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阳在城市的楼群中渐渐沉落，一抹血红的余晖染在病房的窗子上。那间病房在住院楼的十三层，大概有十余平方米，摆着两张床位，姥姥的病床在内侧，站在窗前可以远眺到高低起伏的楼群与纵横交错的街道。

那是姥姥住院的第二天，我请假到医院探望她。舅舅日夜照顾姥姥目不交睫，眼睛上布满鲜红的血丝，满脸疲惫的神色。我来了之后，他叮嘱我替他照看一下姥姥，药水滴完后要及时按响呼叫按钮，便会有护士来换水。他说完坐在椅子上身体斜靠墙壁，歪着头、合上眼睛很快呼呼睡了。

我静坐在病床旁凝视着铁架上的吊瓶，滴答滴答的输液声好像融合着时间流逝的声音在房间回响。我看到吊瓶里面的药水逐渐减少，将要露出瓶底的时候慌忙按了一下病床前的按钮。护士换水之后，我的目光犹如一只鸟儿栖落在姥姥身上。姥姥静静地躺在床上，似睡非睡。她头发稀疏而银白，在脑后梳成一个短短的发髻。她的脸庞瘦削枯槁，一道道皱纹仿佛是一条条枯竭干裂的河流横在额头。

姥姥住院的第三天要去做一项检查。医生说那项检查的仪器是从欧美国家进口的，全省唯此一台，因此检查费用昂贵。我去厕所的时候听到舅舅在盥洗室打电话，能够清晰地听到他向一位亲戚借钱。那时候我大学刚刚毕业两个月，在一家单位实习，手头的钱刚刚维持生计。我很想帮助舅舅，却无能为力，内心便被愧疚缠绕。那天下午舅舅从外面跑了回来，他满头大汗，脸上绽放笑容。我猜想他准是借到钱了。他慌慌忙忙地说要带姥姥去另一栋楼做检查，于是我们把姥姥搀扶到轮椅上，推着她进了电梯。检查室门前排着队，我们前面大概有五六个病人，我们耐心地等候。

我听到一个病人的家属坐在走廊的长椅上议论说：“这项检查短短几分钟就花七八千元，太贵了。”我听后一阵惊讶，心想那项检查费用是我半年的收入，对身为农民的舅舅来说更是一笔巨款，他需要卖多少斤麦子与玉米啊！

姥姥静静地坐在轮椅上，神情木然。她年纪大了，眼花耳聋，根本听不见人们说些什么。轮到姥姥时，我们帮她穿上塑料鞋套，然后把她推进检查室。我和舅舅站在门口。舅舅叮嘱我说千万别给姥姥说起那项检查的费用，他怕她知道后拒绝治疗，破罐破摔。我微微点了点头，内心五味杂陈。

舅舅望着我说：“你姥姥已经八十多岁，我也六十多岁了，可我总觉得在她面前我还是个毛孩子。当我从田里干完农活儿回家的时候，她坐在门口的凳子上也好，躺在床上也好。我喊一声：‘妈，我回来了！’只要能听到她的回答我心里踏实。我希望她健健康康，多活些日子。”他说完，眼睛红红的，眼神中淤积着忧郁与哀伤。

我说：“舅舅，姥姥的身体一直很硬朗，出了院她还会恢复健康的。姥姥一定会好的，一定会好的。”

舅舅绷着脸点点头，眼泪吧嗒吧嗒的掉落。我明明知道姥姥康复的希望渺茫，却在不停地自我安慰。大概七八分钟之后，检查室的门开了。我们马上进去搀扶姥姥，把她扶上轮椅。到下午四五点钟检查结果出来了。舅舅与我盯着确诊单既悲哀又恐惶——姥姥被确诊患了肺癌晚期！医生说姥姥年龄太老了，不宜做手术治疗，最好的办法是用药物保守治疗来延长生命。

舅舅拿着诊断单去询问另一位医生，希望有更好的治疗方法。不久，他从医生的办公室沮丧地走出来。

姥姥对诊断结果浑然不知。她心疼我们昼夜照顾她，嘟囔说：“我已经活了八十七岁，比我的父母、兄弟姐妹活得都长。这辈子我活得很知足，我活够了。我不想再呆在医院看病，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她在病床上吵嚷着回家，不断用手捶打病床，她突然间像是一个小孩子。舅舅叹了一口气，说明天带她回家。姥姥听后十分高兴。她安静了下来，颤颤巍巍坐在床上，远望着窗外的夕阳。

我想象不到在姥姥昏花的视野中夕阳到底是什么样子，也许和几十年前的一样，也许如今的夕阳比从前辉煌多彩。我静伫在窗前凝视着她，只见她的目光黯淡而浑浊，却蓄满了慈祥与恬静。她静坐在病床前望着窗外的夕阳，随口问我在窗前可以望到什么。

我扭头远眺窗外，城市的楼群像是层峦叠嶂似的向着天际连绵起伏。

我俯身在她的耳边说：“姥姥，窗外可以望到很多楼房，很多街道，很多树木，还有很多人和汽车。这座城市很大很大，住着几百万人，望不到尽头。”

她听后轻轻叹息一声，低声说：“六十多年前我年轻的时候在这座城市生活，当时你姥爷在这里工作。我们住在碧沙岗公园附近。那时候这座城市很小，只有几条很短的街道。房屋也很少，人也不多。街上还有很多拉黄包车的，很少看到汽车……我经常带着你舅舅到碧沙岗公园溜达。那时候你舅舅刚学会走路，还是个小毛孩儿。后来黄河发起洪水，我和你姥爷带着你舅舅回了老家，那一回几十年再没来过这里……唉，明天咱们就要回家了，恐怕以后我再没有机会来这座城市了。”

姥姥的一番话深深震撼了我，让我陷入沉思。一个人从二十多岁风华正茂的年纪，走了六十多年，成为一位老态龙钟的老人，即将走到人生尽头；一座城从只有几条短街的雏形，经过六十多个春秋的演变，成为一个街道纵横、人烟浩繁的大都市。这其中有多少眼泪，有多少微笑，又有多少故事！

次日下午我和舅舅一起下楼办完出院手续，刚到病房就看到姥姥已经脱掉病服。她将病服抛在床头，正弯着腰下床穿鞋子。舅舅慌忙去帮她穿上鞋子。他又简单收拾一下东西，让我提着一个装着杂物的袋子。他背着姥姥下了楼。我们离开了医院，此时太阳已经偏西，向着楼群下坠。

姥姥离开医院到家后一直卧病在床。舅舅每天在床边端茶倒水，递汤送药。夏天他凑钱到县城买回一台空调安装到姥姥的房间，冬天每晚给姥姥的床上放上一个热水袋暖脚。三年之后，姥姥去世了。

我经常想起姥姥在病房望夕阳的情景，想起她说六十多年前时常带着舅舅去碧沙岗公园的旧事。在姥姥去世后的一个周末，我独自到碧沙岗公园散步。那时正是初春时节，玉兰花开得烂漫，碧桃开得浓艳，樱花开得恣肆。我坐在一棵老树下，望着它粗壮弯曲的枝干，望着它吐芽儿的枝梢，心想六十多年前姥姥到这里游玩的时候它很可能也站在这里。在漫长的时光中，人有脚，想走就走，来去自由，因此辗转到了天南海北；树无脚有根，安守着一方天地。城市，像是公共旅馆容纳我们。与城市相比，我们的人生太短暂，我们的血肉与骨骼远没有城市的钢筋与石材坚硬。我们的人生恍惚而脆弱，在岁月的长河中，像是随波逐流的泡沫。

我凝望着远处的楼群，心想六十年后，我假如还活着，也到了耄耋之年。我的人生会怎么样呢？而这座城市又将会有怎么样的命运？我难以预测，最终让岁月给我们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