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乡是个小得可以折叠起来装进口袋里带走的小山庄。
　　
　　在我的印象中，从来没有老师和学校的概念。我想象中的老师常常是位声如洪钟，留着长长的白胡须的老头。可是，当我在姐姐家被告知村里有了学校和老师，我回到村里时，我是多么不可思议呀。
　　
　　一位身穿粉红色上衣，高条个儿，仅有二十多岁的姑娘倚靠在中间窑洞刚用墨汁刷过的门框边望着我们，脸上洋溢着灿烂的微笑，胸前一左一右对称绣着两朵荷叶格外醒目。
　　
　　她就是新来的老师，是从大城市里来的知青，叫李好义。
　　
　　从此她以巨大的热情和勤奋，将城市文明注入到乡村纯朴和淳厚的生命之源里，孕育出了令当时整个教育界乃至全社会都为之惊叹的成功和辉煌，而以后所发生的一切则又叫人匪夷所思，莫名其妙了。
　　
　　学校草创伊始，一无所有，一切全凭她智慧的头脑和勤劳的双手。
　　
　　学校设在不知住了几辈子人的黑窑洞里，乌黑的墙壁，乌黑的门窗，连地都是乌黑的。
　　
　　没有桌凳，她就挨门逐户收集人家废弃的门板，用砖头土块支起来，找来树墩头当凳子。没有黑板，她就将错就错，在乌黑的墙壁上用她从城里带来的墨汁刷出一块来当黑板。没有课本，她从好几所小学借来旧课本发给我们。
　　
　　于是，这座古老的、快被世界遗忘了的小山庄，破天荒有了学校，有了象征文明和进步的读书声。
　　
　　她知道农家很穷，所以，她从不向家长收学费，连书本费也免，一切费用全由她来想办法。
　　
　　好利用节假日带领我们去刨药材，到地里去拣没有收尽的粮食，还向队里要了一块地，种上大麻子，甚至将队里给她分的粮食卖掉，来抵销我们该交的学杂费。
　　
　　她总是能从苦难和贫穷中创造出文明和财富来。
　　
　　村里吃水非常困难，要到很远的河沟里去挑。她既要让大家讲卫生，还要节约水，于是，她严格要求学生每天都要洗脸，但又不能超过一瓢水。她自己带头执行，还经常挨门去检查。
　　
　　她严格为我们制定了行为规范，将淳朴的农家孩子简直训练成了超地域甚至超时代的人。
　　
　　我们在路上见到老师一定要行礼问好；迎面遇见大人，都得规规矩矩站在一旁让路，等大人走过我们才能走；夏天的中午必须睡午觉，睡不着也得装睡。在学校必须讲普通话——我们的汉语拼音学得最好，在全公社无出其右。以至于学顺了嘴，有时回到家里也带夹着普通话，让家长们莫名其妙，以致说我们“胎毛没褪就捣得洋腔洋调”。
　　
　　一次，父亲下地回来，向我要屋门上的钥匙，我远远地就将那把足有二十公分长的铁钥匙扔到他的脚跟前。正巧被李老师看见了，她坚决不让父亲去拣，而是疾言厉色地让我去拣，而且要双手替给父亲，并且向父亲道了歉。
　　
　　事后，她声色俱厉地批评了我，并对我讲了很多要尊重大人的道理，使我至今言犹在耳，没齿难忘。
　　
　　她象涓涓细雨滋润着村野顽童干涸的心田；她象一把神奇的钥匙，开启着一只只蒙昧的锁锔。她不仅给我们灌输知识，教我们如何做人，而且无私地为全村人奉献着自己的才智。
　　
　　帮保管员分粮入库，给会计算账，教年轻人打算盘，给村民写信读报。过年办事，全村的对联全由她一人包揽。她因陋就简，让我们把自家的锅底灰刮下来，她用水调起来，羼了一点木匠用的胶，在村里的墙壁上，路两旁刷写标语。
　　
　　城市的文明和进步一旦和乡村的淳朴和善良结合起来，融汇进去，就能产生无比巨大的精神力量。
　　
　　她用她丰富的知识，高雅的情怀和笃实的行动，在这远离城市喧嚣的小山村创造着她理想的伊甸园。而此时县城里的文革正进行得如火如荼。
　　
　　如果文革的狂飙吹不到这宁静安谧的小山村，相信她的伊甸园会更加灿烂辉煌，绚丽夺目的。
　　
　　然而，小山村毕竟不是世外桃园，文革之风还是很快吹进了她的伊甸园，让她笑着迎来，哭着走开。
　　
　　从此，毛主席语录代替了乌鸦和狐狸的故事，毛主席语录代替了儿歌，我们每天的任务便是背诵毛主席语录。
　　
　　我很快成为公社学毛著积极分子，并且强迫村民们也要背毛主席语录。
　　
　　一切过激的、荒唐的行动都在革命的名义下进行着，而在这后面，总有一双赞许和鼓励的眼睛在默默在注视着我们——一切都在李老师的关注下进行着。
　　
　　面对当时的现实，谁又能看透这背后的一切呢？还有谁会去怪她呢？她不也是为了革命、为了使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么？
　　
　　我们的革命行动终于成功了。李老师和我都被评为全县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出席了讲用大会。
　　
　　当一个七八岁的毛孩子被人抱着站在一把椅子上，面对着黑压压的人群，奶声奶气地讲所谓学毛著体会时，不知命运是在给予我还要捧杀我。
　　
　　这种讲用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和我所在的学校名声大振。城里讲完后，又转到公社和各小学巡回演讲。
　　
　　然而，乐极悲生。当老师领着我从一所小学讲用毕回到学校时，全校所有的学生连一个也不来上学了。
　　
　　全村人用无声的、文明的却是釜底抽薪式的反抗，表达着他们对我的嫉妒和愤怒。他们宁愿使自己的小孩成为文盲，也不许我一个人出人头地，招摇过市。
　　
　　李老师绝望了。看着空荡荡的一夜之间垮掉的学校，她号啕大哭。整整三天茶米不进，任凭队长和我父母怎样劝解都无济于事。眼睛肿得象颗桃子，嗓子都嘶哑了。
　　
　　我从来没有见一个人伤心到那种地步。而我，她唯一的学生，又不知如何去劝慰她。
　　
　　她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到底哪里对不起乡亲们。她不愿自己亲手创建起来的学校垮掉，可她又无力拉回学生，挽回败局。
　　
　　她只能用眼泪来表达自己的困惑和痛苦了。
　　
　　后来，由于同情和可怜她只返回来两个学生：一个比我大却是我的远房侄子；一个是我的远房弟弟，加上我总共三名学生。其间的关系可想而知。学校简直成了我们家的私塾了。
　　
　　三名学生却是三个年级。然而，李老师仍旧一丝不苟地给我们讲着课。经过这场风雨加上大趋势的平稳，她再也不让我们背什么语录了，又让我们拿起了久违了课本。
　　
　　这使村民们非常费解：不知她这样做图了什么。据说，她家里非常富裕，这仅从她的衣着也能看出来。丈夫又是很有才气的大学生。她为什么还要到这穷山沟里来流血流汗流眼泪。每年挣得钱连自己的生活费都不够，还得丈夫养活着她。
　　
　　学校终于办不下去了。
　　
　　起初她还怀着奢望，觊觎再能有几个学生返校，然而，她怀着侥幸苦等了半年，再也没进过一个学生。而我们三人一旦毕业，她将向何处去？更何况生性要强的她根本无法面对这外乡父老了：她没事时，连门都不出去。
　　
　　终于她在丈夫的多次催促下，才离开了那个令她困惑和痛苦的小山庄。
　　
　　载着她的汽车远去了。滚滚黄尘淹没了我们三人巴望的视线。我们仨互相架着胳膊，定定地望着远去的老师，心里顿时空落落的。
　　
　　我们是男孩子，谁也没哭，但我们的心在流泪。
　　
　　如果没有文革，我就不会大背所谓的毛著，也就不会引起乡亲们的嫉妒和愤怒，学校也就不会中途垮掉，我也就不会再度失学。然而，如果没有文革，就不会有知青，也就不可能办起学校，我连学也上不了，恐怕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无论如何结果都是一样的。
　　
　　但她毕竟给了我们真善美，让我们在以后的路途中能学会生活中原来没有的东西。即使是一个童话也比没有强。她就象一棵仙草，永远播种在我的心中，生根开花结果。尽管是那样虚无缥缈，若隐若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