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24日，在成都市西安中路附近一个小区里，有一个95岁的老人安详平静地去世了。长久以来，人们只知道这个文质彬彬的老人曾是成都量具刃具厂（以下简称“成量”）的总工程师，却不知道他是国学大师王国维的儿子，他也从未向人提及自己的身世。直到2006年，王慈明才被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黄奇逸意外“发现”。 2006年10月25日的《天府早报》有一篇题为《王国维之子成都默默生活50年》的报道中这样写道：“2006年5月份，黄奇逸教授同成都成量工具有限公司董事长夏义宝一起吃饭，两人对古文学都偏好，谈得很投机。‘王国维的后人在成都，就在我们厂里。’谈到国学大师王国维时，夏义宝无意中透露的一句话，让黄奇逸一惊。”该报接着报道了黄奇逸10月19日在望江公园与王慈明会面的情景。用黄奇逸教授的话来说：能够见到他，是意外之喜；发现他在成都，是成都学术界的一次震动。王国维的儿子原来已经在成都“隐居”了50年，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1956年3月，一机部给 “成量”派来了一位总工程师，来人叫王慈明，厂长杨亭秀不仅认识他，还曾与他一起在“哈量”共事过两年多，当时，杨亭秀是“哈量”的副书记，王慈明是总工艺师。杨亭秀看过王慈明的档案，知道他的父亲是国学大师王国维。王慈明调来“成量”后，曾经专门给杨亭秀打过招呼，请他一定保密，千万不要泄露他是王国维之子的消息。他认为，父亲的成就始终属于父亲，子女绝不应该把父亲抬出来炫耀。杨亭秀尊重他的意见，从没有将这事向别人透露过。因此，很长时间内，成量厂里都没有人知道他是王国维的儿子。

    王国维(1877-1927)，初名国桢，字静安，亦字伯隅，初号礼堂，晚号观堂，又号永观，谥忠悫。汉族，浙江省海宁人，中国近、现代相交时期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王国维早年追求新学，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把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形成了自己的美学思想体系。王国维与梁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号称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中国新学术的开拓者，连接中西美学的大家，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考古学等领域成就卓著。他精通英文、德文、日文，使他在研究宋元戏曲史时独树一帜，成为用西方文学原理批评中国旧文学的第一人。王国维先后娶两妻，前为莫氏，育有三子。莫氏病逝后，续弦潘氏，再育六子二女。王慈明是王国维的第五个儿子，为潘氏所生，生于19 1 5年。王国维先生辞世时，王慈明才十二岁。

    王慈明的童年是在父亲身边度过的，那时王国维任清华大学教授，因此，他平时生活中接触最多的就是清华大学教授的子女，小时候他们经常在一起玩耍，非常开心。七、八岁时他开始发蒙，但并未进正规学堂，而是由父亲王国维亲自给他讲授《左传》。据王慈明的姐姐王东明回忆，父亲对子女的要求显然没有对学生那般严格。每次父亲为她讲课，讲完了问她懂不懂，她点点头，当天的功课就算完了。要背诵的时候，因为她经常背诵得磕磕绊绊，父亲也只是“皱皱眉头”，不待她背诵熟练，就开始教新的课程了。王慈安小的时候，父亲忙于治学，也没有多少时间管他。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先生投湖自杀，王慈明那年才十二岁，这对他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一夜之间，他仿佛变了个人似的，不再是原来那个调皮幼稚的孩子了，突然懂事了许多。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年，王慈明就随母亲从北京搬回浙江省海宁老家。所以王慈明是在海宁上的小学，在嘉兴省立二中（现嘉兴一中）读初中，之后又在杭州读高中。虽然王国维在国学上的造诣极高，但他却没有让任何一个子女继承“衣钵”，因为他常感到在动荡的年代中做一名学人是如何不易，不但要时常经受时局动荡导致的颠沛流离和冲击，还时常为生计所困，因此，他希望儿女们都能凭借一技之长，不至于为生计担忧。尊重父亲的遗愿，王慈明1935年高中毕业后，考入了上海交通大学工学院电力系电机制造专业。四年后毕业，被招至昆明中央机器厂工作，从甲种实习生逐级晋升，直至工程师，一直在昆明工作到抗战胜利后才回上海。

    新中国成立后，王慈明被任命为昆明机床厂副厂长，重新回到昆明工作。1952年，他奉命从昆明机床厂调到第一机械工业部，为武汉重型机床厂项目选址。选址工作刚完成，1953年就又奉调去了新建的哈尔滨量具刃具厂，担任总工艺师。上世纪50年代初，他被评为一级工程师。1956年，王慈明被派到成都，参与筹建成都量具刃具厂，并担任成量总工程师。王慈明担任“成量”总工程师期间，曾主持对苏联的技术和工艺进行改进，他先后成功研制了滚刀测量仪、齿轮周节测量仪、电感测量仪、光栅尺、千分比较仪、万能测齿仪等量具产品，不仅填补了我国空白，还发展为成量厂又一大类主打产品。在他的主持和带领下，成量的多种产品获中国名牌产品称号以及国家质量金奖或银奖。1982年王慈明评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曾担任多届省人大代表。

    王慈明的工资比厂长杨亭秀还高，1968年就达到300多元，当时是厂里最高的，但他却过着与一般职工一样的简朴生活，从吃到穿没有一点点特殊。据一些老同志说，王总平时文质彬彬，对人极为谦和有礼，和工人们一起在食堂排队买饭、从不要求特殊待遇，从来不摆架子，更不会和人争吵，很宽容平和，职工们都很尊重他。

    王慈明曾住过的成量厂宿舍区66号院，是个普通的小院，楼下有一片葱绿的小园林，显得很清净。1994年，王慈明夫妻被分配搬入到这栋楼三层的一套两室一厅，房间面积仅有60多平方米，没有装修，一直保持着分房时的原貌。厂领导多次想给他换个大点的房子，让他们住得舒服点，可是他总是推说算了，之后就一直住在这里。他房间内的陈设非常朴素，最贵重的东西就是那台旧式彩电、影碟机和普通音响组合了。

    王慈明从小爱听京戏和古典音乐，一辈子也没有忘掉这癖好，音响组合是老人家听京戏和音乐的必需品。王慈明对电子兴趣很浓，家中订有电子类杂志。上世纪七十年代，他曾自己动手组装了一台电视机，那也是成量厂职工自己动手组装的第一台电视机，还引起了小小的轰动，邻居、同事闻讯都挤到他家观看。后来虽然年纪大了，但他对电子的兴趣丝毫未减。为了满足他的兴趣，儿女还专门为他买了笔记本电脑，老人经常上网浏览，偶尔还打打游戏，就像年轻人一样。直到他逝世前几年，才在子女们的“强制”安排下搬到一个条件较好的小区居住。

    王慈明的妻子顾华曾是苏州的大家闺秀，也在“成量”作技术工作，两人育有两子一女。大儿子王庆元曾是八里庄中学（后改为成都外国语学校）教师，二儿子王五一曾任蜀锦厂厂长，均已退休。小女儿王令尔，1 8岁那年母亲提前退休让她顶替进了成都量具刃具厂，到车间做了一名普通工人。由于王令尔工作认真，人又聪明，被厂里抽调去学习财会，后来成为了成量公司财务部部长。由于种种原因，王国维的后代中除了从事诗词校注的次子王仲闻，儿孙中就再也没有从事文史研究的了。

    1982年，王慈明的小女儿王令尔回过浙江海宁盐官镇西门内周家兜老家，当时老宅还是草房。2002年再回去，老宅已经修葺一新，快要认不出来了。作为王国维少年时代住过的老宅，现已成为了文物保护单位。当时，王令尔要进去，还被工作人员拦住要她买门票。同行的友人指着正厅安放的王国维半身铜像笑道：“自己的孙女回家来，还要买票，你看看是不是和爷爷长得一样？”王令尔也笑道：“大家都说，我们这一辈，就我和爷爷最像。”工作人员这才知道了来客的身份，连忙请他们进去。这个小误会，在家乡还一度成为笑谈。

    晚年的王慈明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因腿脚不灵便还坐上了轮椅，生活起居皆由一位老保姆护理。他一般上午起床，午后睡上两个小时，下午起床后喜欢上网，在网上漫游两三个小时，寻找自己喜欢的东西看看，累了就闭上眼睛休息一会，或者翻翻杂志、看看书。晚上，他还要看看电视、打打电子游戏。逝世前两年，王慈明常常一个人守在电话机旁，等候着身在台湾的姐姐王东明打电话聊天。王慈明很喜欢姐姐，自从1949年姐姐和母亲一起去了台湾，他们只在1987年在香港见过一次面。到了晚年，他更加怀旧思亲，只是由于身体衰弱，行动不便，不可能去台湾看望姐姐了，就希望互相多通电话，在电话里聊聊天了。或许是受王国维的遗传，王慈明记性特别好，九十多岁时，IP电话卡上1 6位数字，他还能一口气背出来。

    在成都低调生活了50年，除了组织上少数人知道他父亲是王国维，他从没有向其他人提起过自己与父亲王国维的事，就连子女也所知甚少。小女儿王令尔直到“文革”期间，才得知自己的爷爷是王国维。上世纪九十年代，一个研究王国维的国际组织在上海召开王国维学术研究会，他受邀参加了一次，那也是他参加的唯一的一次有关父亲的学术研究会。他虽然为父亲的成就感到骄傲，但是他决不想沾父亲的光，凭自己的能力立足于社会是父亲对子女的希望，也是他的原则之一。他从没有为父亲的名气所困，更没有为追逐个人的名利所累，一辈子默默为国家的工业化勤勤恳恳工作、奔走，把自己的智慧全部都献给了祖国和人民，他的人生恬淡而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