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跌倒了扶不扶，是一个长期以来人们热议的一个话题。今年春晚的小品《扶不扶》更是把这个话题炒得沸沸扬扬。就这些争议而言，无论观点如何，大都是从道德的范畴而言的。就连春晚那句铿锵有力、博得众彩的台词也是在道德的层面上呼唤社会的良知和正义。我想，这个问题如果放到五、六乃至七十年代，或许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这是那个时期崇尚的，并且化作人们的自觉行为规范的道德理想和价值取向所决定的，是一种社会潮流。就像公职人员的廉洁奉公和青年女性的洁身自好一样，人们大都遵循的是一种道德规范和自我约束，鲜少有逾越底线的行为。随着时代的推进，一些传统的观念逐渐在人们的意识中淡漠，于是一些道德的“麦克马洪线”纷纷被突破。一些有违公平正义，甚至有违人伦的行为观念泛滥成灾。而这些现象的泛滥，有时候单凭依靠道德的力量是难以企及的。更需要我们拿起法律的武器加以抵制（就像治理官员的贪腐以及小姐的嫖娼现象一样）。我想，在对待扶与不扶的问题上，既然已经成为道德的力量难以维系的社会问题，那么，我们何不付诸法律的武器来扶植公平正义，改善社会环境呢？

    首先，我们从受助者跌倒的原因谈起。他是怎样跌倒的？是交通肇事，还是疾病突发，亦或是别有用心者的故意讹诈？

    一，如果是 交通肇事 ，为什么那么多起事件，都不能及时追究当事者的交通肇事罪，反而使得施助者反遭诬陷呢？这是不是交警部门的失职呢？如果说交警部门没有能力找出肇事者，那么这最起码也构得成一起治安案件了吧，公安机关恐怕更难辞其咎了吧。曾经看过那么多侦破片，机警的公安干警都是从狡猾的犯罪分子现场遗留的蛛丝马迹中获取突破，大功告成的。而交通肇事案件的侦破，相比其他案件来，难度总要小得多。此类案件多是突发案件，肇事者来不及毁掉现场，为什么就不能靠先进的设备及时告破呢？即使真的一时破不了案，那么，还无辜者一个清白总不至于是一件多么难以办到的事吧。根据现场遗留痕迹以及目击者的证明，总不至于比一个精心策划的刑事案件更复杂吧。如果说案件太小，不值得动用有限的破案经费，那么，让见义勇为者遭诬陷，乃至影响了整个社会的和谐，这是否也是一件小事呢？

    二，如果是疾病突发，法医的鉴定应该是具备法律效应的，无论个别受助者以及家属如何无理取闹，都不应该挑战法律的权威的。

    三，如果说是别有用心者的故意讹诈，很明显 犯了诈骗罪，而且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诈骗，情节更为严重。当然，实施这种行为的多是些老弱病残的人，是弱势中的弱势，但这也就不能成为他们实施犯罪的理由，更不能成为人们姑息养奸的借口。试问，如果一味衣食无助的耄耋之年的老者贩毒，是不是就可以逃脱法律的制裁呢？答案绝对是否定的。你无助，可以由单位部门，村镇社区乃至民政部门解决，挑战法律道德底线，那是绝对不允许的，更不应当得到善良者的同情和原谅。人们为什么宁愿 同情一位无助的无赖，而不愿把道德的天平倾向于无辜受害的好人呢？

    再者，我们从施助者一方谈谈。对于见义勇为者，国家应该制定相应的奖励政策，从法规上，物质上鼓励、提倡这种高尚行为，以求得 道德的回归以及社会的和谐 ；对于侵害他们合法权益乃至给他们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的行为，应加大打击力度，还他们以清白。而对于那些见死不救，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人，也要有相应的政策，是公务人员的，得到党纪政纪的严重处罚（事实上已有过此类处理事件）；是社会人员的，在相应的社区、村镇、学校进行公开通报，计入个人不良档案，取消其部分公民权益等等。

    扶与不扶，考验的是社会的良知，更是法律的尊严。只有调动社会各方力量，才能够及时改观社会风气，形成风清气正的良好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