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时代人们大都热衷于追新逐异，传统的东西不是渐渐消亡，就是处境尴尬，比如人文经典书籍的阅读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古典音乐（包括京剧）的聆赏越来越成为小众的爱好，而创新在这个飞速发展的世界里简直成了至高无上的价值。

      史学大师钱穆先生在1960年一次有关西方大学教育的讲演中，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人文科学和艺术的学习应重在积累和贯通，创新反倒不是最重要的，他说：“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后者是前人的成绩，今人可学而接受之，而更自此向前。前者如文学、史学、哲学以及绘画、音乐、雕刻诸艺术，都不能说通晓了前人的，接受了以前成绩再前进一步。人文学科只求能懂得，慢慢地吸收、消化、汇通，却并不能继涨增高。进入大学中，学人文学科的学生，最理想是懂得前人的，却并不能要他定要再进一步，超过前人。物质世界可以日新月异，精神世界则否。……”（见钱穆《新亚遗铎》“从西方大学教育来看西方文化”一文）

      积累和贯通的对象当然是指那些称之为经典的东西，人类的文化和精神生活不可能凭空出现，必须建立在传统文化和思想之上。而经典是一种精心挑选的工具，我们需要利用它的一个理由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足够多的记忆能力去处理一切，所以，学习就应该主要是对经典的学习。没有对经典的足够掌握，是无法搞出什么创造性成果的，一位声名卓著的历史学家谈到：中国现代人文学者中有重要学术成果的人，绝大多数在中国传统国学上的造诣都很高。

      创新固然是重要的，但何为创新？其实，经典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以及它的所有相互联系的部分，都可以被认为具有无穷无尽的潜在意义。所以，在时间过程中出现的东西——由于原初的语境和语言的集合变得越来越久远——就是新的意义的产生，而这些意义在不断变化着，尽管产生它们的原典仍然没有改变。既然所有的著作都可以被看成一本大书，那么，就可以在这个整体久远的各个部分中找到新的共鸣和重复的观点，对任何诗句的最好的注释就成了另一首创新的诗。如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秦观的“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化用的是隋炀帝杨广的“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斜阳欲落处，一望黯消魂”。王勃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化用自庾信的“落花与芝盖齐飞，杨柳共春旗一色”。林逋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化用自前人“竹影横斜水清浅，桂香浮动月黄昏”。曹操的“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是化用自诗经《子衿》。

      与此观点相同的是以宋代大诗人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的理论，黄庭坚以唐诗的集大成者杜甫为学习对象，构建并提出了“点铁成金”和“夺胎换骨”等诗学理论，成为江西诗派作诗的理论纲领和创作原则，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宋代大诗人之一，黄庭坚对宋诗的影响甚至超过了一代大文豪苏轼。他主张以丰富的书本知识作为写诗的基础，认为杜韩诗文，“无一字无来处”（《答洪驹父书》），又说“词意高胜，要从学问中来尔”（《论作诗文》），并认为王观复的诗“未能从容”的主要原因是“读书未破万卷”（《跋书柳子厚诗》）。黄庭坚此言，与其说是否定创造性，不如说是主张改变生发创意的场所和素材。

      黄庭坚认为：“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诗意无穷，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黄庭坚本人的诗歌创作正是其“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的实践。欧阳修“我亦只如常日醉，莫教弦管作高声”到黄庭坚笔下就变成“我自只如常日醉，满川风月使人愁”更为精练紧凑；杜牧“平生五色线，原补舜衣裳”被引为“公有胸中五色线，平生补衮用功深”，五言变为七言，意韵更丰富了。黄庭坚说的“点铁成金”、“夺胎换骨”是一种具有独特创新意识的法则，对前人的句法、句律、典故、艺术文法加以熟参，以心悟人，化为我用。

       无独有偶，英国著名诗人托·斯·艾略特在他那篇著名的文论《传统与个人才能》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说：“我们称赞一个诗人的时候，我们的倾向往往专注于他在作品中和别人最不相同的地方。我们自以为在他作品中的这些或这些部分看出了什么是他个人，什么是他的特质。我们很满意地谈论诗人和他前辈的异点，尤其是和他前一辈的异点，我们竭力想挑出可以独立的地方来欣赏。实在呢，假如我们研究一个诗人，撇开了他的偏见，我们却常常会看出：他的作品，不仅最好的部分，就是最个人的部分也是他前辈诗人最有力地表明他们的不朽的地方。我并非指易接受影响的青年时期，乃指完全成熟的时期。”

      艾略特还认为：“传统是一个具有广阔意义的东西。它不是继承得到的。你如要得到它，你必须用很大的劳力。第—、它含有历史的意识，我们可以说这对于任何人想在二十五岁以上还要继续作诗人的差不多是不可缺少的。历史的意识又含有一种领悟，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历史的意识不但使人写作时有他自己那一代的背景，而且还要感到从荷马以来欧洲整个的文学及其本国整个的文学有一个同时的存在，组成一个同时的局面。这个历史的意识是对于永久的意识也是对于暂时的意识也是对于永久和暂时的合起来的意识。就是这个意识使一个作家成为传统性的。同时也就是这个意识使一个作家员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在时间中的地位，自己和当代的关系。诗人，任何艺术的艺术家，谁也不能单独的具有他完全的意义。他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对他的鉴赏就是鉴赏对他和已往诗人以及艺术家的关系。你不能把他单独的评价，你得把他放在前人之间来对照，来比较。我认为这是一个不仅是历史的批评原则，也是美学的批评原则。”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传统和经典的高度重视。

      艺术也一样，只有从各自历史发展轨迹的寻觅和贯通中，才能找到前进的方向。历史上伟大的文学艺术家，大都具有深厚的古典主义情怀，像斯特拉文斯基这位曾经以惊世骇俗的作品震惊大众的先锋派音乐大师，也在不同的创作时期，不断回到古典音乐的源头，找寻新的理念和灵感。那种完全背离传统的做法，往往是昙花一现的东西。有人说：“在艺术上，持久性要比独特性更为重要，集中的、瞬间的价值命中注定要被永久性所超越，”信哉斯言！如今流行的那些以颠覆传统为时髦的，所谓后现在的东西（如行为艺术），很可能会被历史所遗忘。

      所以，钱穆先生关于人文科学重在积累和贯通的观点是有道理的，在这个基础上，创新也就会水到渠成了，由此我们可以坚信：人文和艺术经典必将永存不朽！而那种在文学艺术中过于强调求新求变的做法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