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几位同事在一起吃饭，饭桌上，大家谈兴正浓，一位同事不无关切地对另一位说：“现在政策放开了，赶紧要一个吧!” 　　“四十岁的人了，能要吗?”言语里有些遗憾，又有些抱怨。 　　“你没看新闻吗，七旬老太都怀孕生子呢……”一语既出，大伙都哈哈地笑起来。随后，大伙就计划生育政策的瞬息变化议论纷纷。 　　

    记得二十年前，不管是城市的公益广告牌，还是乡村的沿街墙壁上，都用特大号的字体醒目地书写着：“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好!”、“少生优生，幸福一生!”、“少生快富,小康之路”、“计划生育好，政府来养老!”……尽管计划生育的宣传标语铺天盖地，随处可见，但计划外生育的现象却时有发生，屡禁不止。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计划生育的政策不可谓不严，任凭你强制节扎，还是巨额罚款都拦不住人们要生个男孩的迫切愿望。所谓罚款，就是指违反政策后政府强制征收的“社会抚养金”。毕竟，几千年历史流传下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思想观念早已根深蒂固，不是政策所能压服的。特别是长期以来人们心目中“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意识在短时期内还难以泯灭，似乎“只要有人，一切都可以不在乎。”为此，有些“吃国家饭”的公职人员因为违反政策而一一受到处罚，降级的降级、开除的开除，而农民只能靠罚款或装粮食来惩戒了。 　　

    直到现在，我们这一代人，或许永远都不会忘记，在1990年春晚上黄宏和宋丹丹合演的喜剧小品《超生游击队》。这部小品内容幽默生动，耐人寻味，给人们传递着“生男生女都一样”的观念。然而，要男孩，更要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的愿望对中国人来说始终是那样的强烈，那样的义无反顾，至今，人们流传着“一男一女，幸福永久”的说法，倘若有人生了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大家也会艳羡不已。 　　

    为了生男孩，公职人员甚至连“铁饭碗”也可以丢，农民冒着被罚巨款、被装粮食、背井离乡的风险，也要为此一搏。甚至，有的人为了再生个男孩而被强制引流和结扎，造成了终生的残疾和痛苦。不说别的，就说说我所见到的身边的事例吧。我的堂哥第一个生育的是女孩，他想再要个男孩，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必须在生育第一个孩子(女孩)后满三年才可以申请第二胎，不料，他的妻子早半年怀孕，结果被人举报，乡上处罚了二万元。上世纪九十年代，人们的生活根本不富裕，但为了要个男孩延续香火，即使砸锅卖铁也要把罚款交上。不仅如此，还有更令人寒心的事情。邻村有个妇女有了身孕已经四个月，原本村上经过罚款处理也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可那个家庭的确太穷缴不起罚款，派村干部和村上一帮人就强行拖着那个妇女做了引流和结扎手术。当那个妇女得知被打掉的是自己朝思暮想的男孩时，她当即就发疯了，见人就打，见人就骂，后来，完完全全变成了一个疯子。二十多年了，她还是那样，整天衣服褴褛，脏不兮兮，时笑时哭，喜怒无常，过着非人的生活。谁之过?谁又来承担造成的后果! 　　

    谁能想到，二十年后的今天，政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起初的“只生一个”到现在的“全面二孩”，似乎瞬息万变，令人那以置信。在有些人争议要不要二胎的时候，有谁曾想到，70后那一代是什么滋味，四十多岁的人还能不能再生育? 　　

    1968年联合国国际人权会议通过的《德黑兰宣言》提出:“父母享有自由负责决定子女人数及其出生时距之基本人权” 。中国推行的计划生育，对公民来说不是强制性义务，是倡导性义务，建立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之上，与生育权并不矛盾。然而，某些人急功近利，假公济私，在执法时却有意歪曲政策，随意践踏人权，给社会和他人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导致了无法弥补的损失。(2016.1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