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三国演义》这部小说名著的迷人魅力，得益于各种戏曲和影视作品的广泛传播，三国史上的众多人物在中国真可谓是家喻户晓。人们津冿乐道于诸葛亮的智谋、曹操的奸诈、吕布的骁勇、貂蝉的美貌……每人都不乏有各自心仪的偶像。不过，倘若要大家从中找出一位公认最卓越的人物，恐怕就众口难调，不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国学大师钱穆是中国史学泰斗，他对此却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他推崇的三国第一人是——管宁。

管宁﹝158—241﹞，字幼安，北海郡朱虚﹝今山东省临朐﹞人。三国魏高士，自幼好学，饱读经书，一生讲学，不慕名利。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社会动荡不安。他与同县好友邴原等避居辽东。辽东太守公孙度热情招待，多方资助他。在辽东，他经常给人“讲诗书，陈俎豆，饰威仪，明礼让”，颇受人们爱戴。

223年﹝黄初四年﹞，经司徒华歆推荐，魏文帝曹丕下诏，召还他。在辽东居住达37年的管宁，于是携全家乘船还乡。临行前，将公孙度父子积年所赠礼物一并归还。回来后，在山坡上建起一座小楼，整日闭门攻读，勤奋著述。文帝诏封他为太中大夫，他托病不受。魏明帝曹睿即位，太尉华歆让位给管宁。明帝下诏，说他“耽怀道德，服膺六艺。清虚足以侔古，廉百可以当世”，欲授为光禄勋，但他上书委婉陈情，说自己德、功、才都不行，不能担负“栋梁之任”，又加年老身弱，恳求还乡。眀帝只好让他返归故里。

《世说新语》中记载了这样一则轶事：183年（东汉光和元年），华歆慕管宁之名，千里来访，二人一见如故，成为好友。有一次，二人一起“锄园得金”，管宁视之如瓦砾，弃于一旁。还有一次，二人“同席读书”，有位达官显贵坐着豪华的轿子从外面路过，他置若罔闻，照旧专心致志地读书，而华歆却面露慕色，跑出去看。华歆回来后，他把席割开，与华歆分开坐， 并说“子非吾友也”。此即传为佳话的“割席断交”、“锄园得金”。

东汉重视儒生，推崇名节，标榜忠义。但在这个王朝末期，宦官专权，政治黑暗，骇人听闻的“党锢之祸”严重打击了知识分子和士大夫，使他们对朝廷极其失望和厌恶。黄巾起义后，那些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的军阀如袁绍、刘表、公孙瓒等，其实都是当时的名士，但却没有一人出来匡扶汉室，他们都只为各自的利益争权夺势而已。政治的腐败，人心的浇漓，导致道德规范的严重失序，传统的儒家文化摇摇欲坠。那个著名的魏武三诏令，其唯才是视，不论道德品行的用人办法，就是明证。在这里我们也能窥视到，不仅是儒家文化，而且整个中国的传统文化都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中。在这个生灵涂炭的时代，人民大众悲惨生活固然令人唏嘘不已，而从历史的长远来看，中华民族危若累卵的精神文化世界更令人揪心。所以，在这个“礼崩乐坏” 的时代，管宁一生旳立身行事就具有了非比寻常的意义。

中囯传统的士人，对民族文化的重视超过了为一家一姓而“忠君报国”的理想。1233年，当金朝的首都汴京被元军攻破后，身为金朝士大夫的著名大诗人元好问曾写信给蒙古中书令耶律楚材，请他保护资助54名金朝儒士，酌加任用。在国破家亡的危急关头，他首先想到旳是中原文化的存续。他虽誓不仕元，却为了保存金朝史实和撰写金史，不顾他人诟病，而与元朝一些达官贵人交往。所以后代学者一致认为，《金史》与元好问关系密切，《四库全书总目》称“多本其所著”。无独有偶，明朝遗老著名史学家万斯同，拒绝应清政府的博学宏词科的征召，也坚决不要清朝给的七品俸的纂修官官衔，但却以“布衣”的身份参与了撰修《明史》。他们与管宁虽身处不同的时代，心中怀抱的却是同样的历史责任感，无论何种境况下，都把文化的存亡视为华夏民族的头等大事。

钱穆先生是一位在传统文化中浸淫极深的学者，对中国历史充满温情与敬意，一生为故国招魂。他推重管宁，称其为三国第一人，是因为管宁在国难当头之际，为保存、延续、发扬和践履华夏文化所作出的努力，体现了钱穆这位传统式的知识分子深切的人文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