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一个苦命人。

    她自己常说，三岁时把外婆“克”死，六岁时把外公“克”死。一个南蛮子和尚说她生在初一，命很“毒”，“克”双亲。显然和尚的话毫无科学依据。可就是因为这句话，母亲一生都生活在无尽的自责中。每每提及，就忍不住落泪。外公离世第二年，由街坊通说，母亲入住奶奶家做了童养媳，那年她七岁。

    结婚后的母亲，生活并不幸福。父亲是一个念过私塾，当过兵的男人，打心眼儿里有点瞧不起母亲。记忆中，父亲主动和母亲说话的次数不多，还时不时对她发脾气。而母亲从来不和他吵。其实，无论和谁，吵架的事永远找不到母亲。母亲天生是一个劳累命。父亲二十多岁开始生病，犯起病来从炕上滚到地下，从地下滚到大街上，直到四十八岁做了手术才好转。在这期间母亲白天去田间劳作，抽空去医院看护父亲，晚上洗刷缝补衣服经常到半夜。可就是在如此忙碌中，她也会把屋子和小院收拾得干干净净，把破旧的桌椅擦拭得一尘不染，就连家里仅有一面残旧的铜镜，也经常泛着明亮的光。母亲的手很巧，她会剪头，会做过年时供奉的花样馒头，会编竹篮，会给出嫁时的姑娘绞脸……母亲的人缘很好，凡是左邻右舍说到眼前，她一定有求必应。

    母亲是善良的。有一次外出卖火烧，剩下一个烤焦的没人要，一天没吃饭的她本想留着在回家途中垫垫饥，可在路旁看到一个要饭的老人，她却毫不犹豫地把火烧给了他，自己硬是撑着走回家，晕倒在过道里。她总是说：“吃亏是福，老天爷是长眼睛的，他不会亏待好人。”我把母亲的这些话一直背在身上，大字不认一个的母亲是我生命中最珍贵的老师。

    母亲生我的时候已经四十多岁。在我幼小的记忆里，每当家里飘起馍馍香，每当母亲把街门一次次打开又关上；每当她心神不定，坐卧难宁的时候，就是在外上学的大哥大姐要回来了。母亲见到他们先是流泪，又微笑，微笑，又流泪。我当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大哥大姐要回校的头一天晚上，母亲几乎彻夜不眠，给他们赶做吃的，收拾行李。轻装回家的他们，走时就会被各种各样的包裹所包围：手里拎着的，肩上挎着的，背上背着的。我多少次想偷看一下那些鼓鼓囊囊的包里装的究竟是什么。可每当醒来时，它们就已经被母亲牢牢地拴在大哥大姐的身上。当然这一切后来也演绎在我的生命里。任何一个母亲，她的心都永远追随着自己的每一个儿女。

    多少年的岁月如流水一般弥漫而来，那些日子叠印出的潮水愈涨愈高，渐渐逼近，湮没了我。

    母亲老了。她的眼皮松弛，满脸皱褶，因年轻时劳累过度而佝偻的后背，使她的人萎缩了一截。父亲的突然倒下和瘫在炕上的五年，她的精神倍受打击和折磨。母亲脸上时常挂着泪痕，但在我们面前却从来没见她哭过。倒是父亲离去的那一刻，母亲哭得昏天黑地，似是把一辈子的伤痛和冤屈全部哭了出来。父亲离去的第二天，母亲瘫了，一句话也不说，牙齿和双目紧闭，浑身抽搐不止。在医院抢救醒来的那一刻，我分明看到了她眼角深处两道清晰的泪痕。

    阅读母亲已有几十个春秋，她就像历史文化长河中一部长长的史诗，我至今才读懂其中一个小小的章节。母亲真的老了。这次回家，是我把她扶起来的。瘦弱的身体弯曲着，像一棵被枝叶吸干养分，几近枯竭的树。手上青筋暴露，骨节突出，纵横交错的纹理似在诉说母亲一路走来的艰辛。但她注视我的目光还是那般慈爱和安详。我感觉自己还是个孩子。是的，有母亲的人永远是孩子，无论他有多大，多老。有母亲的人是踏实的，因为你无论走到哪里，都走不出她的视野，都有一根长长的线拉你回家。我常常不敢认真地打量母亲，因为从她身上，若干年后，我必定也会成为一个现在的她。我感到对时光流逝的恐惧，感到生命的紧迫，更蓦然懂得对幸福和拥有的珍惜。我禁不住拥着母亲，给了她一个深深的，完整的拥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