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起高贵的民主，必从人民谈起。谈到人民，面对的是不等值的人生，拥有的却是共赴黄泉的生命，不以精神或物质上的高贵与贫穷承认与否定生命，能公平地将时代的阳光热量分给每一个生命，想着生命的平等与幸福就是民主的奥义。

但千万年来，民主是短暂的，追寻民主的过程是永恒的。为了不让前行者在黑暗的道路中迷失，故而先驱们用伟大的思想努力地照亮前行的路。《明夷待访录》勾勒出中国最早的民主画卷，也展示了千万年来人民的自由幻梦，在之后的路上，继承者们走过黄宗羲的路，但并未坚持下去，这并不代表着历史要选择遗忘，毕竟这是中国最早的划过青天的声音！

人往往在失去后才能顿悟。黄宗羲与他的同行者们从旧王朝的覆灭进入一个崭新的王朝，在他们的人生后期则亲身历尽南明繁华即逝的悲惨命运，更在一次的失败中找寻不出人生的出路。对他们这类明朝遗民而言，什么都完了！黄宗羲关注的不仅仅是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必然规律，而是在探索救国出路中隐藏更深刻因素。不知是潜伏着对清王朝的愤恨，还是真的对往昔的历史有澄明的看透，黄宗羲提出冒天下之不韪的“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时代宣言。朝代更迭对中国而言，几近寻常事，可唯独这次的更迭带来的不再那么肤浅。

“天下为主，君为客”的论断摆明了君对人民是服从的关系，但是凡是有品格的人都不会拒绝客人，君要存在，然”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活着的人不是君王的私有财产，死去的人更不应是君王的鬼。自世界有了强弱的区别，强者统治弱者的秩序便形成了，而自秦始皇成为第一个皇帝开始，强者愈强，弱者愈弱。服从的理念在两千多年的岁月里已深深扎入中国人心中，成为中华民族永远无法抹杀的特征。诚然，历史就是从野蛮一步步发展到文明社会的。奴隶社会无论怎样残酷，也比田园诗般的原始社会要进步。我们自不必苛责于古人。而且，事实上君与臣，杀人与被杀，与个人品质关系不大。“明君”与“昏君”都杀人，“忠臣”与“奸臣”都被杀。只因一个人的一句话，或一个表示，中国都要为之颤抖，这不是强大，而是一种高危。

《原君》是全书中对抗君权最有力度的一篇，总领着其余二十篇，而其余二十篇也都是为了这一篇服务的。利益这件事，是生命共同追逐的本能，而平衡利益所需承担的责任并不是一种必需品，衡量社会公平的标准是利益与责任之间的是否失衡。黄宗羲时代里的天下人只为皇帝一人而活，不是皇帝为天下百姓保全身体。而所谓的明君是努力地在寻找利益与责任的平衡点，所谓的昏君许是只要利益，不要责任。但无论如何，为利而活的本能是任何人都无法割舍的，可这事儿落到了皇帝头上，便是极尽全力地占有天下人之财富。每个人都有着不亚于皇帝的自私，可封建社会却非要强制所有人无私，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好事，故君主是为天下之大害。

成为君主的信徒，还是自此踏上叛逆与抗争的道路，黄宗羲向人民骨子里的服从与忍耐宣战。天下之大利为一己之私有，若想打破这种局面，以那个时代的发展状态，也只有和平妥协是最优化的结果。黄宗羲看清了独裁专制的本质，没有更进一步地让人民说话，也没有提出将“危害”彻底清除，在他的内心深处要的是君与民作为客人与主人都能在中国“大家”中共同生活下去。而其所谓限制君权的方式与明君寻找平衡的方式大同小异，不妥协就意味着抗争，《原君》所展示的思想是矛盾且复杂的。我们不必苛责黄宗羲这类人，他们能于人民进入一个更加黑暗的道路之前，点亮微弱的烛火，是一件值得历史敬重的事。然而，黄宗羲和我们不一样的，我们都是尝过民主味道的人，黄宗羲尝的是过往的历史，悟的往昔的繁荣。

黄宗羲是大地主，与君王是站在同一战线的强者。他反君主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反自己。他的确主张让人民的利益与幸福，也初步向这个社会不公正的因素宣战，仔细深究，他与明君的思维模式是一致的，他们比顽固者们都清楚明白妥协是换取生存的机遇，压榨人民只是自取灭亡。但正常人是不会反自己的，黄宗羲否定了一人之专制独裁，却并不排斥多人之民主统治。《原臣》表明作者心迹，他不信皇帝，但把希望寄托在自己和官僚身上，并这类人群重新认知，须站在人民的利益上，拒绝对君王的服从。《置相》重议宰相旧事，剖析了臣权弱、君权强的历史现状，宰相为制衡君权存在，但无形中，这样的官僚体制分配接近于西方民主议会制度，并有宰相代使国家权力。晚明士人的精神状态自此展现，他们从腐朽的明王朝而来，他们希冀政治主张能改变这个国家。而《原法》以“万民之公法”向中国诉求“依法治国”的新方略，以开明的思想向正在崛起的人民妥协，这或许是一种欺骗，但至少有了唤醒人民的契机。

封建君主自然希望被统治者尽为愚民，广大人民以农民的身份不会质疑服从君王的合理性，故而黄宗羲在《学校》中主张以“教化之精神”开启民智，更将学校视作社会舆论中心，让人民来监督与制衡君权。而对于受教育的人民如何发挥更大的社会作用的研究中，《取士上》严厉批判科举取士制度，尤其对“八股取士”尖锐揭露其为帝王服务的本质，《取士下》则从问题中来，遵循古人的宽取严用原则，将教育逐步地注重实学之风。教育与受教育者以后的出路不需再与君王挂钩，也只有在相对公平合理并且充满自由民主的教育背景下，在全人民的民主意识普遍提高下，反君权的力量才有上升。民为根本，但根本不是抑制生长，而是尊崇与培育。

团结是中华民族的力量，统一是中华民族的追求，但在中央集权这件事上必须得慎重，我们必须保证统一的中国版图，然而，权力的集中往往是独裁的前兆。明朝的覆灭是国家的分裂，更是君权的衰落与独裁的终结。黄宗羲从王朝覆灭的原因中分析，寻找着抵抗君权的方法。《建都》根据北京的表面现象割裂了首都与国家的联系，但主张将君权的政治中心迁移到全国的经济中心南方势力范围，又是一种制约。而《方镇》对唐代藩镇制度的反思对国家统一是一种破坏，是出于人权战胜君权的考量，也是对在中央集权下中国特色的建设。大地上生活的是广大的人民，而不是一个只为了维护统一而愈来愈乾纲独断的君主。

黄宗羲为什么要发出这类骇人的声音，毕竟他反对君王，但他仍要容于君主专制的时代，或许朝代的终结真让他们这类先驱反思失败之根源，但最根本的是他与他的同行者们是在已经开始变质的时代中走过实践的路。经济重心已然南移，但南移之后至关重要的现实是资本主义萌芽，封建经济让黄宗羲这类地主阶级在发展中遭遇更大的阻力，在利益的驱动下，保留君主并且限制君权应能减少阻力。这并没有在《明夷待访录》中明显反映，但其核心思想一直在传达。三篇《田制》揭示出君王对土地不合理的私人占有，并不主张还田于民，而是主张重定天下之赋税，并主张以渐进、温和的改良方式恢复井田之法，并拓展到清除恢复井田制的三大弊端，其精神所在是民生的问题，关注的是经世致用的实际探索。身为天下人，当思天下事。而天下之大事，莫过于“万民之忧乐”了。行事要思万民之忧乐，立身要身先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田制》是他这种新兴地主阶级维护利益而发出的社会改革的呼唤，但伟大便蕴含在这里，尽管他所提出的改革是无法实现的空想与历史的倒退，也没有认清土地兼并的封建制度根源，但为广大劳动人民的苦难而忧，并着力探索出救国救民的出路，这种胸襟与精神无疑是中华民族前进道路上永不熄灭的灯火。这种新民本思想让我看清了，民主的灵魂是要让人民都有资格创造与共享发展的硕果。

《财计》是《田制》的拓展，继续从赋税制度角度出发，提出“废银使钱”的主张，要求统一货币的思想，打破封建专制官府对金银的垄断，贯彻新经济制度、货币制度，而在第三篇所传达的“工商皆本”思想比《田制》更加揭露出那个时代的主题与方向。《田制》暴露的是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弊端，但未提出现实可行的方法，而《财计》却从经济与财经上初探中国发展的方向，寓民主大潮于民生大浪里，民富国强的近代化道理自此彰显。

《奄宦》的讲述无疑是与黄宗羲个人的时代经历密切相关，明亡的命运是与奄宦这类封建制度产生的特殊群体有很大关系。第一篇全面剖析了宦官以及他们对政治、经济、司法等各方面的胡作非为，第二篇黄宗羲肤浅地提出解决宦官之祸的举措，的确，宦官是君权的附庸，宦官是君王的走狗，再一次将矛头指向万恶的封建专制主义，但限制君权并不能消除这一痼疾，唯有彻彻底底地消灭。森严制度下不只是宦官，胥吏是官员的附庸，却也在腐败中占尽利益，甚至是操纵着政府，与《取士》相呼应，呼唤真正爱民如子的官僚拯救中国。

全二十篇共同遵循着首篇的核心要义：君为民害，但此害不能清除，民仍要君，但与其寄希望于明君爱民，不如限制君权，由民自由探索生存之道。因而，二十篇的言论几乎都在讲究温和、渐进的改革，然而，《明夷待访录》对主旨的深入研究根据的是活在现实中的体会，更多的是对历史的反思，所以，他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大多都带有尧舜禹三代之前的印记，但不得不说，过去两千多年，儒家思想一直按照既定的轨迹深化与变革，《明夷待访录》在很多方面都影射出儒家的影子，却在民主的道路上走出了两千多年未有的创举。启蒙之意义，让古今为之颤抖；民主之扬帆，实开世界之先河。

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3]奴隶制与君主专制的区别，就在于前者的人民是主人赤裸裸的商品，而后者的人民是能为主人一生一世创造更大价值的商品，这显然是强者时代的一大进步，但对黄宗羲的世界而言，这样的制度已是一种不可辩驳的倒退。《明夷待访录》揭露出来的社会现实以及天下大害之君权并未警醒臣子与大臣，明朝灭亡，更加崭新、更加强盛、更加专制、更加独裁的清王朝建立起来，在更加黑暗的时代甚至是文字狱下，仍然无法将这本书与其思想抹杀，它是不容于这个时代的产物，却民主、民本思想得到了人民的尊重与承认。就其所启蒙的智慧，无疑是是中华民族高贵的民主财富。

我们都不可以成为任何人的附属品！孟德斯鸠说：“自由是做法律许可一切事物的权利”。在君主集权的社会里，诚如黄宗羲所说的，天下之是、非、贤、否、荣、辱、利、害之权皆出自于君主。君权无限，君主总是把一切权利归于自己，把一切义务交给别人。 民主有着截然不同的思想，将权利与义务的事共同分担，梦想与未来由人民共同创造，世间的阳光不再是一人独享，所有人都有资格尊享光明！人拥有着民主所赋予的自由，就是拥有着全新的生命，生命没有高贵与低贱的区别，但民主有，千万年来，人一直向着最高贵的民主前进。

追寻民主光明的道路上有一个终点，但无人能到达，但无数生命都永不放弃。黄宗羲本着悲天悯人的情怀写作出《明夷待访录》这一指引中国乃至世界人民光明的巨作。人这一生，都会失去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生命还有什么重要的呢，何必为生命而奋斗呢？但这不对，我们都知道难逃一死，我们都应该珍惜生命才对，人不怕死却害怕活着，人根本就是害怕度过自己仅有的人生。黄宗羲用他的一生与未来告诉我们生命不属于自己，但生命绝不是服从，生命是彼此之间获得重生，然后再将生命延续给别人，生命就是像这样一直延续下去。这样的活法无意中点亮了历史的点点光芒，成为我们待访的明夷，这就是如同天使一般的希望，为了这生命的意义，明夷的事诗人一生都要追寻的。

  黄宗羲曾主张待访的明夷中国人尝试过，并实现了超越。启蒙自此开始，真正的民主化进程在近代一百多年最终完成，没有了皇帝，没有了封建，并不代表着我们已经实现了最高贵的民主，已经抵达全光明的天堂。中国式民主毕竟太粗糙，资本主义社会里人民的主人是资本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利人民的主人是国家与资本家，最可怕的是民主只会成为我们的话语或口号。

儒家思想的确是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它几乎在每个时代都能够找到自我存活与发展的土壤，从《明夷待访录》便可见一斑。儒家思想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演绎与深化，服从的理念已是我们无法挣脱的精神束缚。中国已经没有了独裁者，但内心却都有这样一个遵循众人道路的恶魔，我们呼唤自由，我们祈盼独立，但我们都必须为别人而活，更要为着一个伟大的祖国明天而活。独裁者并未死去，活在心中，更活在我们的身边，中国人在新时代里将服从演绎成盲从与模仿，其他人成为了自己活着的证据。民主是全人民的事，但更是自我的事，封建社会里是一位皇帝的出现改变了无数人的一生，而今日的中国是国家或者是每个人都在改变人的一生。中国的民主自此便开始走上下坡路，由高贵向低贱的道路，此时的中国人不应存有侥幸，民主的倒退是我们在发展中难以预见的，可活在中国大地上的人，每一个都是伟大的生命，都有着追寻梦想与幸福的权利，不应该由于这种倒退而失去希望。或许，我们的时代与黄宗羲的时代都是乱世，什么都在变，而今日的中国比以往的任何时代都呼唤高贵的民主，而当今的中国人决不能待访明夷的到来，必须将民主的思想贯彻到实践中，点亮更大的光明。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报告同时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的论断，这意味着人民民主不能仅仅被理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系统的一项内容，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根本与灵魂。 人活着活着就死了，却将一生未拥有的自由与幸福给带进了棺材，未来的人们啊，不要忘记为了实现国家民主，为了实现人民自由，那些如黄宗羲那样伟大的人所做过的贡献，我愿你们善用，不然，他们会在天上后悔曾经为这些出过的力。

民主尚未高贵，同志仍需努力，让我们向在路上的黎明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