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没有打算写这篇文章，我的眼光一直注视着当下，当我在研读一些文史资料的时候，却又受到另一种启发，历史显现出文化，由文化而显现出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甚至是一个人的存在状态。面对浓缩的历史，导入审美观照，我们就会发现那些积沉的文化传统的基因。是的，时光易逝，我们渴望留下的东西，正是那些容易消逝的东西，这是一种悖论，无论历朝历代，无论是谁，留给我们的只会是背影。因此，这些留下的东西，不管它是喧腾的，还是沉静的；不管它是清晰的，还是模糊的，我认为都有必要记录下来，佐证我们今天的生活。 

    是的，有些东西是不得不追寻的。今年清明，给母亲扫墓，我又想起母亲生前的嘱咐：“老七儿，你工作不忙时，你一定要写写你的外祖父沈焕章。”面对饱读诗书的一代宿儒，我却不敢下笔，我无法轻轻地抚去时光遗留的尘埃，去承受沈家败落的震撼。沈焕章，何许人也。我想读书人听来都不陌生，他就是郭沫若先生的启蒙老师。 

    外祖父是犍为县人，咸丰七年生于黄钵乡，初在宴家湾宴老师家启蒙，后去沙湾太平寺叔父沈星斗家就读。外祖非常敬重叔父，沈星斗对他来说，既是长辈，又是恩师，每当谈起沈星斗，外祖父细小而深沉的眼睛里总是飘忽着一缕泪光。是的，他敬重叔父的才智魅力，更敬重叔父的人格魅力。有一次，沈星斗给外祖父出了一篇《桑椹》的作文题，这在八股盛行的年代，是难得的创新。外祖父冥思苦想，也没有把作文写好，这让外祖父十分难受。沈星斗看在眼里，也不着急。

    有一天，沈星斗带着外祖父来到郊外的一棵桑树下，此时正值桑树含苞的季节。外祖父明白沈星斗的用意，仔细地围着桑树转了三圈，脑里也没有清晰的构思，急得似乎要落出泪来。 这时，沈星斗从树上摘下一颗青涩的桑椹，慢慢递到外祖父的手里。外祖父刚刚把它放进口中，还没有来得及细嚼，一股酸溜溜的感觉便让他“哇”的一声吐了出来，只见外祖父面色苍白，嘴唇颤抖，不知所措地望着沈星斗。沈星斗也没有理会，重新摘下一颗桑椹，递到外祖父手中，意味深长地说：“慢慢嚼。” 外祖父照着沈星斗的说法，轻咽慢嚼起来。一阵愁眉苦脸之后，外祖父的脸上舒展了许多，原来有一种先酸后甜的感觉。外祖父顿时明白了许多，无论读书、作文还是人生不正是吃桑椹的过程吗？外祖父从小机警聪敏，悟性极高，先后读完《三字经》、《诗品》、《唐诗三百首》、《易经》、《书经》、《诗经》、《周礼》、《春秋》、《左传》等经史古诗，随及考上廪生，享受廪善。

    沈氏族中先后出了7个秀才，时称书香世家。 外祖父在沈星斗家求学，一直住在沈星斗家，直到光绪6年，叔父沈星斗病逝。那天，沈星斗还未断气，外祖父便去寿材店订购棺木。他掏尽了身上所有的钱才把棺木买回。然而当他回家时，沈星斗早已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每当想到这一幕，外祖父总是泪如雨下。沈星斗在世时，外祖父便协助沈星斗教学，沈星斗亲手制作的一根楠竹教鞭，一直被外祖父使用和珍藏。沈星斗去逝后，年仅二十三岁的外祖父主办完沈星斗的丧事，接手沈星斗所遗学校继续执教，教学之余开始创作。母亲讲过，外祖父的诗文，包含着深切的民族忧患意识，字里行间充盈着越迈千年的睿智哲思。

    光绪十二年，外祖父受郭沫若父亲之聘，去绥山馆执教，年仅四岁半的郭沫若便拜师于外祖父门下，到八岁时，曾一度与外祖父同室而居，情同父子，难怪郭沫若在回忆中曾深情地赞美外祖父，“像沈先生那样忠于职守，能够专以儿童为本的人，我平生之中所见绝少。

    他起初打过我们，而且严格地打过我们，但那并不是出于恶意。” 外祖父有博雅的文化内涵，他的讲授，舒卷之间灵性激溅，特别是他那“由薄变厚”过渡到“由厚变薄”的读书方法，充分体现了外祖父的智慧与思考。外祖父虽然旧学深厚，却能与时俱进，在晚清“新政”的推动下，开小镇风气之先，对郭沫若及诸多弟子边学边教《地球韵言》、《史鉴节要》、《笔算数学》之类的新学，让郭沫若等人受益匪浅，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郭沫若1919年在日本留学时写的一封家书，倾述“他一想起沈先生，不知不觉便眼泪涔涔的。” 写到这里，一种沉重的历史气压罩住了我的全身。在我所见的写郭沫若的文章中，凡写到郭沫若的少年时代，必定写到我外祖父，然而又总把我外祖父写得那么迂腐，却忽略了这么一点，正是外祖父的人格魅力和才智魅力，才是对郭沫若成长最大的影响，才是他日后反叛思维的动力和源泉。

    记得光绪三十一年，郭沫若考入嘉定府高等小学堂，而外祖父也离开绥山馆，就任牛华溪文昌宫公立小学。当他得知郭沫若被学校开除的消息，立即联合本校校长李肇芳及全体老师联名上书，依理驳斥，并迫使学校当局收回开除郭沫若的成命。重返校园的郭沫若扑到外祖父的怀里，激动得泪如雨下。 我母亲九岁时，曾携带四姨妈师从外祖父。有一次，外祖父把一本刚抄完的新书拿给母亲，要母亲好生研读。

    外祖父的书法毫不矜才使气，一点一线都深入书法的本质。然而母亲却没有把它当回事。每当课余，总是与四姨妈抢来扔去，直到遍体磷伤，被丢弃到草丛中。外祖父看见我母亲这样，并没有说什么，只是把书捡起来，用棉花蘸水清洗书上的脏迹，沾补好破损之处，然后重新拿给母亲。母亲接过书后，不禁肃然。外祖父的言传身教，让母亲一直珍藏着这本失而复得的书，直到“四清”被没收，至今不了了之。 

    外祖父一生从事教育，六十五岁还亲赴重庆执教，终因积劳成疾，不治逝世，后经其孙沈松平扶柩归里，葬于黄钵乡敖家村，享年七十岁。外祖父的一生，在我的笔端是一种鲜活的文化生命，然而，我却被另一种历史的沧桑感所困挠。外祖父创作的诗文哪里去了，这才是令我感到忧伤和悲怆的地方。母亲生前曾向我述说，在那不堪回首的岁月，一帮人武力劫走了外祖父创作的所有诗文，包括挂在书房的匾。写到这里，我有些愤怒了，我真想喝阻那些强盗“住手”，然而一个无知的年代，面对的是一群无知的人，那就成了沈氏家族的不幸，不幸的还有那一箱箱的诗文。 

    岁月在无声地哭诉，原本让沈家后人感到自豪和骄傲的一箱箱诗文，就这样变得无影无踪。一代宿儒苦心创造的历史，一种浩然而不矫情的雍容与大气，一种俯仰天地古今的激情与灵性，就这样被后人忽略了，变得残缺不全了。顿时，情感的痛苦瞬间转化成了思想的痛苦…… 历史的回忆与追踪只是传达我心灵的感受，让世人看到一种劫后的苏醒。我相信沈焕章不会因为世人的亲疏而改变其本来的面目，他的教育精神掠过风风雨雨而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