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6年的8月份，大学又开始招生了，我请求刘书记，我还是想上大学去。刘书记沉吟了一会儿说：“我是有心为了你，可能又同时是害了你，行我们开会研究，今年继续推荐你去上大学。”晚上的党委会和往常一样，我也参加，作笔记，写会议纪要。刘书记提议的大学生推荐名额中，安排机关单位推荐名额一个，就是我。但是那个冒日杆第三副书记陈宗贵不识时务地说：“你这个张士勤，这山看见那山高，人还没有一呢，你可二呀？再说了，你连个猪都喂不好，独自拉出去买了，我这个书记都不知道，思想有问题，没有改造好，不行！这样子别人会有意见，我不同意！”会议气氛僵持了足足有20分钟，刘书记认为陈副书记这话是冲他而来，脸色非常不好看，脸上的肉跳得突突，：“推荐大学生是有条件限制的，要符合政策，不要带个人偏见含沙射影了！”孙元魁第二副书记是个滑头，为了圆场，说：“举手表决，同意的举手，不同意的不举手。”谁想刘孝廉书记犯了病：“举什么手？是我说了算，还是你们说了算？就这样决定！”谁想，银行对于我被公社推荐上大学的事情也有意见，说：“信用社人员人数管理权限公社和银行各半，公社同意推荐，我们业务部门不同意加意见！”我上大学的梦想1976年又被搁浅了。刘孝廉书记在这个时候非常后悔，因他诚心为我办好事反而耽误了我的前途。好事没有好的结果，他十分愧疚，每逢机会，总要在当时的县委书记赵连昇面前举见我，言明要赵书记把我的档案调到公社行政部门，配备为党委秘书。赵书记患气管炎，鼻音非常重地说：“这小伙子非常精干，还戴个眼镜，看起来文脉很重的，完全可以呀！”后来，在办理转调过程中，又是那个田正祥行长硬是推拖说：“弄走了信用社当下就缺一个人，过一些时候再说。”这也不算主要原因，关键是我已经进错了门，信用社干部的档案根本不在国家正式干部编制之内，无法按照正式干部调动程序进行操作。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去世，1976年7月6日朱总司令去世，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去世，伟人巨星同时陨落，天意也！毛主席去世的9月分，阴雨连绵月余时间，中国唐山又发生了9.6级大地震，真正的天塌地陷，全世界关注中国，中国的命运前途令人担忧，虽然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动荡基本结束，但是中国政治局势还处在动荡变革的关键时期。当时，邓小平还没有再度出山，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还在中央政治局或者重要领导岗位，老帅中只有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副总理李先念两个人在位，时任国务院总理、党中央副主席华国锋授命于危难之际，承前启后，万事待理，百废待兴。毛主席追悼会的那一天，下午3时整，全国下半旗致哀，全国人民即时放下手中工作，原地肃立致哀默念三分钟，所有铁路火车、航海舰队、警报装置设备的警笛长鸣三分钟。那时候刚刚有了黑白电视机，人民公社的大会议室中，我们所有机关干部肃穆沉痛地站在电视机前，随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全国人民一道参加毛主席追悼会。王洪文副主席主持追悼会，华国锋致悼词，叶剑英肃穆庄严，神情专注，目不转睛地看着华国锋一字一句念悼词。国家的前途命运何去何从，人人忧心忡忡。毛主席为华国锋主席交班的尚方宝剑是：“你办事，我放心！”此后，国家各项政策、政治路线、人数安排一切都好像有了微妙变化。

1976年7月份，父母为我从10岁包办所定婚姻也因为意外变故而告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