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前340—前278）是我国最早的浪漫主义诗人，原姓芈（mǐ）,名平，字原，是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留下姓名的伟大的爱国诗人。公元前340年诞生于秭归三闾乡乐平里（今湖北宜昌市秭归县）。屈原自幼勤奋好学，胸怀大志.。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常与怀王商议国事，参与法律的制定，主张章明法度，举贤任能，改革政治，联齐抗秦。提倡“美政”。在屈原努力下，楚国国力有所增强。但是，由于自身性格耿直，在修订法规的时候不愿听从上官大夫的话与之同流合污。再加上楚怀王的令尹子兰、上官大夫靳尚和他的宠妃郑袖等人，受了秦国使者张仪的贿赂，不但阻止怀王接受屈原的意见，并且使怀王疏远了屈原。公元前305年，屈原反对楚怀王与秦国订立黄棘之盟，但是楚国还是彻底投入了秦国的怀抱。使得屈原亦被楚怀王逐出郢都，开始了流放生涯。结果楚怀王在其幼子子兰等人的极力怂恿下被秦国诱去，囚死于秦国。楚襄王即位后，屈原继续受到迫害，并被放逐到江南。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带兵南下，攻破了楚国国都，屈原的政治理想破灭，对前途感到绝望，虽有心报国，却无力回天，只得以死明志，就在同年五月怀恨投汨罗江自杀。每年的农历五月五日的端午节，就是人们纪念屈原日子。

    我想，人们之所以纪念屈原，除了他在中国文学上的伟大成就之外，还因为他“世人皆浊我独清,世人皆醉我独醒”（出自《楚辞·渔父》）的高尚情操。自古以来，受华夏传统思想禁锢的人们，往往把洁身自好作为高尚的情操和做人的行为准则的。从逃隐于首阳山，采集野菜而食之，饿死于首阳山的伯夷、叔齐，到饿死不食嗟来之食的古代穷人；从不为五斗米折腰，隐居田园的陶渊明，到“出淤泥而不染，酌清莲而不妖”的周敦颐；从李叔同到朱自清，无不表现出人们对这种品格及代表人物的推崇。这样看来，这种传统文化的道德观还是有一定的根基和深远的影响力的。

    在这里，我并非对这种儒家思想很浓的传统道德品头论足，更不敢对人们心中至善至美的圣贤们妄加菲薄。我只是想，就实际生存的角度而言，那种超凡脱俗的高洁远非滚滚红尘中的芸芸众生的我们所能企及的；更确切一点说，作为凡夫俗子的我们，大可不必选择如此清高的生活态度。古往今来，无论哪朝哪代，无论何种政治制度，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理想与现实，追求与生存，共性与个性，统治利益与自我价值，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冲突，这种矛盾冲突在社会动荡或昏聩统治时期尤甚。人不可能脱离社会生活而独立存在。一个人，即使他（她）能力再高，本领再强，也必定被圈定于某种特定的政策法规，行为法则，道德规范之内。因此，更多的时候，我们的行为也往往被这些东西所绑架，事与愿违便如家常便饭。在这种情况下，随波逐流，随遇而安，忍辱负重甚而违心的以鹿为马恰恰成为我们最好的也是必须的生存选择。因为，毕竟生存是第一位的，而敢于并有能力逆流而上的精英人士毕竟是凤毛麟角的。自命不凡，怨天尤人故不可取，把灵魂放逐于真空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寻求精神的解脱就更得不偿失了。设想一下，假如大清入关后的汉人都因留辫子而自裁，或日本长期统治下的东北民众集体自裁的话，那么，中国的历史还能维系下去吗？我想答案是否定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就心甘情愿地屈服于某种势力，常言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在我们社会趋势面前，我们首先选择的就应该是生存。只要生命存在，就有改变现状，实现自我的希望和可能。碌碌之人尚且如此，精英人士忍中求生，更是起死回生，励精图治，改写历史的重要因素。韩信甘受胯下之辱，才为刘邦打下大汉江山；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才有三千越甲可吞吴的壮举。没有毛泽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忍辱负重，怎能有新中国的诞生；没有邓小平的大起大落，怎会有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

    屈原便是一定意义上的不大不小的精英人士，他曾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楚国的历史。试想，当奸佞当道，君主昏聩造成国破家亡的时候，他如果不去选择投汨罗江，便或许像勾践一样起死回生，或许像文天祥那样留取丹心照汗青，或许像刘禅一样屈辱而死？都不得而知，因为历史没有假如。总而言之，他选择了死亡，选择了放弃，选择了解脱，也自然而然地选择了一切的可能。从这一点讲，屈原之“屈”便是对生命，对命运的彻底屈服。

    留给我们的，应该是对他高尚灵魂的敬仰，而不应该是他的生存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