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自有文明历史以来，语言文字随着最初的简单会话而过渡到拥有一种美观、流畅、舒适、内涵丰富、寓意深刻，并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本民族特色的统一文字书写形式后，就造就了文人们在一个个不同时代、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国籍和不同文化背景下，所体现出的那种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担当。确实，文以载道。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光辉历史的东方文明古国，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底蕴，为我们在政治、军事、经济、科学、人文等众多领域的大有作为，充分地发挥着文人们积极性和正面性。
　　早在先秦时代，那种政治体系所催生出的以儒、道、墨、法四大派别为首的思想库，他们的学术成果，不论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和现实环境，仅从现存的历史文献和他们的著述来看，这种开历史的先河，充分地奠定了我们东方文化在世界文化的主导地位。“半部论语治天下。”确实，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那种把握有权力中心和个人核心力量的智慧体现，用一种礼制和法制巩固在某一个政治中心的作法，就形成了我们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几千年不断更替的君主制度。“焚百家之言，独尊儒术。”我想，秦始皇一统中国的创举，就是在这种秉承君、臣、父、子、仁、义、礼、智等一切有利于国家稳定和民生长远发展的重大决策，才把他的霸业和社会地位维护在一个历史性的高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三人行则必有我师焉。择善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这些语录式的散文集，把一种为人处世的原则性和合理性，通过循循善诱的简单问答方式，明明白白地告诉了读者。尊老爱幼、尊师重教、遵纪守法。“莫以恶小而为之、莫以善小而不为。”我想，中华民族那种精神体系的富矿，为我们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新局面所提供的指导性和建设性，足以彰显文人老祖宗们非凡的聪明才智。
　　提到中国文学史和我们的文化名人以及他们给社会的贡献和影响力，唐诗、宋词所彪炳的历史高度，不能不让我们后人在这种引以为傲的辉煌历史里，去分享他们的精神产品。“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大唐盛世那种开明和稳定的国家秩序，为出身于地主家庭的李白所提供的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就造就一代诗仙那种浪漫主义诗歌蔚然成风的壮观景象。而作为以写“诗史”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安得广夏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忧国忧民意识，让我们见证了大唐帝国在“安史之乱”后由盛转衰的残破局面。文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赋予了诗人们高度的道义感和正义感。诗仙和诗圣他们的作品所辐射出的社会问题和创造的艺术高度，正是历代诗人们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
　　以晚唐“小李杜”著称的诗人李商隐，他的诗歌特色和他的为人，反映出诗歌作为文学艺术的特殊门类，它的作者群和读者群具有选择性。“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曾是寂寥金烬暗，断无消息石榴红。”等《无题》系列作品，反映出诗歌思想角度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关于李易安“无题”系列的争论性众说纷纭，一说爱情诗、一说叙事诗、一说政治抒情诗。至于结论，作为后人，我们只能根据原文来进行各自的分析。谁对谁错，现在已经很难达成某种共识。）作为一个诗歌作者或者读者的身份，对于先人所缔造的艺术成就，我们在望其项背的沉思里，有很多东西确实值得去思考。去年某大型诗歌刊物主办的巡回展，在我们以“铜都、钢城”著称的江南水乡（湖北省黄石市磁湖水上歌舞剧院，我的家乡。）进行诗歌赛事和个人秀的大型展览时自诩为“朦胧”诗派的始祖，我想，她的这种说法有一些过头了。难道说，你作为国内早期现代诗有争论性的人物，你就不知道在早于你1000多年以前的时间里，已经站立着一位举世公认，并经得起历史和时间考核的伟大诗人吗？你怎能夺人之爱，把这种艺术光环，强行扣在自己的脖子上呢？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大宋王朝，自宋太祖赵匡胤主政以来，其北南两宋在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阶段里，他们的政治生态、经济生态和文化生态领域的扩大范围，为当时的历史背景所展示的那种惊人的速度，让文人们以其丰富的精神内涵，塑造了以豪放派（苏轼、辛弃疾）、婉约派（柳永、李清照）等众多流派纷争的词作家们的那种心怀天下、济困扶危、共赴国难的民族大无畏精神得以昭示于人。再者，宋词就其结构和艺术价值来看，我引用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所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休，能言诗之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我想，了解我们中国文学史和诗歌史的人不难体会这种经典文化的闪光之处。
　　诗歌是什么？诗歌是诗人借助文字的载体，把人类的那种直观或者隐秘的复杂情感，通过语言文字来细致、精到地描摹和刻画的表达方式；诗歌的主体性就决定了诗歌是一种心灵间的美妙对接过程。“李杜诗篇万古传，如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确实，一个时代的大变革，它不仅仅体现在政治生态和经济生态领域的旧貌换新颜，文化领域的日新月异，也决定诗歌这种独特的艺术门类必须有所突破和创新。自辛亥革命后，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在摧枯拉朽的浩荡声势中正式退出了历史的大舞台。这个时期的文化战线所出现的以新诗为主要阵地的突破口，似乎发现了一种新的东西可以为诗歌的发展迈出了自己更有力的步伐。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新诗的形成，是建立在“五四”前后而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字载体，这种载体，在改变古典诗歌的结构上，做了很大的区隔。它一反古典诗歌那种严格的要求，转而过渡为一种自由散漫的分行排列、长短不等、字数不限、格调不一的一种新的书写形式。上世纪初期，以徐志摩、戴望舒等为首的老一辈先驱们，他们在改换古典诗歌的形式上做出了不可否认的历史功绩，也确实在当时风靡一时，影响了几代人。不过，他们这种口语式的文字形式，只能算是新诗的一个初步形成，并不成熟。就像唐诗，唐初以前就有很多诗歌作者和作品的大量出现，只是到了盛唐时代，才有以李杜闻名的千古佳话，并被历史珍藏在经典性的扉页。
　　泱泱大中华，在浩瀚的历史长河里，她能够以巨人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其巨大的动力在于我们那些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人文特色，缔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美丽传说。文学创作为一个文人的职业或者副业，它在某种程度上充分地说明了文学市场的现实性和残酷性。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小说的形成，为文学创作的多元化和商业化，更是添加了它亮丽的一笔。我们中国的小说史，追根溯源，虽然可以重新回到距离我们已经很遥远的过去。但是，能够以大气、霸气和具有征服力的作品就只有那么几部。《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四部作品被美誉为中国的四大名著。可是，能够入围世界名著的也就唯独曹雪芹和高鹗合集的《红楼梦》得以让世界了解和接受中国。确实，我们众多的小说作家和作品，除了自己认为外国人看不懂那些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之外，我看，也不能够让别人勉强接受这种强迫性的说辞吧！
　　我这里列举的都是被国际和国内广泛公认的名家、大家作品。所以，我仍然以四大名著中吴承恩写的长篇神话小说《西游记》来向读者就一个文人的核心价值观，作一个不同角度解析。众所周知，《西游记》是以大唐高僧玄奘西游的历史背景来进行的虚构。以我们中国人的思维角度去分析，它主要是宣扬那种不畏权势、敢于同黑恶势力和敌对势力作不屈不挠斗争的奋斗精神。它的影响力和传播度，就像作品中那些美丽的神话传说一样，让中华大地在这种既有的文化氛围里，去享受它的趣味性、娱乐性和艺术性。但是，西方人则不同，他看重的是故事中那些美妙的神话构思，如何运用现代高科技手段来接近和实现作品中那些远非人类所能达到的高度。比如说，孙悟空一筋斗点将十万八千里。他们就盗用我们具有历史版权的火药技术，把宇宙飞船和航天员预定地送上了太空。而事实上，我们早在大明王朝，一个名叫万户的火箭专家就已经第一次把自己送上了太空。虽然失败了，但是万户的这种开拓进取精神可以让我们现当代人去进行抚慰和深度地反思。再者，我们不从文学的正面介入《西游记》的艺术性，单就作者吴承恩的幻想角度去发现与我们密切相关的经济利害关系，就不难看出，他这种精神体系的储备能力，为人类在解决和丰富日常生活中诸多的事务关系，所展现出来的再生力和超爆发力，可以让我们广大的文学工作者牢记这种历史性的紧迫感和负重感。
　　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生态环境，就决定了中国作家们的文学作品必须获得广泛的认可和接受。由中国作协主办的鲁迅文学奖和矛盾文学奖，原则上在国内被认为是最高的文学奖项。可是，偏偏在颁奖仪式完毕过后，总有那些质疑和不平的声音时而冒出来，让那些高贵和庄严的美好形象大打折扣。有的人甚至发长篇大论的文章进行声讨，说那些奖项和鲁迅、矛盾本人毫无关系，只不过是举办方借名人的光环来开展某种商业性活动而已，毫无艺术价值可言。文人相轻，看来，我们中国现当代人比古人有过之而无不及。黑土地，红高粱，山东莫言获诺奖。这是我根据事实，进行个人快板书的综合演说段落。读者从这些简单、生动、形象、直白明了的文字间不难看出，诺贝尔文学奖在国际和国内的巨大影响力，确实可以让一个作家终生铭记这段光辉灿烂的历史。然而，一些文学同行们私下并不认可莫言作品的艺术性。他们甚至怀疑瑞典皇家学院为莫言在开绿灯。原因很简短，那就是莫言只是一个农民，文化水平只有小学毕业。还有的人则认为，那是瑞典政府在向中国政府讨好，因为西方经济危机严重制约着他们政府的施政能力。更有甚者，则认为莫言获诺贝尔大奖是对中国现行教育体制的讽刺。事实上，我们的中文系所培养出来的专业作家，并没有一人能够以中国公民身份进入这种高端的竞争行列。
　　提到诺贝尔文学奖，就自然而然地牵扯出外国文学作品在我们中国拥有的地位。我接触它们是从中学时代语文教材中那些名家作品开始的。记得当时，我读那些长而且拗口的翻译文字，感觉到那简直就是一种折磨，现在回想起来仍然心有余悸。不过，作为一个有思想的人来说，我想，外国文学在国际市场上既然有他们那么广泛的读者群和畅通的销售渠道，从商业的背景来分析，想来也不应该把它们排斥在外。雨果、巴尔扎克、契科夫、高尔基……等这些充满着一张张异域特色的陌生面孔，越洋过海，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也就足以证明他们确实有耐心和决心。
　　社会在发展、科技在进步、人的思想意识也在不断发生巨大的变化。电影工业自十九世纪诞生以来，一直以其高端引领的态势向全球扩展。据历史记载，电影从最初的无声、有声、黑白、彩色再到今天的3D电影，它的有序发展过程，不断地满足了人类在各个时期视觉上和精神上的审美意识。因此，剧本的创作，就成了众多作家们争抢的重头大戏。何谓剧本？剧本是作家把一种静止的文字，通过演员的现身说法来变成动态的演说过程。它的对象主要是针对广大的普通观众。因此，这就要求剧作家们必须以普通人的思维角度去诠释生命存在现实意义。
　　记得上世纪末期，席卷我们中国的一部大片叫做《真实谎言》，这部电影是由全球十大动作巨星之首的施瓦辛格主演。它集动作、暴力、科幻和惊险于一炉，征服了世界的观众，并创造了票房神话。同时，也为他个人的演艺生涯，拉开了一个历史性的帷幕。其次，《007》、《碟中谍》等系列谍战电影，让那种在命悬一线，生死一瞬间的大义凛然和超凡的洒脱里，寻求到一种生命潜在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这些片子惊险、刺激、具有揭示军用间谍的残酷性和真实性，不啻为一部非常有参考价值和适用价值的军事教科书。再者，《蝙蝠侠》、《星河战队》、《黑客帝国》、《阿凡达》等系列科幻片，则把我人类的智慧极限延伸到遥远的外星球去角逐。影片看上去很美，但那些思维逻辑都是按照人类的思维意识设计的，根本和外星人不靠谱。但我们的青少年朋友就是喜欢看，没办法，美国人不想发财都不行。这就是电影娱乐、取悦观众的一个根本、内在和本质的东西。它和一切商品一样，它提供的服务职能和价值观的使然，都让电影产生一种食欲里有着一道丰富的精神大餐。开拓智慧、启迪思维、提示现实、探索未来。让青少年在漫漫的人生旅途里去尝试一些新鲜的东西，有其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而国内电影在国际市场的主要卖点是武术，不是我们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外国人看不懂也不爱看那些说教式的东西。电视剧的归类则集中地体现在言情、反贪、打黑、穿越等这些广受社会关注的热门项目。
　　据统计，地球上三分之一的陆地面积，就居住着70亿人口。贫困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生活差距非常大。作为一个文人，能够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把对国家或者对全人类的那份真爱倾情奉献出来，这或许就是文学市场的最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