模写差远,则晦而不明。要须收纵联密,用事合题。一段意思,全在结句,斯为妙绝。(《咏物》)
词作必须和律,音律所参究,词章宜精思,语句妥溜,然后正之音谱,二者得兼,则可造极玄之域。词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为情所役,则失其雅正之音。所谓淳厚日变成浇风也。秦少游词,体制淡雅,气骨不衰,咀嚼无滓,久而知味。辛稼轩、刘改之作豪气词,非雅词也。于文章余暇,戏弄笔墨,为长短句之诗耳。(《杂论》)
作词之要有五:第一要择腔。腔不韵则勿作。第二要择律。律不应月则不美。第三要填词按谱。第四要随律押韵。第五要立新意。(《作词五要》)
所论甚广,但“词以清妙秀远,用笔清劲 俊雅,格调清空高远,音韵协和”的创作意旨很是明确。
(三)、沈义父著《乐府指迷》:
“论词四标准”——
音律欲其协,不协则成长短之诗;
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
用字不可太露,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
发意不可太高,高则狂怪而失柔婉之意。
《乐府指迷》除依持““论词四标准”。还戒止“淫艳”:“作词与诗不同,纵是花卉之类,亦须略用情意,或要入闺房之意。然多流淫艳之语,当自斟酌”。
沈义父还尊崇周邦彦:“凡作词,当以清真为主。盖清真最为知音,且无一点市井气。下字运意,皆有法度,往往自唐、宋诸贤诗句中来,而不用经史中生硬字面,词所以为冠绝也。学词看词,当以《周词集解》为冠”。
(四)、 周邦彦在词史上的独树一帜。身处柳永和苏轼之后,其时,婉约词和豪放词已盛行词坛。他既不满于 柳永婉约 词的 柔靡和俚俗,又对苏轼豪放词的粗率和违律心存芥蒂,因此另立门户,别开蹊径,刻苦钻研,使词的创作走上了新路。陈匪石的《宋词举》说:“ 周邦彦集词学之大成,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凡两宋之千门万户,清真一集,几擅其全,世间早有定论矣。”《白雨斋词话》也说:“词至美成,乃有大宗。前收苏、秦之终,后开姜、史之始,自有词人以来,不得不推为巨擘。”他们都对 周邦彦在词史上的独树一帜作了充分的肯定。
周邦彦的可贵之处,在于能兼收并蓄,博采婉约词和豪放词之所长,又摒弃它们的弊端, 引导词的创作逐步走上富艳精工的道路。例如,在他的词中,既有 温庭筠的 秾丽, 韦庄的清艳,又有 冯延巳的缠绵、 李后主的深婉,也有 晏殊的 蕴藉和 欧阳修的秀逸。至于 柳永的铺叙绵密乃至是 淫冶恻艳以及苏轼的清旷豪达,我们都能窥知一二。同时,对于婉约词和豪放词的某些缺点,他也尽量避免。因此, 周邦彦的词深得后人赞赏,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 戈载的《宋七家词选》说:“清真之词,其意淡远,其气浑厚,其音节又复精妍和雅,最为词家之正宗。”先著的《词洁》也说“词家正宗,则秦少游、周美成”,并认为“ 宋末之家,皆从美成出”。他们都视 周邦彦的词为当时词坛的“正宗”,这绝不是偶然的。
(五)、姜夔精通音韵和乐律,常常喜作自度腔。他的《自序》诗说:“自喜新 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小红是友人送给他的小妾,色艺俱佳。 姜夔很喜欢她。每次创作新调后,即自己吹箫,让小红在旁和着唱歌。他的不少作品,就是这样写出来的。如《琵琶仙》一词,音节响亮,完全合律,有“ 野雪飞狐,去留无迹”之妙。因为他精通音韵乐律,不必填谱倚声以 制词,在 自度曲中有充分的创作自由,可以施展个人的杰出才华。这使他的词又能独辟蹊径,自创门户。后人把他标举的骚雅词派又称为“格律派”,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表明了他的词作之长。
姜夔擅长用诗人笔法来锤炼语言,这使他的词作更具雅正的特点。这里所说的诗人笔法,主要是指江西诗派诗人的艺术笔法,也即字琢句炼,讲究神韵。如他写个人心绪感受的《齐天乐》词:“西窗又吹暗雨,为谁频断续,相和砧杵。”《湘月》词云:“暗柳萧萧,飞星冉冉,夜久知秋信。”又如写男女恋情的《小重山》词云“九疑云杳断魂啼,相思血,都泌绿筠枝”等等,都很传神,能恰切地表达词人的 真情实意。钟情于江西诗派诗人的“无一字无来历”, 姜夔像 周邦彦一样,也喜欢化用前人的诗意。如《疏影》中的“犹记深宫旧事,那人正睡里,飞近 蛾绿”,用的是寿阳之事;又云“昭君不惯胡沙远,但忆江南江北,想佩环月下归来,化作此花幽独”,化用了杜甫诗;上引《琵琶仙》中的“十里扬州,三生 杜牧”句,也点化了 杜牧诗的佳句。
后人评 姜夔的词,喜欢把他和 周邦彦作比较。如 黄升的《 绝妙词选》说:“白石词极妙,不减清真,其高处,美成不能及。”《白雨斋词话》说:“美成词于浑灏流转中,下字用意,皆有法度,白石则如白云在空,随风变灭,所谓各有独至处。”又说:“美成、白石,各有至处,不必过分 轩轾。顿挫之妙,理法之精,千古词宗,自属美成;而气体之超妙,则白石独有千古,美成亦不能至。”这都可以说明以 姜夔为代表雅正词派和 周邦彦词之间的密切关系
(六)、继姜夔之后,雅正词派的另一重要作家是 吴文英。但两人的艺术风格稍有不同。陈锐的《褒碧斋词话》说“白石拟 稼轩之豪快而结体於虚,梦窗变美成之面貌,而炼响于实。南渡以来,双峰并峙,如盛唐之有李、杜矣”,基本上说出了他们的不同之处。也许正是这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处于同一面旗帜下,使骚雅词派的思想和内涵都更为丰富,从而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吴文英的词向以求秾艳凝涩的文字、绵密曲折的结构、奇丽凄迷的境界以及缠绵沉挚的感情见长。戈载《宋七家词选》说:“梦窗词以 绵丽为尚,运意深远,用笔幽邃。”为恰切地表达词意,他十分注重炼字琢句。后人评他的艺术风格,曾用“密丽”两字,是较贴切的。前有 姜夔,后有 吴文英,两人以不尽相同的艺术风格,共同擎起雅正词派这面大旗,并影响了相当一批词人。由于他们的共同努力,雅正词派词人的创作在南宋中、后期呈现了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