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借着自己的工作能力和兢兢业业的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赢得了大家的好评，1976年元月，刘书记安排为我突击解决入党问题，为了将来的前途打好政治基础。我的入党介绍人是公社党委副书记孙元魁和信用社主任李维财二人。公社第三书记陈宗贵是个小肚鸡肠的人，因为前年东风渠道大会战期间，我为生产队凑上工地劳力人数，三天之后当了逃兵的事件，他是工地总指挥，后来他确认“那个戴眼镜的家伙”就是我，认为我是个思想改造不够完全彻底的人，竟然后来当了大队文书，还被推荐上“清华”，又被安排了工作，对刘书记如此器重于我的做法耿耿于怀，常常为我穿小鞋，他是主管公社机关后勤的，指派我当公社的伙食管理员。那是个非常惹人、出力不讨好的工作，众口难调，口粮供应国家规定粮所要对每个干部职工带30%杂粮玉米面，凭饭票吃饭，他们一见炊事员在大灶上做玉米面黄黄就扭头转身下乡去了，杂粮没人吃，这样一来，长期蹲机关的“八大员”——炊事员、管理员、勤务员、綫务员、广播员、放映员、水利员、农技员，能吃60%的杂粮。他们意见老大，我以管理员的职权做了改革尝试：凡是炊事员做饭前人在单位的按人头做饭，全部做成玉米面黄黄，不定量，吃是半斤，不吃也是半斤，吃多是半斤，吃少也是半斤。有了这个优惠政策，那些老实人，年轻人便放开肚皮吃，他们说只要出半斤粮票能吃饱，划得来！那些奸猾之徒感觉吃亏，心中不是滋味，这样做了几个月，他们嫌吃亏的人说，干脆把每个人的30%杂粮给他们打出来，他们拿回家去让娃娃老婆吃，我说行，这样我们灶上就不存在做玉米面黄黄了，岂不省事？大家都觉得公平了，没有意见了，炊事员甄冲汉夸我真行，公社大灶多少年形成的老大难问题你一下子就想出办法解决了。陈宗贵副书记是个从来都不吃杂粮的人，我的改革措施把他这样的书记弄住了，他又不服气，在机关职工会上说：“响应毛主席号召，现在每个生产队都大养其猪了，我们公社为什么不能养猪呢？由灶长负责，炊事员具体饲养猪克朗，一年为国家交售生猪5头，其余改善职工灶伙食。”一个机关单位养猪谈何容易，没有野菜、没有饲料、没有猪圈，没有压猪粪的土，我们几个八大员打墙做了猪圈，我以灶上周转资金35元在集市上买回两头猪娃，进行喂养。为了解决饲料问题，公社三级干部会议上，我向各生产队的队长发出号召：“你们要支持公社养猪，每个生产队要向公社送两麻袋猪懿子！”因此，各生产队送上来的猪懿子堆放在公社的三间大会议室内，麻雀在里面唱乱弹，面汤烫猪懿子，把猪娃喂的毛毛发红，因为在冬季，猪圈的粪无法铲起，越堆越高，越冻越满，猪娃从里面跳出来满公社前后院子的麦地啃麦青，啃的白呲呲，就剩下个麦根根了。陈书记在职工大会上又点名批评我：“你这个张士勤管理员和炊事员两个人，把两个猪克朗喂成了两个岁猪娃，把黑颜色猪喂成了红颜色猪，本来猪的身体应该越来越健康，你们把猪培养成了名副其实的跳高运动员！公社的猪饿得跟58年的人一样，见啥吃啥，麦青被啃得精光，你们是不是对毛主席大养其猪的指示不满，明年你们要赔公社院子的麦子产量，少则800斤，多则1000斤！立刻给我写检查材料！”我想：除了信用社本职工作，还有公社的办公室工作，后勤工作兢兢业业不说，还要辛辛苦苦给猪端吃端喝，精心伺候，难道还要我为猪成天成夜站岗放哨不成？那“跳高运动员”根本不安分守己，稍不留神它们就跳出猪圈来了，出来容易，再想圈进去难上难，满院胡跑，跟你捉迷藏，堵不进去，一气之下，我把一个猪腿打断了，要犯错误犯到底，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整整喂养了8个月的两个猪克朗吆出去买了45元，还算没有贴本，长了10元。我斗胆向刘书记汇报了公社养猪8个月的经济效益——10元钱，还有1000斤猪粪在哪里，冻得挖不下，只能待到来年开春再解决，如果二亩麦子来年长不上了，就贴赔多了。刘书记说，算了吧，养猪也要结合实际，还不是乱弹琴，我们这是“人民公社”不是个“养猪场！”我说，陈副书记那里怕不好交代。刘书记说，那是个“二杆子”，赶鸭子上鸡架——胡折腾呢，不要理睬他！刘书记对陈副书记这个冒日杆年轻人是有些看不起。好的一点是公社院子内被猪啃了的麦子反而被历年产量更加高，单产400斤以上。我悬着的心方才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