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父亲打电话，嘱咐他，来的时候不要忘了带上几斤花生米。电话那头儿，父亲连个迟疑也没打，一迭连声地答应着，行行行，没问题，反正家里的花生多的是，随你吃能吃多少。转过天，我去车站接他，是下午。密集的人流中，父亲背对着夕阳，坐在一堆大包小包组成的行李上，怡然自得地抽着“喇叭烟”，完全没有一个乡下老人初进城时的那种彷徨与困窘。以至于，到了年底回家，跟小妹聊起这件事，我还颇有些愤愤不平：他？简直比我还淡定呢，我眯着眼睛在人缝里四处踅摸，生怕一个不小心，就丢了他。小妹就哈哈大笑，直到笑得眼睛里漾出了泪花子，才举着筷子一边给父亲夹菜，一边叨咕：怕不是他装得吧？我紧跟着大笑：嗯，有道理。一边说笑，我还一边拍了拍父亲瘦弱的肩膀，对着炉火旁正专心炖着大鲤鱼的妹夫继续说道：要说咱这个爹在即墨汽车站的表现，一流演员也毫不逊色。谁知，还没换来妹夫的笑声，一直低着头“滋滋儿”喝酒的父亲说话了。他说：怎么，我去找儿子，还会担心儿子卖了爹不成？

  得，这句话一出口，直接堵死了一切疑虑。是啊，父亲千里迢迢从泰安来到即墨，还有什么好担心的？作为女儿，妹妹早在上车前好几天就千叮咛万嘱咐，不要中途下车，下车不要乱动，看好行李，别和陌生人说话……作为儿子，我更是天不巴明就急火火的赶到车站，尽管明知父亲的车要下午才到，依旧忍不住蹲在进站口，挨个车挨个车地仔细检查，生怕驾车的司机是一个急性子，提前半天就赶到了车站。之间，我还不停地和远在老家泰安的妹妹通电话：咱爹上车了？车走了？车上的电话是多少？给爹买了路上吃的了吗？晕车药吃了吗……到了最后，妹妹都烦了，直接嚷嚷我：你就放宽心，安安稳稳等着车到站就是了。

  我只好等着。初冬的天气，小北风飕飕地抽打着候车室的玻璃窗，就像不停地抽打着我不住挪动的脚步。我买了一份晚报，一本《读者》，候车室里看十分钟，进站口看十分钟，遇上车站管理员，又堆着笑脸打听车次的到站时间。车站管理员最初对我还好模好样，有问必答，一副充满耐心的大姐模样：嗯嗯，等着，还有四个小时，俩小时，快了快了……到了最后，不等我问呢，她就烦了，吼吼道：你真是等你爹还是等情人啊？问了八百遍了都！我只好卷起书报悄悄地溜到一边，瞥一眼进站口，瞥一眼“咯噔咯噔”踩着小皮鞋晃来晃去的管理员，只在心里叨咕：瞅你那样，你懂什么？我爹要是像你爹，我还会这么着急上火？

  说真的，我可没有一点儿对管理员的爹不敬的意思。管理员的爹我八竿子打不着，却也明白，他肯定是城里人，走过南闯过北，知道如何辨认方向，怎么样才不被人欺。可我爹不行。我爹一辈子窝在泰山脚下，大汶河边，不是那些年种菜卖菜，为了多挣几个养儿防老的钱，不得不蹬着自行车，三轮车进城蹲点，差不多他连城市什么样都不可能看得清。车误点了怎么办？临时方便，被落下了怎么办？晕车的时候吐了，被周围的人指责怎么办？那么多的行李，万一丢失了怎么办？

  那一时刻，我后悔无及。好好地，父亲在家里种着地，卖着菜，钱挣得虽然不多，却也足够他的开销。我何必非要一个电话又一个电话地催着他赶紧出来。我说，爹，这里活不重；我说，比家里挣得多；我说，你来了，咱们也好呆在一块儿，有个照应。爹最初还犹豫：好是好，花生还没收呢，麦地还没整呢，你的“老村长”还没着落呢，萝卜还没种呢……父亲的理由似乎很充足，但我明白，一辈子没怎么接触过城市的父亲，也许对此充满了恐惧。父亲每每喝了酒，就会提起一件事情，尽管我烦的不行，他却不管不顾。他说，他一辈子不进城也不想，进城一次，差点儿丢了儿子。他说，要不是他和姥爷拼了命地找，会落下一辈子的后悔。他还指着我的鼻梁训我：你说你，不在周村那家饭店里好好喝豆腐汤，你跑什么跑？如果赶上心情好，我就接他几句：我不是去方便嘛，迷糊了，又不是故意的。他的气门更大了：饭店里有茅房，还非得跑出去？看着他哆嗦的样子，我就自觉地乖乖闭上嘴。

  爹年轻的时候很能侃，虽说读书不多，却禁不住他记性好，听过的故事，戏曲之类，再复述出来，就别加了花样。可笑的更可笑，可悲的更可悲，平淡无奇的，则曲折惊险了很多。周村，我动完手术，不是他没日没夜地抱着我讲故事，怕不整个集体病房都会因为我的哭声而塌了架？记得一个《三个女婿走丈人家》，现在想来，平平无奇，却在那会儿，惹得满屋子人都竖起耳朵听，天南海北的病友们都夸父亲好口才。可那毕竟是他年轻的时候的事情了，现在的父亲，早已耳聋眼花，并且因了母亲早逝的缘故，心情积郁，沾染了少许的老年痴呆症。如果中途他有什么需求，或者临时想起给我和妹妹通个电话报个平安，而他自己又不会摆弄手机，他是不是会急得嗓子冒烟却又不知和谁开口？

  我望着进站口，想起了应该给父亲打个电话，就算漫游吧，那也比我这里干着急强得多。但是，没有打通，一遍遍地拨号，总是换来一个陌生女人“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的回应。迫不得已，我又鞠着笑脸找到管理员，在她的白眼中要来了车上的电话，一问，已经过了潍坊，很快就到即墨。我才拍拍胸口，舒了口长气。我和父亲说过，车过潍坊，差不多也就到了。父亲那会儿还满不在乎，知道，知道，你头遍电话让我去，我就查过地图了。我还夸他，原来你老人家也早想着来啊。他就嘿嘿地笑。小妹后来说，他早就想去了，天天坐卧不宁的，像是丢了什么宝贝东西，洗衣服，晒花生，收拾家里，针扎似地……

  关于这件事情，父亲在来到即墨的第一个夜晚，就和我说了实话：我还指望谁？要是不想来看看你，我吃饱了撑的，这么大老远跑来？说这话时，父亲的晕车后遗症还没缓过来，躺在床上，瘦弱的脸上黄不拉几的。我就嘿嘿傻笑，嘱咐他好好歇着，并拍着胸脯说，蛮能养得起他。他就不屑：啊，大老远来了，让我闲着？不干，不干。父亲的表情严肃地狠，但也狼狈地狠，因为还没说完，他就趴在床沿上又一次吐了起来。小妹也在电话里说，闲不住的人，你就不能让他闲着，会闲出病来的。于是，父亲仅仅休息了一天，便推起了小推车，满厂子里捣腾起货物来，有点儿工夫，就做饭，洗衣，倒垃圾，干的很带劲，整个让我成了大少爷。但是，说真的，不几天工夫，父亲消瘦的脸颊却也悄悄地红润起来。有一天晚上，还要和我掰手腕子，说要证实一下子他的力气是不是长了。

  看着父亲笑呵呵的一副期待的模样，我却忍不住心酸：人家的父母这把年纪了，都在逛公园，打太极，遛狗遛鸟，下棋说笑。我的父亲却要和我比掰手腕子，一种失败的感觉油然而生。父亲对此却满不在意。就像那天，我终于接到他的时候，一见我满脸的汗珠子，父亲还和那个“嘎登嘎登”四处转悠的管理员开玩笑：看看我儿子，急得什么似地。那一会儿，管理员小巧的嘴巴都成了“0”型，指着父亲的鼻子问我：你还真接的你父亲啊？然后，很麻利地招来一辆“黑出租”，嚷嚷着：半价15元，把他爷俩送过去，不许多要！司机还很纳闷，张了好几张嘴才问了一句：大姐，你亲戚？管理员已经转过了身子，很响亮地昂了一声。

  事后很长时间，父亲还深有感触地对他的那帮老伙计说：他儿子有出息了，连车站上的人都攀了亲戚……但我心里明白，我哪有那个本事？假如那天我接到的人不是我父亲，那个陌生的管理员怕不拿鼻子重重地“哼”我一声，才怪。

  父亲在即墨呆了一个多月，就回了家。我是想让他呆到年底，一块回去的。只是，厂里效益不好，他推小车的活儿也时断时续，后来，干脆就没有了。由于害怕他出了厂门之后回不来，我又严禁他出去转悠。几天时间，他就受不了了，唉声叹气地说，不想吃闲饭，不想坐大牢，不想天天圈在小屋子里，憋也憋死了。我一劝，他就闷头抽烟，要不满屋子里踱来踱去，好像就算在儿子跟前，吃闲饭也是一件丢人的事情。楼下，七十多岁的一位沂水的大爷劝他，大兄弟，就当出来散散心，急巴巴地回去干啥呀？父亲也是明里乐呵呵地笑，转脸继续耷拉脑袋。小妹打电话“恐吓”他，不到年底，她不接站。父亲就吼，不接拉倒，他自己转车……没办法，一个晴朗的早晨，我把他送上了回家的客车。发车前，也许是吃了晕车药的缘故，父亲始终低着头，除了一个劲儿地嘱咐我好好地，勤打电话之外，再没有言语。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只好偎坐在他的旁边，攥着他粗糙的大手，轻轻地拍打着。

  车窗外，荒草隔着车站的栏杆，丛丛簇生；车窗里，一些陌生的人影晃来晃去。一个卖报的女人很有耐心地挨个座位上硬塞着报纸，脸上挂着笑，不买却不行。父亲推了我一把，意思当然是为了节省一块钱。我只好笑了笑，把一兜的吃食塞进父亲怀里，偏着身子下了车。

  走出好远，再回头，我看见父亲正趴在窗口眼巴巴地注视着我。站门口，一阵“嘎登嘎登”的皮鞋声由远而近，很快，便又消失得无影无踪。