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文章，大约是最不被周围人群理解的活动，在你熟悉的人群里，最普通的活动就是打麻将与打牌，因为这是一种普遍现象，因为人人都爱好，已经成为社会活动的最佳途径。三五个人围绕着一个桌子，大家都掏出来一部分钱来作为筹码，就看桌子上谁的机会好，取到了可以组成某种被“规矩”被认可的三个一连的牌，然后依据牌面的读数，收取相应的钱财，名曰为娱乐，其实就是赌博。
为什么把赌博与写文章相提并论，其实就是写文章者也是普通人，周围人群朝夕相见，都知道谁爱好什么，张三爱好喝酒，李四爱好跳舞，王麻子的爱好的就是网上冲浪，其结果还是殊途同归，就是大家各有收获，满足了自己业余爱好。
切不可觉得自己可以写一点豆腐块刊登在报刊杂志上就觉得自己已经被“文化”了，就成为了高人一等的文化人或者自己称自己为作家。岂不知作家并不是职业称谓，那是普通人对于写文章者的贬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民大众对于写文章者的“正确”看法就是“穷酸”。为什么冠以“穷酸”。因为写文章的处境就是勉强维持现状，且言出必然以“之乎也者”，就被又说成酸不拉几的贫穷状。

历史上，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在当上皇帝以后，准备拓展外城。他来到朱雀门前，抬头看见门额上写着"朱雀之门"四个字，觉得别扭，就问身旁的大臣赵普:"为什么不写'朱雀门'三个字，偏写'朱雀之门，就问这四个字多用一个'之'字有什么用。赵普告诉他这是把这个'之'字当成助词，作为语助词用之。赵匡胤听后哈哈大笑说之乎者也这些虚字，能助得什么事情啊!可见有些时候虚的东西可以大行其道的关键，是这些东西具也有一定的诱惑力，也有可能成为一种写文章时噱头，虚的东西其实大于实际。
文章为现实而生，但也不能脱离现实而去找毛病，所有的世界不能不有着一定的缺陷，就像所有的人都存在某些缺陷一样，你不能无限制地放大缺陷，也不可以回避缺陷所带来的影响。这就要求创作者必须抓住问题的本质，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些缺陷，而不是一味地纠缠缺陷，从而把应该弘扬的正能量弃之不顾，只抓住了某些负面的信息。
写文章的目的是什么，决定了一位创作者的精神状态处于何种层次。鲁迅先生所处的时代，是所有的文化人都想着是否可以改朝换代，自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以后无所作为的北洋政府与后来的蒋介石窃取革命果实后的国民政府，他们虽然标榜着代表时期的进步与新生力量，但是北洋政府与民国政府他们并没有让民众放心。所以鲁迅先生他们的作品呼应着时代变革，是民族与国家进步的驱动器。而我们现代创作者，身处于伟大的变革时代，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作为一名文化战线的创作者，文章的主题必须、也应该以弘扬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新风气，正能量为宗旨；最大限度地歌颂社会主义的美好前景，以自己的切身感受来诠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社会发展的正面作用，而不是相反。

旧时代的文化人的揭露社会的流弊，其出发点是谋求推翻不合理的制度，或者说是谋求推翻不为民做主的政府，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新时代的文学创作者的出发点，就不能照葫芦画瓢，延续那一代人谋求推翻政府的文学倾向，不知道某些写文章者是否意识到自己的言论是否符合时代诉求，是否有反社会的倾向。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种制度都有其时代局限性，我们不能放大矛盾，不能只看到负面影响，而忽视了社会的正能量。
假设所有的文学创作者都报道负面信息，社会主义社会就会被舆论颠覆，你就可能成为历史罪人。前苏联的教训不可能不惊心动魄，不可能不让人深思。我们说好了不谈政治与时局，可是我们的文学创作者可就不那么认为，他们一门心思地找社会主义的缺点，一门心思地向往西方社会的所谓“言论自由”。其实，这些倾向就是所谓的文化人的无知，他们并不知道中华民族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是无数的革命先烈舍死忘生得来的结果，是无数的仁人志士们努力奋斗终生的结果。除开了这些，中华民族的文学天地里，你还能立足吗？
文学创作是一门心思地为自己写好文章，写符合时代的文字的广阔海洋，你们与我们都沐浴着社会主义的阳光，请你慎重思考你所处于的历史地位，努力做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促进者，而不是专门写社会阴暗面的文学反对派。
文字的属性决定了一个人的思想境界，文学的时代性要经得起时代的检验，否则，我们的文学走向就会误入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