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父亲的青年时期，他的生活也真够苦难辛酸的。1958年大跃进，21岁的父亲被农业社分派去华亭土谷堆石峡炼钢铁。那可是非人的生活，一天吃几两口粮，干十几个小时的活，并且都是重体力劳动。在哪里劳动的，饭量大的青壮年被饿死、病死的不少，临阵脱逃的不计其数，也有忍辱负重坚持到底，直至现在仍然在那地方当老工人、老干部的。58年和父亲一起去的本村同龄青年就有张进学、张褔成等。父亲说，那时是因为饥荒严重，家里拖累大，要照顾妻小的原因他才申请回家的，否则，他也可能成了工人而不当农民，一切都是命运所注定和安排的。

　　父亲是61年春季申请回家的。那时我已经7岁了，至今记忆犹新：父亲给我和妹妹带回了许多糖果、点心之类的好吃的，为家里带回一条全新的“狮子舞秀球”太平洋床单和一条灰色棉毯。当时那些东西奇缺，十分珍贵。我非常高兴，蹦蹦跳跳地跟着父亲去串门，走亲探友。

　　父亲向人们讲述外面世界的精彩，讲述他当工人的所见所闻，讲述自己三年来在土谷堆石峡为国家制造重工业原料——生铁所经历的风风雨雨。父亲说，每月工资30元，一个蒸馍一块钱，一个月出苦力挣30个油饼，怎么能够养家糊口?还不如回家在土里刨吃实在些。国以民为本，民以国为家，民以食为天ma。

　　在家的父老乡亲则给父亲诉说合作社这几年如何地胡折腾，大跃进、浮夸风、“亩产一万斤、深翻三丈六”，社里饿死了好多人：根基、常生、卯成爸、集明叔、成他爸、野狐湾朱老三、朱家老九、来等爸，都是因为饥饿而死。说现在好一点了，多亏刘主席，好的是生产队的公共食堂已经散伙了，党中央的刘少奇、邓小平开始在农村下水救人，纠正毛主席那种不顾国情实际，盲目冒进，过早地过渡共产主义的“极左”路线，放宽经济政策，允许给社员划拨自留地，允许自由市场，允许自由商品经济的存在。实行“三自一包”政策。说是保留一定的私有制经济成分和资本主义经济成分，首先让农业、农村、农民“三农”养息生机，解决温饱问题。

　　这就是后来1966年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中，被遭到严厉批判斗争的所谓“刘、邓反革命路线”。父亲说“三自一包”这政策好，自己可以凭借力气在集体劳动之外挖点荒地、搞点生意补贴家用，渡过饥荒年馑。我记得那时人们管做生意叫着“投机倒把”。

　　父亲弃工务农回乡后，靠着年轻有力气，在生产队粮田面积以外的河畔、河滩、荒山、荒坡、荒沟，在那窝窝、角角、边边、哇哇、坑坑挖了不少“三荒地”，大概有三、四亩之多，除了种上谷子、糜子、扁豆等小秋作物外，还种上洋芋、萝卜、白菜。这些东西收获后，除了大半用于垫补口粮生活外，其余全部用于置换油盐布匹等轻工业品。那个时候父亲的唯一目的就是解决温饱问题。居住的地方是爷爷留下来的一只半破旧碱土窑窑，后来还被生产大队征用作为大队部的缝纫部，我们被安排在“楼背后”喜儿岸背窝窝的一个烂塌窑居住。根本就没有什么家俱，唯一的一对用桐油油漆的板箱，还是母亲结婚时外爷外奶赔的嫁妆，没有板凳、桌椅，我只是把耍台、窗台、炕头边作为写字的“桌子’，连个炕眼门板板都没有，用砖头、胡圾、蒿子塞堵着。炕上铺一张破席，一铺十几年。我们小时候尿炕，席子中间早就烂了一大片，席钎子时常扎进我们的沟蛋子，挑不出来要等到化脓以后才能自动随着脓水一块离去。半面炕上铺半片旧毛毡，两条破被子起码比我大2岁，因为它也是妈妈结婚的嫁妆品。

　　三年困难时期，国家给苏联老大哥还账，国人勒紧裤带过日子，一般的人们日常生活、生产所必需的轻工业原料和产品，极度奇缺紧张，像食盐、煤油、火柴、棉花、布匹、白糖等等。我记得，按人口每人每年只发3尺布证，不够大人缝一条裤衩穿，0.5斤煤油不够用，我们家常年四季的夜晚黑灯瞎火，靠点火绳子映亮。星期天里，我常常提一个能勉强装半斤煤油的磁行行，拿上购货折子跑到开边寨子哪里的人民公社的供销社称盐倒油买洋火，营业员非常吝啬，死抠购货证上的定量指标，多一点点都不行。布匹不够穿，棉褂倒单衫，破洞补补丁，烂鞋绑子再去补锥鞋后根，我的脚把骨常常鲜血淋漓，稀吧流脓，肿痛难忍。我也常常看见后河队的聋子“三会计”常年光着大脚片子，大个子朱彦杰人称“没脾气”，四季穿的裤子遮挡不住甘腿梁子，调皮的孩童便老远喊：“精脚片子‘三会计’，提高警惕‘没脾气’”的顺口溜忽悠取笑他们。食盐不够吃，人们连硝盐也凑合着吃。就是把带碱的土收集起来，进行加工，蒸煮提炼结晶而成的白色晶体。土名叫皮硝，化学名字叫硝酸钠，分子式为(NaNO3)其作用是用来炮制动物皮子，像牛皮、驴皮、羊皮、狗皮等等的皮革制品的化学催化剂。但是，没有法子的农民还是要吃它的，总比甜吃强。也有纯粹吃不起盐的人家。这东西有毒，吃多了会拉肚子。

　　父亲也有这熬硝的技术，为生产队当过熬硝技术员。我常常到队上的硝厂去玩。一个三丈见方的大窑洞，窑帮前面靠右边盘有锅台，一个大锅灶，一只口面足足有3尺多的大铁锅，窑帮左边依次靠里窑帮还摆设有缸、盆、罐之类，依次过滤硝水;炉堂里面塞满了桃杏等果树躯干，也叫硬柴，火势蛮旺，大锅内硝水沸腾，整个操作室热气腾腾。我最喜欢在硝厂灶堂炉灰内埋烤洋芋吃。

　　有时候定量火柴供应不上，父亲在山上刮些白蒿子，搓些火绳子，用来续火种，晚间还可以用它来驱赶蚊虫。父亲还备有老式火镰，火镰是铁质的，火石则是在河滩挑拣的与硬器相碰能喷溅火花的石头。分黑火石和白火石。接火星的棉花引信是用荞柴灰水寖蘸过的，带有碱的性质，着火点低，易燃品，接火种很容易。老年人多数用这样的取火工具打火抽烟。有时候，母亲做饭时没有点火的洋火，我便用麦草、蒿子、高粱叶子去邻居家“借火”也叫’“点火”。卷一个火星子回来再用口气吹着。有时候一路上被大风吹着了，还须跑几趟。像这样借火、借盐、借油、借面的差事我干的多了。长大一点了向人家借这些东西很觉得不好意思，没有面子。布证赶不上了，没有布匹做衣服，父亲在集市上廉价买回一些棉花，(陕西棉花最好，出线率、出布率都高)让母亲纺线、织布。母亲所织的老布皮实、白净、耐穿。夏季穿上特别凉快。只有一个缺点，就是穿脏了不容易洗干净。母亲每年都为我做一件老布布衫，第一天穿在身上特别白净漂亮，但是我上山刮柴，一捆青蒿子往肩上一背，回来时就被染绿了，防不胜防，那时候又没有洗衣粉，只用臭蓬揉搓，根本洗不干净。这样久而久之，一季下来，白衫子便失去了本来面目，成了黑色的了，汗水一寖，大风一吹，干脆是一个硬片片。当然条件好一点的人家，土布一织出机子，就进行浆染着色，蓝色、青色、紫红色最好不过了。

　　常常没有煤油点灯，有时用食用清油滴在碟子里边，放一个铜钱压一根棉花捻子点着照亮。但是生产队每年分给我们家的清油少的可怜，最好的一次是1965年，年底生产队在邻队——大渠油房榨油结束后，我代表家里大人前去领油品，生产队保管鳖子哥在我所提的一斤装油行行里面，分给我们家全年所得0.9斤荏油，母亲舍不得食用，每次掺搅团时，只用油麻布子蘸一点把锅底擦一擦，不让搅团瓜瓜粘住锅底就行了。吃都舍不得，哪里还敢用来点灯?生产队的活路紧张，母亲劳动下工天都麻了。记得有一次，母亲晚上做饭，正在往开水锅内下高梁面节节的关键时刻，煤油灯油干了，灯灭了，母亲从灶堂内点一把麦草火把，打开锅盖查看饭煮熟了没有，谁料想火把被炽热气水一冲，火把上的黑灰顺势往锅里掉，火把还没有来得及扔掉，屋顶上的碱土也趁机唰啦啦地，争先恐后地直往饭锅里掉。母亲当时都气哭了，抱怨父亲：“跟上你过日子就倒八辈子霉了，吃的没盐饭，点的火把子，住的碱土窑，穷到顶了!”这个凄惨恓惶场面我永远不会忘记。其实，在那个年代，基本上家家如此，都是穷日子，几乎没有富裕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