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底，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开边农村信用合作社与人民银行开边服务所合属办工，实行“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统一使用人力资源，搬到开边寨子老街道办公。我担任营业所和信用社的出纳。和我在一起工作的同事有：李春温主任、路志俭会计、孟致祥会计、杨兴堂、苏有才（静宁人）。职工自己办灶，自己做饭。因为我最年轻，我常常自觉为大家擀面、蒸馍、烧开水，学会了做饭炒菜的烹调手艺和技术。我们隔三差五地杀鸡宰羊改善生活，每个月才花不到10元伙食费。在生产队买一只羊五六元钱，羊皮出售以后有时候反而长钱。那时候，除了银行、药材收购组两个单位外，还有镇原县化工厂在开边寨子老街道外，其他公社机关已经搬迁到了万城子新址。

1977年12月，有心提携转调我到行政事业单位工作的公社刘孝廉书记调走了，县委书记赵连升也调走了。面对各种局势变革和现实处境，结合自己的客观实际情况，我开始对自己今后的人生安排有了新的思考：第一，开始对于自己以后被推荐“上大学”的优势条件产生了怀疑；第二，对于自己靠关系“跳龙门”改行离开信用社的指望没有了多少信心；第三，24岁的自己在当时已经属于大龄青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第一次婚变100%的责任是在自己，是自己为了个人前途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迟婚期，致使使人家女方在渴望等待中发生了不该发生的故事，造成了痛苦伤害，反思中我也从良心上感到愧疚。加之父母亲、外爷外奶都催促我赶紧解决自己的终身大事，在压力非常大的情况下，便接受了重新说对象的良言劝说。从说媒到见面，再到结婚只有短短两个月时间，于1977年8月17日草草结婚。

结婚不到半个月时间，又谁知，1977年9月，国家恢复大学招生考试制度，不再搞所谓的推荐招生办法。我追悔莫及，试图亡羊补牢，动员妻子干脆来个“假离婚”，待我实现上大学梦想之后再复婚，她误解了我的意思，哭得泪人一般，给父亲哭诉说：“你的儿子不要我了！”父亲火冒三丈，大发雷霆，说：“把你个陈世美，憎三，我们人老祖辈没有出过这样的事情，你要是再忽嘫，我打断你的腿！把你娃叫回来安安稳稳地放羊！不信你怪的很！......”没有办法，我硬着头皮报名前去参加考试，成绩当然没说的。但是招生政策有规定：凡是考试成绩在录取分数线以上的考生，还必须进行其他条件的审查。在审查过程中，因为自己已经结婚两个月时间，不符合招生条件。当时的规定是：“老三届：1966年、1967年、1968年毕业的高中生，只要考试成绩达到或者超过分数线的，在审查中，婚否可以不作限制。”自己是72年毕业生，没有占上那个优惠政策。为此，包括招生办的工作人员在内，人人为我唏嘘惋惜。这就是我的命运——生不逢时，机遇每每和我擦肩而过，频频向我招手致意，但是一个个又和我无缘，这些机遇机会一个个向我挥手——再见！可望而不可即，一切都是“南柯梦”一场！就这样，我在开边信用社窝屈了整整10年光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