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微尘陌上

因限于本人的浅陋，虽尝试浅谈魏晋风度，但多有疏漏，挂一漏万，实不足与人道--导言.微尘陌上
    （一）

近日重读鲁迅先生于1927年九月间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讲稿（后编入先生的《而已集》），有些感触。

一直崇尚先生的文章风骨与才情，确是上个世纪中国文化上的一棵大梁，正如刘半农先生所说的，先生为文是“托尼学说，魏晋文章”。我想，我们这个时代也需要先生的风骨和才情的了，或许吧。

先生基于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选取了中国的一小段历史中社会变迁中的人和文来讲一个社会的风度，娓娓道来，见地深厚，于今的我们这一代文人或许也有一些正面的启示吧。

汉末魏初，黄巾和董卓大乱之后，社会是需要大治的，这时曹操出来了。真实的曹操，起码不是《演义》里的那个花面奸臣，而大多半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大英雄，正如陈寿在《三国志》对曹操的评价“太祖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我想这是中肯的，而先生对曹操的看法，我也极是认同的。

那段乱世，曹操是主张“尚刑名”的，也就是以法治天下的。他曾经说过，“倘无我，不知有几人称王，几人称帝！”这句话在当时是确实的。同时，他这人因为出身与个性的缘故，比较随性一些，不喜欢汉末的那些假扮的清流雅士，所以，他又讲“尚通脱”。正是因了曹操的统治力及其文学上的高深造诣，遂影响到文章方面，成了清峻的风格，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比如“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的《蒿里行》；同时，就是通脱，要灵动，随心，不要有拘束，要说出心里的话，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比如“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的《短歌行》等，都是极好的代表。而随之的文人是得益不少的，在当时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的。文人的思想一旦通脱，固执和偏见就会没有市场，异端和外来思想就能充分容纳的了，而汉武刘彻的“独尊儒术”的流毒也就在此给杀了杀。

他有两个儿子也很厉害，曹丕和曹植。曹丕的文章是很不错的，讲究华丽大气，他的《典论.论文》很多涉及到“文以气为主”的概念，而刘勰在《文心雕龙》里对其有“文以气为主，骨髓峻，风力遒”的评价，极是称道。曹丕是不喜以文训勉的，他的文学思想可说是“文学的自觉”的精神的，开了一个时代的先河，所以，他的诗赋骨气清峻，于华丽之外，也见大气。而其弟曹植在文学修养上是秉承了其父兄的一些文学上的理念的，一首《七步诗》语气清峻，直白通透，于质朴之间见真情；他因为政治上的不得意，一篇《洛神赋》，借文咏志，于华丽大气之外，更见灵秀与飘逸，成为千古绝唱。

汉末之际的诸葛亮，其《出师表》实为一道念给阿斗皇帝听的谏疏，其中文句直白易懂，洋洋洒洒，就似写给子侄的劝勉的书信，情意殷切。

那个世道比较乱，也不像现在有电脑、微信什么的，也没什么娱乐，所以有些文字弄出来后，是需要传唱的，就当是娱乐吧，这就需要诗赋文章浅白易懂，便于下里巴人或粗通文字的下层人记诵。

总起来说，汉末魏初的文章精神，可以中肯的综评为清峻，通脱，华丽，大气，浅白，以气为主，风骨显明。

（二）
       曹氏父子以下，就是以孔融为首的建安七子了。

孔融是以让梨而出名的，至于他们的诗文，或许是战乱的缘故，极少流传的。成语“三人成虎”就来自他的《临终诗》“三人成市虎”的句子，意思也是颇为浅白的，即便距离我们一千六百年了，一看起来也是可以懂那意思的。

建安七子中成就最高的当是王璨的了，与曹植并称"曹王"。梁朝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中赞誉王粲为"七子之冠冕"。王粲赋今存20多篇，篇帙短小，大多为骚体。最为人传诵的是作于客居荆州时期的《登楼赋》。它摒弃了汉赋铺张扬厉的传统写法，以简洁明快的语句，忧愍世道，怀念故乡，热烈冀望太平盛世的到来；对自己的坎坷遭遇，也发出了强烈的感慨。赋中写景与抒情紧密结合，是其一大艺术特色。在抒情小赋的发展过程中，这篇作品是有重要地位的。“忧患出诗人”，王粲在忧患的乱世中饱经颠沛，且亲眼目睹民不聊生，国破家亡。在深深的悲痛中写下了代表作《七哀诗》，“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读来，让人悲怆苍凉，“回首望长安”，正是当时国家的劫难，也是当时民生最大的灾难。这是汉末社会的实录，也是慷慨悲壮，志深笔长的建安风骨的最佳表现。

在建安七子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是应该出场的，那就是蔡文姬。

蔡琰，字文姬，蔡邕之女，史称“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初嫁河东卫仲道，夫亡无子。董卓之乱中被掳入胡，嫁与南匈奴左贤王，生二子。十二年后被曹操赎回，重嫁董祀。

今存诗三首，以五言《悲愤诗》最可信，成就也最高。全诗用流畅的笔调叙述自己一生的悲惨经历，先回忆关中大乱与自己被掳入胡的经过，次写胡地生活和亲身骨肉分离时的惨景，最后写回乡后的见闻。叙事抒情交相融合，写景触目惊心，写情深切细致，如“别儿”一场：--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肃肃入我耳。感时念父母，哀叹无穷已。有客从外来，闻之常欢喜。迎问其消息，辄复非乡里。邂逅徼时愿，骨肉来迎己。己得自解免，当复弃儿子。天属缀人心，念别无会期。存亡永乖隔，不忍与之辞。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号位手抚摩，当发复回疑。

以女性的笔触去细腻再现悲伤的情境，展现了乱世中不幸的命运和苦难。全篇以“汉季失权柄”起，徐徐展开十余年的苦难经历，细致深刻。“别儿”一场中心理描写的入微真切，有着直抵人心的冲击力。

通读他们留存不多的诗赋，不外是悲凉与慷慨了，这跟他们所处的时代有关系。毕竟生逢乱世，谁家没有个三灾两难的呢，是故，造成了建安文章多以天下为念，于个人的生死倒是轻视的了。

我想，那时代的文人，多是以哀民生之多艰的，由此，而表现在诗文里，便自然是悲壮，苍凉，慷慨，激昂，以救民于水火作为己任的了。

故此，汉魏诗赋文章慢慢壮大起来，是时代使然。

（三）

曹操是要禁酒的，说酒可以亡国，非禁不可。

其实曹操也是喝酒的。他的“何以解忧？惟有杜康”的诗句，何尝不是真性情！

但酒这东西，的确是好东西。

到明帝时，虽三国鼎立的格局没怎么变，但北方已是初定，靠近北边边境的那几个爱捣蛋的少数民族，也给曹操父子整得没有脾气了，这时，酒就该派上用场了。那时出来一种药，叫“五石散”的，是一个名士叫何晏的弄出来的，对后世的影响极坏，还真应了一句话--“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这五石散吃了后，人很精神，就像现在的白粉仔似的，吃了后红光满面的，全身发烫，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饮热酒。还有，吃药之后，因皮肤易于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屐，就是木质的人字拖，日本人拿去后，就说是他们的了，现在日本人标配的和服打扮其实就是那时的吴服再加上魏晋人士的木质人字拖。

所以现在我们看王羲之们的画象和那时的叙事性的文章，见他衣服宽大，不鞋而屐，轻裘缓带的，以为是高逸的表现，很飘逸的了，委实是吃了药的缘故的。

那时，战事相对较少，魏时社会稍微有了点清明的景象，文人的心境相对要安逸些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用在这里倒是比较恰当的。文章上随之也起了个重大的变化。

何晏的名声很大，位置也很高，他喜欢研究《老子》和《易经》。他喜欢空谈，就是喜欢谈名理；他也喜欢吃药，也就是吃五石散。吃了之后，全身发烧，发烧之后又发冷，这时就需要一样必备的东西来打救，就是酒。

吃散发源于何晏，和他同道的，有王弼和夏侯玄两个人，与晏同为服药的祖师。有他三人提倡，有多人跟着走。他们三个人多是会做文章，除了夏侯玄的作品流传不多外，王何二人的文章现在尚能看到几篇。他们都是生于正始的，所以又称为“正始名士”。 追随他们这种习惯的末流，是只会吃药，或假装吃药，而不会做文章而流为清谈，也就是现在所谓高调做人，低调做事，拿着俸禄不做事那种。“正始名士”的声名，于我来说，是不足取的。

魏末晋初，朝堂纷乱之际，政治上是很高压的。司马懿父子用政变手段诛杀曹氏一族，终是代魏立晋。同时他们大量杀戮异己，如何晏、夏侯玄、嵇康等均被诛杀，“天下名士，少有全者”。魏晋之交的文士，生活在如此黑暗混乱的时代里，转向玄学寻求精神的慰藉，于是在生活上，他们用放达任性的行为来对抗礼法的拘束，在文学上，他们将哲理的思考带入了诗歌的领域。这一时期的文学称正始文学。

“正始名士”之外，还有一个由社会中下阶层组成的小团体，叫做“竹林名士”，又称“竹林七贤”，即指山涛、向秀、阮籍、阮咸、嵇康、刘伶和王戎。七人中，人格魅力最突出，文学成就最大的，当是嵇康和阮籍。正始名士服药，竹林名士饮酒。不过里面，嵇康也兼服药，而阮籍则是专喝酒的代表。他们多是对旧礼教不以为意的。

现在有个典故叫青眼有加，就是说的阮籍年轻时的事情。

阮籍，字嗣宗，史载他“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喜怒不形于色”。在魏晋政权腐败，政治险恶的时代里，阮籍对现实失望、不满，却只能在酒里买醉，委曲求全，及至晚年“口不臧否人物”，为了避开司马昭结儿女亲家的要求，他饮酒醉达两月之久。他是个突破礼法约束的人物， “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働哭而返。”对人说：“礼岂为我辈设！”因此被当时的礼法之士斥为“败俗之人”。他的诗《咏怀诗》共八十二首，代表当时五言诗发展的最高成就。有真实的苦闷，表达时又有所顾忌，于是这些诗篇就有着如钟嵘所称的“厥旨渊放，归趣难求”的特点。其中反复抒写的，是他内心的焦虑与痛苦，如：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也有写得慷慨悲壮来抒发自己意志的，如：效命争战场。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垂声谢后世。气节故有常。

由于在现实中的毫无出路，他转而追求隐逸，逃避世事，如：猗欤上世士，恬淡志安贫。……巢由抗高节，从此适河滨。

也有写史事来讽喻曹魏集团荒淫腐败的，如：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军败华阳下。身竟为土灰。

在这些咏怀诗中，有诗人对于现实世界的体悟，对于生命存在的思考，对个体生命的把握。艺术上具有“遥深”、“深于寄托”的风格。在惨烈的人生中，他将内心的悲苦，幻灭的梦想，绝望的悲哀一发为“反复零乱，兴寄无端”的诗歌，被后人认为是“神至之笔”。

嵇康，字叔夜，他也崇尚老庄，性格高傲，不拘礼法。他的诗歌，以四言之作成就最高。嵇康诗歌中多运用别开生面的意象，“目送归鸿，手挥五弦”是妙在象外的佳句，诗中又多清峻高迈之语。阮、嵇均长于作诗，但正如刘勰所言，“嵇志清峻，阮旨遥深”，这是他们诗风最大的不同。

总体上说嵇康诗歌成就不如阮籍，文章却有过之。他的《养生论》《答向子期难养生论》、《释私论》、《管蔡论》、《难张辽叔自然好学论》、《声无哀乐论》等一系列说理文中，都能打破传统的观念而自树义理，高标玄致，表现着“长于辩难，文如剥茧”。

魏晋文章中，书信的写作是技压诸体的。嵇康的书信体散文《与山巨源绝交书》，便是此中的翘楚之作。信中以“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拒绝山涛，文字亦庄亦谐；“非汤武而薄周孔”。 整篇书信，展现的是一个嶙峋的个性，强度的思想力，善恶分明，人格清峻而词采庄丽，行为疏放而又与世不谐。司马懿因这篇文章，就将嵇康杀了。

竹林名士因对朝堂腐败无能，社会混乱，空有报国心，却无能为力之下，只能在酒里竹林去归隐。魏晋文人这样的情形，宽袍大袖，大家饮酒，想来，也是一个时代无可奈何的产物。

及至后来的陶渊明，虽表面上看起来是真的出世了，但其一样有过“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浩气，即使终究还是归去了田园，即使穷得非常，家常无米，却毫不为意，君子固穷，还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些真正的清谈名士，本质上是更为务实的。由此，魏晋风度的极致，是陶渊明理想中的世界--桃花源。文人是社会上最孱弱，而信仰最为虔诚的一群，即使时势逼迫他们以酒买醉放浪形骸，但他们骨子里是匹夫不敢忘忧国的，陶渊明最终的“归去来兮”，最后还是充满了乌托邦式的热情，把一份人文的情结留给了桃花源。这种高洁的恬淡情怀，我想，当下的我们是学不来的。

魏晋风度总得说起来，其实是一种理想的时代人格，通透，华丽，大气，悲壮，浪漫，诗与赋巩固其志气，药与酒冶炼其性情，而时势使然之下，清谈、药与酒，渐渐在魏晋社会流行起来了。但是，流淌在文人性格里的不屈，正是中国几千年来纯品格的继续，百世以来，高谈有之，而不屈的骨子就从没有断过。谁敢说崖山之后无中国。

魏晋的风度，永远成了一个民族在一个历史低落期，不屈的高洁风度。

Q：895144520，顺德容里,2015-12-21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