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队劳动期间，我力争当个好社员。两个目的：第一，为自己上大学镀金，创造条件；第二，多挣工分，力争脱去我们家历年超支的帽子。队长派我做什么，我就坚决干什么，一定做好，争取落个好影响。动脑子去想如何才能多挣工分，每天8个工分是没有办法的，但是生产队收精肥三斤一个工分，我为自己规定每天必须向生产队交精肥30斤，在各路岔口搜寻拾取人畜粪便。队长派我去开边基建搞副业当小工，我背上粪背篼，在街道、马路上的沟沟窝窝拾粪，每天一背篼。因为其他原因，万一实在没有办法完成每天交售30斤精肥的时候，就去生产队饲养场的驴蹄子底下做文章，偷一背篼驴粪，回家以后和自己家的猪粪、尿泥加水、加土进行加工，再担到生产队的粪场去交售。负责收精肥的两个人，张自有老汉非常原则，真假哄不过他的眼睛，不好弄。但是负责记帐的和我同龄并且是我的幼年至交的张佑国经常为我“走后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宄好不言传，不折不扣地如数记账。1973年仅交精肥一项我就挣3800个工分，而我自己的劳动工分基本是全勤才挣2362个工分。那一年由于劳动工分上去了，我家成了盈余户，分得长款284元，人均口粮380斤。父母亲夸我勤奋，会过日子。那时候还有自留地，父亲被派往安口为生产队搞副业，我扫路土、挖老墙，舖在地里，冬季往自留地担雪，高粱穗子既长又粗。工余时间我放弃打扑克娱乐活动，刮蒿子、拾麦茬、拣高粱根根，板柳梢，解决家里烧柴问题。穷苦的日子非常能够磨练并且改造我的灵魂，使我磨练的十分勤快，非常能够吃苦耐劳。我尽量和生产队的会计、记工员搞好关系，取得他们的好感，自动帮他们记账、算账、打算盘、拉土方量、算分配。后来他们向队长建议让我专门做他们的助手。遇到搞运动、做形式的事情，我又成了理所当然的宣传委员，写标语、写批判文章，轻微的脑力劳动一样可以混得工分。

也时常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1973年富民叔当队长期间，公社水利工程“东风渠道”甄沟地段修拦河大坝，受益生产队要抽调30%的劳力上工地，为了凑人数，富民叔派我去做工，他吩咐说：“在那里只应付3天，3天以后你就偷着跑回来，眼看马上要种麦了，生产队也十分缺少劳力，你回来给咱们队上往麦地里拉粪。”我只背了三天的干粮去工地。那里生产队的领工负责人是三副队长好贤叔，任务是在王凤沟炸石头，拉石头，我的任务是：早晚只拉两趟石头，其余时间是为我们村的民工们烧开水。湿桃树股股，生火非常困难。民工们非常辛苦，吃住都在那里的烂塌窑窑里面，麦草舖。引善爷、忠贤叔常常抱怨：“日***的呢，命苦完了，做工、搞副业一直是他这些爸，高粱面黄黄不是脚汗气，就是出毛，没有任何蔬菜，只有开水涮肠子！......”中午和晚上，民工们的鼾声震天动地，臭气熏天，我根本无法入睡。宝成哥因为家里口粮断顿生活接济不上，常常向这个兄弟、那个老哥地借馍馍。我勉强应付了3天，还有两方黄黄的生活资料，给了宝成哥，就借故向工程副总指挥朱彦凯请假回家取馍馍，按照队长的意思再也没有去工地，而是为生产队拉粪。不成想，一天公社副书记、水利工程总指挥陈宗贵检查人数，发现少了我，晚上在公社广播上点名批判：“正在水利工程大会战紧张进行的节骨眼上，张沟生产队的那个戴眼镜的青年学生当了逃兵，这是个严重的政治态度问题，是个非常典型的反面教材人物，勒令他明天早晨8点以前必须来到工地做检讨接受批判！”危言纵听，我十分害怕，惶惶不可入睡。第二天早晨，我问富民叔咋办？他大手一挥：“哈哈！好娃娃呢，不要管他，不是我买派，县官不如现管，就听我张富民的！全公社的水利工程，又不是我们张沟一个生产队的，凭什么只抠我们队的劳力不放！”我提心吊胆了几个月，生怕公社领导会因此而在自己的政治面貌上记上一个黑点。多亏公社陈副书记只记住了我的相貌特征而没有记下我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