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今年已经八十三岁了，身体不是很好，有脑梗和便秘的顽疾，母亲近几年总是被这两种疾病困扰，看了好多家医院始终没有看好，看得多了，母亲便失去了耐心，也就放弃不去理会了。尽管我们有时还会逼着她去看医生，可她总把我们的话当做耳边风。总说都这么大岁数了，不想再去瞎折腾了，死也能死的人了，还去花那冤枉钱干什么？每次听她说这些话我们都很生气，因为现在的日子好过了，况且父亲已经离我们去了。我们总想母亲能多陪伴我们几年，这样我们才能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父亲临终对我们的嘱托。所以尽管母亲有时很不听话，我们还会连哄带骗的让她每年去挂水保养她的身体。
　  母亲嫁给父亲的时候只有十七岁，她十一岁就跟父亲订婚了，因为在那动荡的年月男孩子随时都可能去参军打仗，父亲比母亲大七岁，也就是父亲成年了，母亲还是个孩子，过去我总不懂为什么貌美如花的母亲会嫁给比她大七岁的父亲？长大后听父亲讲才知道，原来我爷爷和外公都是个死输滥赌的赌徒，他们不仅输光了家里的田地，还吸起当时极为害人的鸦片。尽管他们在输光家产后有时也很后悔，但他们已经陷进去不能自拔了。有一次他们又躺在一起吸鸦片的时候，无意中谈起对方的子女，尽管知道我父亲比母亲大七岁，两位亡命的赌徒还是当即拍定了我父亲和母亲的婚姻。在那还没有完全解放的封建社会，在那还都是父母包办婚姻的社会，到结婚的时候母亲才看到父亲大抵长得什么样子。我没有见证母亲年轻时是什么样子？因为母亲生我时已经是四十三岁的高龄妇女了，所以从我记事起，母亲的额头已经布满了细小的皱纹。关于母亲的过去，我只能从我哥姐和已故父亲嘴里得知。据父亲讲母亲年轻的时候很漂亮，而且是漂亮的令人炫目的那种。订婚前父亲曾偷偷的看过我母亲，当时就被母亲的漂亮给迷倒了，他说母亲有一双会说话的水汪汪的大眼睛，高挺的鼻梁，小巧的嘴，唯一不足之处就是皮肤不是很白，母亲那时还留有一条很长的大辫子，走路的时候那条又粗又长的辫子左右摇摆，这条在风中摇摆的辫子一直摇到了父亲的心里，父亲回来就决定今生娶定了母亲。
　  定完亲后，父亲就参军去了，在父亲打完渡江战役解放全中国回来已经是七年之后。回来的当年，二十四岁的父亲和十七岁的母亲就走进了婚姻的殿堂，第二年生下了比我大二十几岁的大姐。就在我母亲生下大姐的那一年，父亲被安排进了东坎镇（滨海）某单位做了食堂的炊事员，于是家里的大事小事基本都是我母亲说了算。因为过去所有普通老百姓的家里几乎都没有简单的交通工具，甚至连电话都没有，而东坎离我们家足有好几十里地，有些事待父亲徒步回来时母亲大抵都做了不同程度的解决，所以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锻炼了母亲的独立性。
　  总是听大姐说起母亲的过去，说他们大姐妹几个那时很怕母亲，母亲的脾气很火爆，很霸道，那时我们家由于家产都被爷爷输光了，所以到我父亲这一代的时候，家里已经很穷，那时父亲在单位里又拿不到一分钱，只能维持他自己的肚子不挨饿，而母亲一边要照看我不大的哥哥姐姐，还要一边在生产队劳动苦工分，回来还要看我奶奶的脸色过日子。因为那时我奶奶总嫌我母亲不会做女红和不会像我二妈（二叔的老婆，我们这地方称二妈）那样说些阿谀奉承的话哄她开心。所以我奶奶从不帮我母亲做任何事，包括照看我年幼的哥姐，甚至不帮我母亲做一顿饭。不光这样还时不时的给我母亲小鞋穿。譬如乗我母亲不在时候，她会把生产队分给我们家的地瓜偷偷的拿一点回去，而那时的地瓜可是我们一家赖以生存的唯一口粮。那时由于我们家人口多，生产队分给我们家的地瓜也就多，所以她以为拿一点母亲也看不出来。可她没想到那时尽管我大姐很小，却很精明，她看到我奶奶拿我们家东西，使命的跟奶奶争夺，不让奶奶的阴谋得逞。而这一幕正好被我母亲做工回来看到了，于是跟奶奶爆发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战争，奶奶自知理亏后来再也不敢拿我们家东西了。当然我们家的任何事她从此也不再做任何参与，而我母亲的脾气也很傲，只要奶奶不帮我们家做事，我母亲从不低声下气的去求她。后来听我父亲讲，虽然我奶奶有很多地方做的对不起我母亲，但我母亲到逢年过节的时候，要是煮什么好吃的菜，她虽然自己不去，还会叫我父亲端点给我奶。父亲说这些话的时候，总说我母亲是刀子嘴，豆腐心，有些话她说过了却很少去真正追究多少对与错。
　　大姐八岁的时候，母亲就要求她做饭，洗衣，带比她小的大哥和三哥，大姐说这些事时语气里充满了对母亲的怨恨，说母亲对她太狠了。那时我们吃的粮食不像现在用机器磨，而是用上下两个圆圆的磨盘手工磨面，磨盘上有个不大的洞眼，只要把粮食放进去转动磨盘，磨好的面粉就会从磨盘中间的缝隙里漏出来，尽管磨盘不是很高，但对于只有八岁的姐姐来说，还是够不着这磨盘的洞眼，况且转起来的磨盘有时很吓人，弄不好就会磕着手。对于这些可难不倒聪明的母亲，她在大姐的脚下放一个草凳子，这样她在后面用磨单转，大姐站在草凳上用她那不大的小手抓粮食往磨眼里放。尽管大姐累的半死，有时放的不好还要被火爆脾气母亲骂，更令大姐生气的事在后面。过去我们各家各户没有电视，没有网络，只有唱戏的，说书的，玩杂技是我们小孩的最爱，那天晚上大姐听说村里来了个说书的，高兴的不得了，因为大姐特别喜欢听书，而且说的是当时最为流行的《薛平贵》，于是大姐心不在焉的煮好了晚饭，没想到把饭给煮稀了，做了一天工的母亲回来后看到大姐煮的一锅稀饭，不由分说抓起桌上的一把筷子就朝大姐的头上打去，筷子当时就断了几根。打得大姐抱着头哭着跑出了家门，后来大姐被父亲藏在生产队的牛屋里过夜。直到半夜下雨了，母亲才想起大姐，问我父亲大姐哪去了？在父亲故意说不知道后，母亲哭了，叫父亲跟她一起去找，后悔不该那么狠对大姐，父亲听她哭完后才告诉她大姐的下落，母亲也就心疼的一夜没有睡着。后来大姐结婚多少年后问起母亲，母亲还很后悔那件事，但在当时对于白天干活已经很累的她，面对晚上大姐煮的稀粥很难下咽，因为那时没有饼稀饭很难填饱当时瘪瘪的肚皮，而且白天在生产队又受了干部的气，所以她把这些气撒在了当时还幼小的大姐的头上。
　　母亲有一个我们不能容忍的“坏习惯”。就是无论我们跟哪家小孩拌嘴或者打架，她从不护短，无论我们对或是不对，只要别人家小孩大人一告状，她打骂得肯定是我们，一边打还一边跟人家赔礼道歉，永远错的是我们。这点一直持续保持到我跟我老公结婚，我们只要不吵架一吵架总是我不好。以致哥嫂他们吵架也总是我哥哥不好，记得又一次，我三哥跟三嫂不知为什么事而吵？这件事被我母亲知道了，母亲气冲冲的拿起小板凳就打我三哥，边打边说她花钱娶回来的媳妇是留过日子的，不是娶回来被打的，吓得三嫂从此以后两口子吵架再也不敢告诉我母亲。
　　母亲还有一条就是给我们定各种规矩，家里来亲戚了，一定要主动打招呼，客人吃过饭了，小孩才能上桌吃饭，特别是不能嘴馋，看到别人家有好吃的就走不动路，不准看到别人家吃饭站在旁边相嘴等等……由于母亲很“坏”，所以我上面的哥哥姐姐从不敢逾越这些规矩，大姐说，我二叔家就比我们家有钱，因为二叔当时是我们村附近有名的断磨石匠，而那时磨又是我们每家必用的劳动工具，没有它磨面就没有饭吃，所以二叔每次只要一出去就能赚很多钱回来，而那时我二妈家的篮子里总放着好多吃不完的好东西，大姐说她跟三哥还好，但对于我大哥来说二妈家这些好吃的东西对他的诱惑力太大了，所以每次走到二妈家门口就迈不动脚步了，尽管二妈有时也会慷慨的拿些给他，但他从不敢要。按照母亲的话说，人穷志不能穷，有本事自己挣钱买去，没本事就得挨饿受冻。
　　母亲不识字，尽管父亲用速成识字法教过好多人，就是不教我母亲，因为我母亲太聪明了，父亲留有一心计，害怕母亲认识字以后会跟他离婚不要他了。母亲虽然知道父亲的小心眼，但她从不揭穿，也从不去理会。但从此要求我们姐妹几个都去念书，不管家里如何贫穷，不准我们当中一个小孩不读书。在母亲的这一强烈要求下，尽管我上面的几个哥姐还是由于各种原因辍了学，但我们姐妹八个没有一个不多多少少认识一些字。
　　母亲的性格很刚烈，我总认为如果按照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女汉子。我记得有一次不知什么原因她跟父亲吵架了，吵着，吵着她突然就抽下门上的门栓朝父亲的头上扔去，要不是父亲当过兵身子灵活躲得快，还不知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呢？年轻的时候，她跟男人一样抽烟，喝酒，赌钱。我记得她一喝醉就哭着跟我们忆苦思甜，说在那苦难的岁月里，父亲不在她身边的时候如何带大我们姐妹几个，在寒冷的冬天她白天干完生产队的活，晚上还要为我上面几个哥哥姐姐把被窝给捂热了自己才能睡觉，而那时家里根本没有多余的棉被，就连父亲那件破的打了很多补丁的军用大衣都用上了还是遮不住哥姐裸露在外的身体，母亲总是把这头的哥哥捂热了，再去捂那边的姐姐。母亲常常睡不了整夜的觉，所以母亲那时候很瘦。母亲说她抽烟跟我最小的哥哥有关，她说怀我最小的哥哥的时候，什么都不想吃就想抽烟，这一抽就抽了几十年，现在有时想戒都戒不了。母亲赌钱也不是像人家那样穷家赌，只是偶尔闲下来没事跟大家消磨一下无聊的时光，或者以此发泄一下自己不好的情绪而已。我从不敢问母亲为什么？所以这些我也就不得而知。
　　最令母亲伤心的是一九六几年，那时全国都在闹饥荒，严重的自然灾害使全国人民都陷入忍饥挨饿的窘迫境地，粮食由国家供应远远不够填饱瘪瘪的肚皮。商品严重匮乏，蔬菜奇缺，吃肉更是成了一种想都不敢想的奢望，听父亲讲那几年全国饿死了几千万人。那时我们家由于人口多，所以国家供应的那点粮食如釜底抽薪，远远解决不了对饥饿的那种恐惧。于是母亲跟别人一样，把目光转向了田野里，卢沟旁的野菜。出去后才发现这些被好多人赖以生存野菜，早已像被日本鬼扫过荡一样干净。母亲只好找那些被别人认为不能吃的野菜，摘回家自己先尝试究竟能吃或者不能吃，假如能吃才煮给我年幼的哥哥姐姐吃。记得有一次母亲吃了一种叫做肿脸菜，我不知道学名叫什么，我们当地都叫这种菜叫肿脸菜。母亲吃了这种菜后全身都肿了起来，而那时医疗条件又实在太差，在这天高皇帝远的小山村里，谁会在意一小小村妇的疾苦？终于有一天母亲在煮饭的锅台边，眼前一黑倒了下去。还好那天正好我父亲在家，要不我母亲可能早已喝过孟婆的忘魂汤了。后来我父亲通过在上海的一战友，买回来一种不知什么药治好了我母亲的病。母亲死里逃生后，不再抱怨父亲那些年不在她身边她所受的苦，对于父亲的种种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有了一些释然，因为她的这个病是由于我父亲常年在外跑，靠着消息灵通才知道上海有这么一种药，而那时跟我母亲得同一种病的村里人有好多已魂归故里。
　　我对于我母亲的记忆好像没有我哥姐说的那么玄乎，但我跟我哥哥姐姐一样害怕她，都说女儿是妈妈的贴身小棉袄，但我从不知道如何去贴身，如何去做那个小棉袄？从小我就怕她，看见她就跟看见传说中的老巫婆一样。或许我不应该这么说我母亲，但她在我小时候的印象中就是给我这么感觉的一个人。记得小时候我特别不喜欢上学，那时幼儿班就在我们村西头，离我们家很近，老师就是我们村西头殷三爷家的四女儿，母亲总叫我喊她四姐，不喊老师。有一天中午我午睡过头了，就又想犯浑不想去上学了，于是躲在院子里二嫂家门前的雨搭下面装睡。四姐老师上门找我的时候母亲才知道我没去上学，尽管她跟四姐老师到处找我喊我，我就是躲在雨搭下面不作任何回应，后来我不小心碰了雨搭一下，微动的响声不知怎么被母亲听到了，她迅速拉开盖在我身上的雨搭，提起我的衣服，巴掌雨点似的打在我身上，直到四姐老师拉开我，带走我才算完。从那开始我再也不敢自作聪明的以各种理由来作为逃学的借口，即使有时候生病都不敢以此理由不去上学。
　　我从没看见母亲跟父亲或者哪个哥哥姐姐合过影，也从没看见母亲独自拍过一张照。父亲过世的时候，在父亲遗留下来的一个小铁盒里，我赫然看见里面有一张母亲跟我的合影，我当时惊讶极了，因为在这之前我从不知道母亲有这么一张和我的合影。我从没听她说过曾跟我拍过照片，照片上的我大约只有五六岁，要不是穿着一身花棉袄花棉裤，很像个男孩子，母亲上身穿着一件歪襟的衣服，后面的背景是一片油菜地，油菜花开的遍地都是，尽管是一张黑白照，照片上的母亲也已接近五十岁，但却依然很漂亮，大大的眼睛，高挺的鼻梁，小巧的嘴，一头浓密的头发往后束成一个发髻，很有一种古典的美。看到照片的刹那，我忽然理解父亲对脾气很坏的母亲为什么一直不离不弃。而且一直珍藏着母亲这唯一一张跟我的合影，原来所谓的女为悦己者容在母亲的身上做了最好的诠释。我之所以不知道这张照片的存在，或许母亲也早已忘记这一张照片了吧？或许她也不知道这唯一的一张照片能在父亲的心目中占有多大的位置。但我记得母亲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泪水顺着她的脸颊雨似的流，我们劝都劝不住。我虽然读不懂当时母亲心里在想些什么，但至少我能理解母亲对已故父亲的那种眷恋。
　  母亲已经老了，身上的那种霸气早已在接近一个世纪的人生风雨中，被岁月的沧桑磨平了棱角。如今变成了一位温和的不能再温和的老太太，脸上布满了用任何东西填都填不满的沟壑，眼睛也失去了睿智的光彩，可能是上帝都羡慕她那满嘴的好看牙齿，在母亲五十岁左右的时候就被万能的神“借”去了。我走上社会后第一件事就是帮母亲装了满嘴的假牙，后来我又帮母亲买了一件呢子大衣，对于母亲这或许是我做的唯一能安慰我自己良心的一件事。
　　母亲如今日子过得很悠闲，每每看到我们姐妹去看望她的时候，她会高兴的像孩子似的合不拢嘴，不过跟我们闲谈的时候她依然从不说五个儿媳的不好，而是说我的哪个哥哥谁谁不好。在她面前我们从不敢提起已故的父亲，尽管父亲已离开了六年，我们都已经能按平常心来对待，但母亲依旧不能接受父亲已离开她的事实，每提起父亲她仍然会黯然神伤。或许几十年的患难与共，父亲已经深深嵌进母亲的生命历程里，我们已经无法从她心里剥离出父亲印在她脑海里的一切。
　　有关母亲的故事还有很多，我无法用我有限的文字去描述母亲的一生。因为再多的言语在她身上都变成了空白，如今我只希望母亲能在有生之年开心的过着每一天。愿所有疾病与烦恼远离我可敬的母亲，让她在余下的，有限的生命里平安的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