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蜗居》的提示

    《蜗居》被禁播了。理由是广播电视总局的XXX司长点名批评了这部长达三十五集的国产电视剧。而罪状则是性爱、荤段子，官场腐败和炒作，结论是：社会影响低俗，负面。所以该封杀！

    真是这样吗？出于好奇，本人赶快到音像店买了还没完全下架的《蜗居》光碟，看了以后，却觉得完全不是这样一回事，倒是发觉这位X大司长好像有点小题大作，完全一个无事找事，完全一个炒作自己的样子，要不就是心怀鬼胎，心虚了。

    说实话我倒觉得《蜗居》反映了当前真正的社会形态，反映了权力的滥用和老百姓的无奈。而《蜗居》最大的真实，则是映射了公权私有化的真实现状，这才是这部电视剧想要告诉人们的。

    公权私有化，这不是现在才有的，早在八十年代的末期，九十年代就有的，但如此盛行，如此的肆无忌惮、明目张胆，则只是这几年的事。八十年代末期，邓小平提出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这在经历了十年动乱洗劫后的中国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但在具体的执行中却出了偏差，先富起来的绝大部分是单位的领导或者领导们的三亲六戚，而造成的最大恶果则是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大量的工人和其他职业的人员下岗。而造就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则是部分单位和企业负责人和他们的上级或几级的负责人滥用手上拥有的公权的结果。到了九十年代中央看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总书记首先提出了“三个代表”的理论： 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把它定位为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和力量之源。江总书记的这种提法实际上是要从共产党的理论上确定党的今后的方针、路线、方向和执政理念。然而在现实中那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已经尝到了权力私有的甜头，他们岂肯放弃已经拥有的权力和财富，私欲的膨胀，财富的躁动，导致了人伦的丧失，结果部分人走向了反面，成为历史的罪人。

    二十一世纪的这几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国力的不断雄厚，我们国家在国际上，在所有重大国际问题上，都有了比较重要的位置和很重要的发言权，这是国力强大的表现，是国家繁荣的证实。但是在这后面国内的矛盾不断的加剧，住房难、看病难、读书难、被人们称做是新的“三座大山”。而这三座大山的形成则是公权私有化的典型实例。而《蜗居》中宋思明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为其情妇郭海藻办事和截取国家财富的片段只不过就是当前这社会中大量的公权私用的一个缩写。而成都野蛮折迁案居民唐福珍自焚，上海闵行区野蛮折迁案居民用自制燃烧瓶对抗，贵阳市普陀路野蛮折迁中多人个人权利被无视被侵犯而造成交通被堵等等案例则完全是无视法律，公权私用的典型案例。

    公权私有化，现在是一种很普片的现象，也在人民群众中造成极坏的影响。它象一剂高性能的腐蚀剂严重的腐蚀着所有公权在握的人们和权利人物；它象一颗定时炸弹，推动和激化着公众和社会的矛盾；它更象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严重的阻碍着中国通向高度科学、现代文明、人民民主的现代化进程。中国是有五千年历史的国家，但这五千年的历史所传承给当代社会的不仅仅是优秀的文化遗产，美丽富饶的国土，尊老敬幼和吃苦耐劳，善良朴实的美德，同时也把大量的污浊和糟粕的封建思想传递下来，而统治者至高无上，唯我独尊，唯我独对的顽疾则被发扬光大，传承得点滴不漏。就现在的情况看，在上到国家的高层部委，下到基层的城市中的居民委员会和农村的乡民委员会中的手中攥着权力的一小批人的眼里，权利就是他们自己私有的，为公也好，为私也好，一切行动的指南都以他们自己的思想和利益为准则，而公权则是他们行动时手中所必须和必要的工具和挡箭牌。什么至高无上宪法，法律，党的章程完全可以置之不理视无无物。最近，几起人们视为笑话和无能无知的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当然XXX批评《蜗居》的言辞也在其中。一个国家高级部门的领导（电视剧管理司司长）眼中低俗，影响负面的电视剧《蜗居》，在老百姓心中则是如此的贴近生活贴近真实。这样极大的反差只能说明现在的有些当权者以老百姓的格格不入。而作为国家的主管某一方的高层的领导，本来就是这一方的父母，其一言一行关系到这一方的生死，所以言语的谨慎是至关重要和不能草率的。改革开方以后，国家制定了新闻发言人制度，一方面强调和加强政府的政务公开，信息公开和透明，是社会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另一反面也约束和制止政府官员不经授权，不加思考乱说话的权利。但是就近期冒出来的一些官员乱说话（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司长XXX关于居民用电七十八度的发言；还有国标委关于电摩新国标的规定及XXX对《蜗居》的批评），不负责的现象说明一方面是新闻发言人制度的不完善，另一方面则说明了个别的官员对公权使用的随意性和不科学性。当然在土地拍卖中少数官员的腐败，在野蛮折迁中视生命如草芥，在义务教育阶段中搞校中校、乱收费，在医药卫生中以局部利益截取普通民众的救命钱。凡此种种，这当中不管是政府官员还是企业领导，都是把人民赋予的权利变成自己手中工具和大棒。国家是人民的，财产是人民的，权利是人民赋予的，不从根子上改变权利拥有者至高无上，唯我独尊，唯我独对的观念，不从党章和宪法上规范权力拥有者的行为准则，再完全的法律再好的法规或条律在执行时都会因为执政者至高无上的思想和为所欲为而使得这些法律法规变得面目全非，流于形式或摆设。可我们恰恰忽略这个根本。

    就公权私有化的问题来说，这也有一个发展过程，最早的应该是公车私用吧，这在单位在部门在学校，这好像就是理所应当，我是头我有用车的权利这就好象是顺理成章的事，而公车公用还是私用没人问也没人敢问，这当中也是权利在作怪，当然员工怕穿小脚鞋，怕被冷落被报复这是可想而知的，结果是自然给头们大开方便之门，而反过来反映了普通人对权力的畏惧和权利者对公权滥用的普遍和不可一世。而如今发展到为了个人的利益，为了小集团的利益为了局部地区的利益。把公权作为自己手上的工具，想怎么用就怎么用，而公权在他们的心里就好象是自己的板钳斧头这类的工具，怎么顺手就怎么用，这已经不是个案个例，而是一些国家部委，一些地方政府，基层组织中手握大权的个别人手上的大棒，想抡到谁的头上就抡到谁的头上，结果大的是官商勾结推高房价，药价，教育投入；贪污腐败，收贿受贿，草芥人命；小的是人民丧失话语权，行业内部的潜规则，小脚鞋，扣发工资奖金，失业，有冤无处申等等，等等。中国进入了转型期，这不单单是经济需要转型，制度的转型也是在所难免，而且从重要性和标与本的关系来说，制度的转型才是最根本的。就在12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会议审议并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中，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被写入准则，完全体现了党中央的重大决心和长远目标。治标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治本才是从根子上解决问题的办法。中国五千的历史和六十年的近代文明史中始终有一个现象是相通的，那就是趋上性，五千年的历朝历代中官员看皇帝的脸色行事已经是做官的准则，说好听点是听话，说难听点就叫趋炎附势，而皇帝正是需要这样的官员帮助他来实现统治，这是封建的帝王将相时代的必然产物，到不以为怪。然而跨过五千年的历史，中国进入近代，进入现代化文明的现在，这种看上面（某个人）办事的风气却大大的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这种风气在某些人眼中是听话好用，不惹事。而造就的则是老百姓眼中的懒汉和站着茅坑不拉屎，枉吃百姓血汗钱的一帮废物。现实中公务员上班一杯茶一份报纸混到下班的大有人在，而最近盛行的上班网上偷菜这又是一份报纸一杯茶的延伸和发展。如此怪象的产生不外乎领导的独断专行和唯我独是。公务员其实也有公务员的苦，主动了领导说你多事，给他找麻烦。真想为民办点事又被说成胳膊往外拐，说你立场占错了，于是最好不做，不说。话说多了有漏，事做多了有错，这不但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就是在企业在学校，这已经是公认的公理。结果的是该做的事没人做，该办的事能拖就拖，能推就推，常态的管理变成上面说一说就动一动，上面不说不问，下边就当没事可干，自然混时间就有了一杯茶一张报纸。按说，公务员也好，事业单位的职员也好，这都是人民用自己的钱聘请来为人民办事的，他们的行动准则应该以宪法，法律和公务员条例为准则，是党员的还应该以党章为准则，但现实中公务员也好，事业单位的职员也好他们的行事标准都是与本单位本部门的领导的习性为准的。这谋求的是安稳，是求生。牺牲的是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一层看一层，层层如此，从下到上糊弄百姓糊弄中央，结果是正事没人干，真话没人说，倒给贪污腐败，奢靡和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人开了绿灯。建国六十年了，这种顽疾，这种看上行事，上面说一说下面动一动的腐烂思潮耽误了多少大事，危害了多少百姓，特别是这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利益高速发展的现在，个别的当权者就利用了这种固有的顽疾，随意的把人民赋予的权利变为己有，把下属的不愿说话，不敢说话变成自己领导有方和肆无忌惮。

    固然在封建专制的朝代中，也不乏出了一些好皇帝，也的确使中国曾今强大和人民安居乐业，然而这种靠一个人的好来改变国家和人民的命运的依托太过偶然和没有延续性。如今的时代有一个好市长，一个好村长可以给一方的百姓带来平安和福祉，这是必然，然而它的长久性却使百姓没有信心，谁又知道下一任的父母官是怎样的呢？因此想要国家长盛不衰，想要人民安居乐业，杜绝公权私有化，以党章，宪法和法律规范公权拥有者的行为准则则是最更本和最行之有效的。          

                                                        笔者写于2009年12月18日

                                                           修改于2016年1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